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2）【1011】2024-8-22（2）

评点：直言上疏

自咸丰皇帝登基（道光三十年二月）至咸丰二年六月出京，两年多时间里，曾氏上了十四道奏折，其中谢折三道，例行公事五道，保折一道，进言奏疏五道。进言疏五道分别为：《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

奏疏，是大臣与皇帝沟通的最主要的渠道。奏疏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为禀报份内的工作，二为建言。建言折最见一个大臣的本色。或出于明哲保身，或因懒惰乏才，许多大臣虽身处高位，肩负重责，一年到头很少甚至根本不建言，实在推脱不了，则不痛不痒地应付一下。乾、嘉、道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一字怿嘉，安徽歙县人，其父曹文埴官至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乾隆四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官至体仁阁、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是三朝重要纂修文库的总裁。服官50余年，察言观色小心谨慎，深受朝廷信赖）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六字官道，的确是宦海戏水者的防身秘籍。

然而，曾氏却不是这样的人。

咸丰即位时年二十，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鉴于道光晚年朝政疲沓、国力衰弱的状况，他颇有一番振衰起敝bi（振兴事业，摆脱衰败，重振活力。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通过努力和改革，使一个已经衰败的事物重新焕发生机或活力。）的志向，登极之处便诏令内外臣工对国事多发表意见，以便择善而从，重振朝纲。做了十多年京官的曾氏一向关注国计民生，早就藏了一肚子话，借着这个机会，一年内，他连上了上面所列的五道建言疏。

在《应诏陈言疏》里，曾氏着重谈的是人才之事，提出作育人才的三个主要方面：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即皇上以身作则，臣工群相仿效，造成一股巨大力量，以便扭转世风。至于培养之道，曾氏提出来四条途径，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考察之法，即应改变现在的京官仅凭召见三年一次的京察、外官司道仅凭督抚考语的成习，建议加强监察，常年考核，鼓励人人建言，相互质证。

这道奏疏对时局的批评尖锐而准确，如：“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manhan（马大哈，糊涂又马虎）。”“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jianmo（闭口不言），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这些话因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很快便在朝野上下，京师内外不胫而走（无需推行，就已迅速地传播开去）。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便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军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这位侍郎从体制外去发现培养。

关于《议汰兵疏》，前信评点中已说过。至于《备陈民间疾苦疏》，则是向这位养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年轻皇帝，叙说了民间三大疾苦：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怨狱太多，民气难伸。在“怨狱”一节中，曾氏沉痛地写道：“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捏造事实加以毁谤或陷害）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超脱无累）。”“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改省案卷来京核对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差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古时省会所在的府为首府，这里指案件由上而下交至省城衙门各级），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同僚。共事的官吏）弥缝（设法遮掩或补救缺点、错误，不使别人发觉），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怨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司法上的黑暗腐败，对人心的动摇最为重大。看了这段话，便可知江南百姓为何背弃朝廷影从（如影随形，形容迅速依附）太平军了。

在《平银价疏》中，曾氏针对当时银贵钱贱之现状，提出几条纠正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颇类似于对规范货币体制一事献策。

五疏中最为大胆也最为风险的便是此信中所提到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氏针对这个年轻皇帝三种所谓的“美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其背后可能出现的流弊。一为“谨慎”，将有可能导致琐碎。在指出近日几处失误实例后，曾氏劝皇上宜效法汉高祖、唐太宗，“豁达远观，罔wang苛细节（苛刻细小之处，放大芝麻之类小处说事）”。一为“好吉”，将有可能导致徒尚（舞弄）文饰（文墨）。曾氏列举了咸丰帝的几桩徒尚文饰的事例，尤其有一件事，想必皇上读来心中甚为不快。现照录如下：“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至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文人好名，皇帝也好名。曾氏此谏，无疑给二十岁的好名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它岂不恼火？

第三个所谓美德为“广大”，但若把握了分寸，则有可能“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防”。曾氏规劝皇上，用人行政之大权，不可自专，宜付军机处、六部九卿、科道百僚共商。且提醒皇上，当重用有风骨的直臣，不要听信阿谀拍马者的媚骨之言。

曾氏亦知此疏言辞过于质直（素质正直公正无私），故在折末特为写上：“此三者辩之过早，只在几微之间；若特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错而影响）卿陪（相伴），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谦词，竭尽我的蠢识），以抑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据野史上载，曾氏此疏果然引得龙颜大怒，恨不得杀掉这个大胆的乡巴佬以惩效尤。后来多亏大学士祁寯藻（山西寿阳人，字叔颖，一字淳甫，号春圃，晚号观斋。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大学士衔礼部尚书。道光十九年，曾奉朝命视察福建海防及禁烟事。生平提倡朴学，延纳寒素，士林归之。诗古文词均卓然成家。卒谥文端。）、左都御史季芝昌（（1781—1861），字仙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官至军机大臣、闽浙总督。光绪初年，追谥“文敏”。季芝昌深得道光帝赏识，曾国藩、田雨公、钱振伦、杨重雅等一批名宦大家皆出其门下。）等人以“君圣臣直”的话来为曾氏开脱，才得以免去了这次无妄之灾。从此曾氏的建言疏再也不敢放肆直言了。

当老家的亲人们看到曾氏这道奏疏抄件时，也都为之紧张。其叔信中说：“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憨直太过。”其父后来为此事告诫儿子：“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

然而，曾氏的这五道奏疏，很快便传播天下，广播人口，为他赢得了“关心民瘼（民间疾苦）”“忠直敢言”等美誉，奠定了他日后办大事所十分需要的基础--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两句诗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