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雅月集】
词的平仄格式来源于近体诗的声律要求。近体诗要求一句中平声字与仄声字（上、去、入声）交错使用，以使音节抑扬起伏，避免单调。词由于句式差参不齐，从一字句到十一字句错综使用，因而平仄的格式比诗律更严格更复杂，“审音用字”非常讲究。后人把前人每一种词调的作品的句法和平仄分别加以概括，建立了各种词调的平仄格式，这就是词谱。
词也讲究对仗与用韵，总的说来，比诗要自由得多。唐五代、宋初文人词所用的词调基本上都是小令。以短章小词配合令曲，表现力受到很大局限。
五、词变
随着宋代“盛世”局面的到来，歌台舞榭间传唱的词，也呼唤着新声。宋仁宗时期，一生飘泊、沉沦潦倒而又精通音律的柳永与民间乐工、歌妓密切合作，创制了新的腔调，终于将体制短小、音促弦急的小令衍为体制宏大、音缓拍慢的长调，把词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词的篇幅拉长了，容量加大了，表现手段自然也推陈出新。柳永把汉赋辅张扬厉、纵情描写的表现手法大量运用到词中来，使词作层层铺叙、淋漓酣畅，并善于吸收民间俚俗语言，与前代文人词大异其趣，很快风靡一时，以至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北宋晚期的文人周邦彦在继承柳永的基础上，把慢词长调的创制带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他一方面继续创制新调，音声更为繁复多变，章法多出奇创新；另一方面由于他精通音乐，工于声律，所以整理词调，审音制律，使长调走向精严的格律化。他也有意识地摒除柳永词的“俚俗”，走上了一条“醇雅”之路———影响了整整一代宋词人。
柳永、周邦彦在词史上的贡献在于词法的扩展和完善，词风词境则仍不过花间月下、醇酒尊前、男欢女爱、离愁别绪之类的婉约柔媚词。这固然与词体的协乐而歌分不开，但北宋升平时代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经济的日益兴盛及因之而来的城市繁华富丽、歌咏升平的生活面貌才是北宋词坛一片“绮罗香泽之态”、“宛转绸缪之度”的深层次原因。
尤其是柳永的词，代表了城市市民文学，与重道、崇雅的正统文学大异其趣，纯粹是一种俗文学。 在狭小的视野里精细地描摹刻镂个人的恋情婉思，阻碍了词的进一步发展。词要获得新的生命力，就必须从“应歌”和“艳科”的圈子里走出来，拓宽意境，扩大表现功能，表达多侧面的思想感情。
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豪放杰出的苏轼身上。在他之前的范仲淹、王安石已把词的题材向宽拓展，苏轼则在题材、内容、风格、气势上都彻底为词体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一扫香软柔媚的儿女脂粉气，用词尽情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情趣和感慨，表现出强烈鲜明的个性色彩。词风慷慨激昂、豪迈雄壮。他打破词调的僵化，摆脱了音乐、声律对词的束缚。
南宋词人刘辰翁在《辛弃疾词序》中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词一出，因其作者的人望和文名，又因其高雅的词风，文人、士大夫对词（主要是雅词）的偏见逐渐消除，加入到作词的行列中来，宋词才由此走向了全面的繁荣。至此，词坛上婉约词与豪放词两大艺术风格也正式“分庭抗礼”，雅正词也逐渐取代了柳永以来俚俗词的支配地位。
词至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达到极盛。苏轼之后，北宋词坛仍以传统的婉约词为主流。北宋末年，官僚士大夫纵情声色、挥霍侈糜，词坛上充斥着颓靡之音。
“靖康之变”后，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文人再不能沉潜于剪红刻翠、浅斟低唱的创作中。收复沦陷的国土，解救苦难的人民，成为这场巨大民族灾难中振奋起来的爱国主义文学的主题。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自然不是婉约柔媚词风所能表达的。一些词人自觉地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慨倾注于笔端，以词的形式悲歌呐喊，走上了苏轼开辟的词体解放之路。
这就是南渡词人群，代表人物有李纲、岳飞、赵鼎、张元干、胡铨等。女词人李清照南渡以后婉约词的词风也有明显转变，融入了家国之恨。
在南宋成长起来的陆游、张孝祥等发扬南渡词人的爱国豪放词传统，词风进一步成熟。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豪放词高峰期的到来！他用词抒写积郁于胸的真情实感，表达收复中原、抗金救国的坚定决心，批判妥协投降政策，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他还写下了大量歌咏壮丽河山、描绘田园风情的作品。他进一步解放词体，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不仅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甚至在词中任意驱遣经、史、子、集，大量用典。他成功地吸取婉约词的艺术经验，在苏轼及南宋豪放词的基础上，形成了雄豪、博大、隽峭的“稼轩体”。他彻底打破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格局。此后，几乎所有的南宋词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稼轩体”的影响，向他的词风倾斜或渗透。稍后的陈亮、刘过，南宋后期的刘克庄，是辛弃疾后南宋豪放词的代表作家。
随着南宋苟安局面的形成，江南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南宋·文及翁《贺新郎》）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
江南水乡、西子湖畔的绰约风姿，临安城里的歌舞升平，再次为婉约词的复兴提供了温床。当然，辛派词人也创作过一些婉约词；南宋前期也有些人坚持着婉约词的创作，但总的说来，南宋前期是爱国豪放词统治词坛的时代，婉约词没有多少影响。直到姜夔出现，南宋婉约词才又大放异彩，获得生机。
在辛派豪放词的推动下，婉约词难再重蹈传统老路，必须选择一条革新之路。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及一些文人士大夫的实践，儒家“乐而不淫”、“温柔敦厚”的诗教之说逐步渗透到词坛中来，婉约词向着雅正方向演变。雅词的艺术追求是通过“雕琢之美”实现的，因而词的格律、用字更加工整完美。雅词不仅努力摒去传统艳词的“浮艳”、“淫佚”，而且着力表现士大夫文人“风雅清脱”的生活情致，并抒发他们对锦绣河山的热爱及家国、身世的感慨，从而部分地拓宽了词的题材。
姜夔存词仅八十余首，但几乎都是严肃认真与精雕细刻之作。他继承周邦彦格律精严的传统，又着力于新的发展；矫正了艳词的圆俗与软媚，又纠正了辛派末流词人的粗糙与叫噪，开创了幽韵冷香、骚雅峭拔的词风，影响了南宋后期的一批词人。
清人朱彝尊在《黑蝶斋诗余序》中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一体。”
汪森在《词综序》里也有类似的评论：“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亦夫、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箫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从而造就了南宋一大批婉约、格律词人。其中吴文英在词艺深化方面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开创出一种超逸沉博、密丽深涩的词风。辛弃疾、姜夔、吴文英鼎足而三，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风格体式，均已达到极致，堪称词史的高峰之巅。唐宋及后世所有的词人，都未能超出他们的成就。
《绝妙好词》收选的就是南宋婉约、格律派词人的作品。尽管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也有收录，但皆取其婉约、雅正之作。它的问世反映了当时词坛的风尚与选编者周密的艺术追求。本书在元明数百年间版本少有流传，不为世人所知。
———南阳-古雅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