约1600多年前，一位行僧走在大西北的土地上，那时正值夕阳西下。在他身后，便是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一块又一块的石头突起，此起彼伏，犬牙交错。不经意间，他回首一瞥，在夕阳的余晖下，身后那些怪石竟像极了一座座佛像。佛祖的“显灵”，留住了他的脚步。这位行僧，用余生的精力，背依着石壁，一刀接着一刀，雕刻了莫高窟的第一樽佛像，这便是敦煌文明的起源。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在漫长的岁月里，千年间无数的雕塑，笔墨，色彩，故事跃然于此！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代代人的付出，汇聚成一条横跨古今，包罗万象的文明之河。
今天，亲眼目睹莫高窟之后，再来品读余秋雨的《道士塔》。余先生笔下文字的张力，确实令人倾佩。王圆箓确实是个目不识丁的人，但在他的笔下，不仅如此。洞窟的壁画太过昏暗，于是，拎来石灰桶开始粉刷。唐代的繁盛，宋代的风情，经文里的故事，消失在一抹白里。欧洲探险家的到来，编造了崇拜玄奘的鬼话。王道士便心安理得收下的极少的银币，感恩戴德的送走了英国、德国、日本等等这些不辞辛苦，千里之外赶来的探险家们。当然，随行的还有那一架架马车，车上是满满的经文，画卷，甚至雕塑。文化之河流淌千年之后，终于倒出了一个缺口，大量的河水外溢，正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架起一座管道，通往伦敦，通往巴黎，通往彼得堡，通往东京。藏经洞近六万册经卷，流失在海外的居然有近5万册。现在我们的学者，只能屈辱的从国外博物馆买来微缩胶卷，拿起放大镜，去品读千年之前，发生在中华大地各个朝代故事的些许片段。余先生的笔锋十分毒辣，赤裸裸的把王圆箓这个渺小，卑微的“中国农民”钉上了千古罪人的标签。让无数个未曾到过敦煌的人读到了他所犯下的罪恶，他所欠下的滔天文化之债。
一个人越在乎什么，越容易在它面前失去理性。越容易站在有失偏颇的天平上，去抨击所有不利于它的人或事。余秋雨先生是文化史学家，见到敦煌文明这样的“天物”被一个尘埃一样，愚昧无知的小人物所暴殄。自然生出嫉恶如仇之心。他笔下关于王圆箓的故事，也自然有些疏漏。
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那时的莫高窟黄沙淤积，破旧不堪。王道士正在清理某个洞窟的淤沙。忽见一面墙壁裂有一缝，敲之，里层似有隔间。于是乎，这堵尘封千年的土墙被打开，同时，一扇把敦煌文化和世界连接起来的门也被打开。王道士虽然目不识丁，但瞧藏经洞事有蹊跷，也能大概猜测其价值。于是乎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两次于沙海徒步50里找县令未果，又带着经书翻越800多里找到肃州的廷栋大人，这位廷栋大人随意翻阅之后，得出书法不如我的结论之后，也不了了之。后又冒险上书慈禧太后。可当时的清政府软弱无能，边外小城的几卷经书怎能让这头岌岌可危，即将沉睡的雄狮侧目。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自然对此失去了信心。加之外界探险家们的诱惑，后面自然而然的发生了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
藏经洞的问世对于中国古文化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无论谁去发现它，都是一次壮举。机缘巧合，此等功德由王圆箓完成。但文物失窃，此等罪恶同时又背负在他身上。有人说，如果不是这个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人发现藏经洞，如果当时的官员，政府能拿出重视，如果……可是没有如果，这，便是莫高窟的宿命。
今天，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景点一样，排着半个小时的队，用着不到五分钟，参观一个个记录着几百年历史故事的洞窟。我却只能看到，色彩鲜艳的雕塑，壁画。而它们所想表达的故事，所传递的信息，对此我就是个瞎子。我不是敦煌文化的爱好者，就是个装装逼的文艺小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