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2)【1011】2024-8-22(2)
评点:直言上疏
自咸丰皇帝登基(道光三十年二月)至咸丰二年六月出京,两年多时间里,曾氏上了十四道奏折,其中谢折三道,例行公事五道,保折一道,进言奏疏五道。进言疏五道分别为:《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
奏疏,是大臣与皇帝沟通的最主要的渠道。奏疏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为禀报份内的工作,二为建言。建言折最见一个大臣的本色。或出于明哲保身,或因懒惰乏才,许多大臣虽身处高位,肩负重责,一年到头很少甚至根本不建言,实在推脱不了,则不痛不痒地应付一下。乾、嘉、道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一字怿嘉,安徽歙县人,其父曹文埴官至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乾隆四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官至体仁阁、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是三朝重要纂修文库的总裁。服官50余年,察言观色小心谨慎,深受朝廷信赖)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六字官道,的确是宦海戏水者的防身秘籍。
然而,曾氏却不是这样的人。
咸丰即位时年二十,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鉴于道光晚年朝政疲沓、国力衰弱的状况,他颇有一番振衰起敝bi(振兴事业,摆脱衰败,重振活力。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通过努力和改革,使一个已经衰败的事物重新焕发生机或活力。)的志向,登极之处便诏令内外臣工对国事多发表意见,以便择善而从,重振朝纲。做了十多年京官的曾氏一向关注国计民生,早就藏了一肚子话,借着这个机会,一年内,他连上了上面所列的五道建言疏。
在《应诏陈言疏》里,曾氏着重谈的是人才之事,提出作育人才的三个主要方面: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即皇上以身作则,臣工群相仿效,造成一股巨大力量,以便扭转世风。至于培养之道,曾氏提出来四条途径,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考察之法,即应改变现在的京官仅凭召见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官司道仅凭督抚考语的成习,建议加强监察,常年考核,鼓励人人建言,相互质证。
这道奏疏对时局的批评尖锐而准确,如:“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manhan(马大哈,糊涂又马虎)。”“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jianmo(闭口不言),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这些话因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很快便在朝野上下,京师内外不胫而走(无需推行,就已迅速地传播开去)。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便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军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这位侍郎从体制外去发现培养。
关于《议汰兵疏》,前信评点中已说过。至于《备陈民间疾苦疏》,则是向这位养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年轻皇帝,叙说了民间三大疾苦: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怨狱太多,民气难伸。在“怨狱”一节中,曾氏沉痛地写道:“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捏造事实加以毁谤或陷害)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超脱无累)。”“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改省案卷来京核对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差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古时省会所在的府为首府,这里指案件由上而下交至省城衙门各级),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同僚。共事的官吏)弥缝(设法遮掩或补救缺点、错误,不使别人发觉),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怨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司法上的黑暗腐败,对人心的动摇最为重大。看了这段话,便可知江南百姓为何背弃朝廷影从(如影随形,形容迅速依附)太平军了。
在《平银价疏》中,曾氏针对当时银贵钱贱之现状,提出几条纠正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颇类似于对规范货币体制一事献策。
五疏中最为大胆也最为风险的便是此信中所提到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氏针对这个年轻皇帝三种所谓的“美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背后可能出现的流弊。一为“谨慎”,将有可能导致琐碎。在指出近日几处失误实例后,曾氏劝皇上宜效法汉高祖、唐太宗,“豁达远观,罔wang苛细节(苛刻细小之处,放大芝麻之类小处说事)”。一为“好吉”,将有可能导致徒尚(舞弄)文饰(文墨)。曾氏列举了咸丰帝的几桩徒尚文饰的事例,尤其有一件事,想必皇上读来心中甚为不快。现照录如下:“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至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文人好名,皇帝也好名。曾氏此谏,无疑给二十岁的好名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它岂不恼火?
第三个所谓美德为“广大”,但若把握了分寸,则有可能“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防”。曾氏规劝皇上,用人行政之大权,不可自专,宜付军机处、六部九卿、科道百僚共商。且提醒皇上,当重用有风骨的直臣,不要听信阿谀拍马者的媚骨之言。
曾氏亦知此疏言辞过于质直(素质正直公正无私),故在折末特为写上:“此三者辩之过早,只在几微之间;若特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错而影响)卿陪(相伴),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谦词,竭尽我的蠢识),以抑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据野史上载,曾氏此疏果然引得龙颜大怒,恨不得杀掉这个大胆的乡巴佬以惩效尤。后来多亏大学士祁寯藻(山西寿阳人,字叔颖,一字淳甫,号春圃,晚号观斋。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大学士衔礼部尚书。道光十九年,曾奉朝命视察福建海防及禁烟事。生平提倡朴学,延纳寒素,士林归之。诗古文词均卓然成家。卒谥文端。)、左都御史季芝昌((1781—1861),字仙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官至军机大臣、闽浙总督。光绪初年,追谥“文敏”。季芝昌深得道光帝赏识,曾国藩、田雨公、钱振伦、杨重雅等一批名宦大家皆出其门下。)等人以“君圣臣直”的话来为曾氏开脱,才得以免去了这次无妄之灾。从此曾氏的建言疏再也不敢放肆直言了。
当老家的亲人们看到曾氏这道奏疏抄件时,也都为之紧张。其叔信中说:“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憨直太过。”其父后来为此事告诫儿子:“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
然而,曾氏的这五道奏疏,很快便传播天下,广播人口,为他赢得了“关心民瘼(民间疾苦)”“忠直敢言”等美誉,奠定了他日后办大事所十分需要的基础--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两句诗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