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成就了敦煌。
清朝末年，一个名叫王圆箓的湖北麻城人从肃州巡防军退役后，出家当了道士。他文化水平不高，道教知识也有限，于化缘途中来到莫高窟后，认为此地风水好，于是在窟区北段打扫出几个佛洞，办起了三清道观。王圆箓能说会道，很快聚齐一帮徒众，用化缘来的钱在莫高窟清理洞窟，广修功德。
1900年孟夏，一个在第16窟干活儿的杨某。休息时用芨芨草点燃旱烟，然后将燃尽的草棍插到墙壁里，结果发现插不到头。仔细敲敲墙壁，似乎是空的，于是他将这个发现偷偷告诉了王道士。是夜，王道士带领杨某打穿墙壁，发现了第17窟的藏经洞。17窟是16窟的耳室，是归义军时期都僧统洪䛒坐禅修行的地方，他死后，将这个地方改为他的纪念堂（影堂）。【注】都僧统是归义军官名。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除汉人外，不少藏僧也留在当地。张议潮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处理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设都僧统的官职管理僧人。洪䛒俗姓吴，吐蕃时任僧门都教授，协助张议潮起事。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敦煌起兵推翻吐蕃在河西的统治。洪䛒以其河西僧团最高领袖的威望与地位振臂一呼,僧兵蜂起，配合张议潮义军讨伐吐蕃。为了早日打败吐蕃，在张议潮克复沙州（今敦煌）后，洪䛒即派弟子唐悟真等随侍军府左右，为其出谋划策。可以说，张议潮在河西地区的军事胜利，与洪䛒僧团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归义军胜利后，洪䛒被敕封为河西释门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兼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衣。洪䛒为归义军祈福，为百姓求安，得到了河西民众的普遍尊敬，归义军政权上下也无不对之虔诚供养。洪䛒在此时期又开一大佛窟，即今敦煌莫高窟第16窟，亦称吴僧统窟。并在其甬道北壁开一禅室即第17窟。第17窟既是洪䛒的影堂，也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咸通三年（862），洪䛒溘然归化,弟子悟真等在其生前禅室塑其尊像以便时时凭吊。洪䛒塑像至今犹存。洪䛒结跏趺坐于长方形禅床上，身正神定，神情肃然。洪䛒塑像之后北壁绘一菩提树，枝挂净水瓶、挎装。树之左侧有执扇比丘尼一身，右侧有执杖近侍女一身。壁画与洪䛒彩塑像完美结合。两壁嵌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碑一通。十一世纪某个阶段，不知什么人将17窟堆满佛经、绢画、文书等，然后将洞窟封闭，在外修饰以壁画，彻底将17窟隐藏起来。直至被发现，这些文字资料完好的保存了900年。这些史料价值极高，使现在的人能够全面的研究当时的社会状态。
以上这些内容各种记载均一致，无异议。之后的事情各处记载侧重点略有不同，正好可以让我们从各个方面全面了解这件事情。
百度“藏经洞”词条：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1907年斯坦因首次来到敦煌，从藏经洞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1910年清廷下令把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并从王道士隐藏的写本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
藏经洞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被敦煌莫高窟主持王道士（王圆箓）发现的，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4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2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百度“王圆箓”词条：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王圆箓墓，它占地极广，正中设一白塔，由正方形矮栏包围，在月夜下发出冷冷的微光。王圆箓的法体就存放在白塔之内，他是一名道士，却尽毕生之功守护着一片佛窟，他洞启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门，却又无奈将中华瑰宝贱卖给外国掠盗者。后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斯坦因正是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2次骗取了大量敦煌文物。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百度“斯坦因”词条：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文献中亦见“司代诺”、“司坦囊”等。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边必备之书。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斯坦因在西方学界的地位极高，当代历史学家欧文·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誉之为。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但是在我国，斯坦因长期以来多被称为“强盗”，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却鲜为人提。斯坦因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中的文物毁于—旦，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地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摘录：
……在我初到敦煌不久，便听到……这种实物很值得去努力侦查一番。
5月间我回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在那里等候。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于捉摸。……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宗教的情感……我对于那位谦卑的道士一心敬于宗教，从事重兴庙宇的成就，不能不有所感动。就我所见所闻的一切来看，几年以来他到处募化，辛苦得来的钱全用于此事，至于他同他的两位徒弟几乎不枉费一文。
……王道士对于中国相传的学问一无所知，我在学术上的兴趣同他说是没有用的。……王道士虽然一身俗骨，佛教事物盲无所知，但是对于唐僧之热烈称道，正同我之于其他事物一样。……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到末了王道士为我的话所动，答应于夜间将密室所藏中文写本卷子悄悄地拿几卷交给我的热心的助手，以供我们的研究。……我们将几卷写本仔细加以研究，证明那是几种中文佛经，原本出自印度，而经玄奘转梵为汉……
在这种半神性的指示的影响下，道士勇气为之大增。
……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王道士至于留言的畏惧心情除去。我很谨慎的告诉他说将来我要捐一笔功德钱给庙里。但是他一方面惧怕于他的盛名有玷，一方面又为因此而得的利益所动，于是常似徘徊于二者之间。到末了我们成功了，这要归功于蒋师爷的谆谆劝谕，以及我之再三表露我对于佛教传说以及玄奘之真诚信奉。
……到最后他得到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
1914年我率领第三次探险队重到敦煌，据所闻报告得知京城命令实施时可痛可惨的那种特殊情状。……整个所藏的写本草草包裹，用打车装运。打车停在敦煌衙门的时候，被人偷去的就有不少。……所以运到北京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令人生疑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宝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见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