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十九(5)【836】2024-5-13(2)
评点:一份绝密军事文件
这是曾氏结束客位正式做东南之主后,所上的第一道大奏折。实际上,他是一份最高战地统帅的战略部署计划书,在当时,属于顶尖级的绝密军事文件。在曾氏一生所拟的两千多道奏折中,此折也属于为数不多的最重要者之一。
两江原指江南省与江西省,康熙六年,析江南省为安徽、江苏两省,故两江实辖三省,即江苏、安徽、江西,而名则仍其旧。
辖地既广,更兼所辖之区物产富庶,地域重要,故两江总督素为直隶总督之后的第二大总督,在全国十八省督抚中举足轻重。眼下,太平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便是江苏南部和整个安徽省,且太平天国的都城便立在两江总督的驻地,洪秀全所住的天王府正是历届两江总督办公的衙门。
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在与清廷争天下,不如说在与两江总督争地盘,与其说两江总督在代表朝廷收复失地,不如说在为自己争辖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两江总督即代表着朝廷。有清两百年来的两江总督这个官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
朝廷最终将当今这个最为重要、最有权力的官位给了曾氏,曾氏在感觉莫名之中,自然深知责任之重大,厉害之攸关(youguan所关联)。他的这道奏折,无论是对新江督形象的树立,还是对朝廷决策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当时,从朝廷一方来看,江南的大溃败似乎是一夜之间的突发事件。他们既无心理准备,也无事先的防患措施,只有依靠在长江两岸作战的军队及其主要统帅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一旦将江督授予曾氏后,便把全部指望都放在他的身上,我们从短短数日内朝廷给曾氏连发四五道火急谕旨便可知。朝廷恨不得曾氏能收立马之效,将苏、常、锡等苏南重镇克复。曾氏这道奏折便是在事态既异常严重,而朝廷又更是万分焦急的背景下拟就的。从四月二十八日接到军机处廷寄,道五月初三日上这道折子,遂只有五天的时间,但关于用兵三吴(指吴郡,吴兴,会稽。是指代长江下游江南的一个地域名称。一般意义上的三吴是泛指江南吴地,例如苏州、常州、湖州、杭州、无锡、上海和绍兴等地。)的思考,却已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一则江南大营溃败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作为曾氏当时所处的情状,他与其部属们不会不考虑眼下的战局。二则,这个时间里他与胡林翼、左宗棠有过聚会一处“纵谈累日”(《胡林翼年谱》中语)的经历。“中兴四大名臣”中的这三位,很少有机会相聚在前线,这时同在安徽宿松,吊唁因太平军攻破杭州而自杀的浙江巡抚罗遵殿(1798-1860,字有光,号澹村,安徽宿松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九年,擢福建巡抚,未之任,调浙江。十年二月,贼由独松关逼杭州,湖南遣萧翰庆、李元度两军来援,翰庆战死,元度道阻不得前。贼壁城南山上,下临城中。乞师江南,未至,兵少,实不能战。浙西初经寇乱,人不知兵,议战议守,纷纭不定。会久雨,遵殿徒步泥淖中,守浃旬,城陷,仰药死,妻女同殉,诏予优恤。寻以御史高延祜奏劾遵殿不能御贼,罢其恤典。殁后第二年(即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准奏,以彰其“从容就义” 之节,赏骑都尉世职。子忠祜后封任安陆知府。清国使馆为壮节公罗遵殿立传并 入祀京师,以垂青史,永世流芳。),其谈话的主题必定是眼下的江南之战。所以,这道奏折绝不是危难时的急就章,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
针对朝廷数次上谕的主旨--“统带各军兼程前进”,曾氏提出自己统筹全局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为:
一、苏、常既失,提兵赴援便不再是急务,重要的是求立脚根本,对于湘军而言,眼下的根本是江西,故赶紧从湖南招募劲旅来江西防守。
二、必须改变过去由东面进攻金陵的做法,而是从西面进攻,步步为营,才能收最后之成效。故而眼下围攻安庆的部队不能撤,且明确指出,目前围安庆的这支部队,就是日后围金陵的部队。
三,指挥部由现在的江北宿松移驻到江南的安徽徽州、池州一带,并在南岸部署三支军队由西向东推进,不必骤然提师直插苏南。
这三个用兵要点,显然都与朝廷巴不得立刻收复苏南的焦急心情大不合拍,而是充分体现曾氏一贯“深沟高垒”、“稳打稳扎”的用兵原则。在危急之时,一个战地统帅能够不管中央的情绪,提出自己的一套行动方案来,这正说明该统帅临危不乱的品质:因胸中有数,才不会唯命是从;因定见(确定的见解或主张)定力强,才敢于坚持不同意见。
曾氏之所以有这份定识,意思基于历史的经验,一是鉴于眼前是现实。
历史的经验便是折中所说的:“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关于这句话,胡林翼也曾用相同的语言表述过:“古今谋吴、楚,必争上游,盖取高屋建瓴之势,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Jun(同“浚”,挖深之意,王濬为西晋初年名将,灭吴首功,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杨素(隋朝开国功臣)之造舟于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扞关(古关名。故址在今湖北长阳西)是也。”(《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致官文)
这种共识,无疑是曾、胡熟商后所得的。当年西晋大将军王濬从益州沿长江而下,先克武昌,继克建康(南京),最终灭掉东吴的历史往事,为当今湘军头领们所熟知兵着意效法。早在咸丰三年曾氏在衡州创办水师时便是牢记王浚灭吴的故事,后来在田家镇用烘炉板斧砍断太平军的拦江铁链,也是历史的重演。(刘禹锡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为什么要取西路进兵之法,而不能东路进攻呢?这是因为南京乃长江下游的一个大码头,这个码头是因为长江的缘故而形成,那么,夺取这个码头最省事的办法也只有依靠舟楫之力。靠舟楫,当然只能由上游取下游,也就是从西路挺进了。这就是曾氏所说的“形势”。
至于现实情况,是明摆着的,那就是东面军队多米勒骨牌似的惨局。东面进兵的战略方针的制定,要追根溯源的话,乃出于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既为咸丰皇帝和中枢那些满蒙决策者所共有,也是苏南那些文武官员的一致取向。据野史记载,当初建立江北江南大营,便是咸丰帝暗藏“汉人卖命,满人获利”的心机。至于苏南那些文武们,大多数也是抱着坐收渔利之心,在一旁观望上游湘军的苦斗,没有几个人是准备与太平军以死相争的。才子出身的江督何桂清便是他们的代表。
看出“祸福相依”这个客观存在,的确是中国哲人的一个伟大发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及苏南的溃败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倘若不是这场变故,苏南局面便依旧在何桂清、和春的掌管下,曾氏也便依旧只有在安徽打死仗的份,不仅仍然没有地方实权,不能确保湘军的粮饷供应,还要受到以咸丰为首的朝廷满蒙权贵的多方限制。如此所造成的后果,从朝廷方面来说,将推迟这场战争的结束,从曾氏和湘军方面来说,也便绝不可能有日后的独占辉煌。
为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局势及曾氏的军事部署,有必要把此奏中所提到的众多人物依出场先后作个简单介绍。
乔松年1815-1875:山西人,进士出身,时任两淮盐运史,办理江南、江北粮台,为江南江北两大军营筹划粮饷。
徐有壬1800~1860:顺天人,进士出身,时任江苏巡抚,太平军打下苏州时被杀。
许乃钊1799-1878:浙江人,进士出身,曾做过江苏巡抚,后被革职,时以三品顶戴帮办江南大营军务。
和春?-1860:满洲人,武员出身。时任江宁将军,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江北军务。江南大营溃败后,逃至浒墅关自身身亡。
张玉良?-1861年:四川(今重庆巴县)人,武员出身,时任广西提督,专办浙江军务。咸丰十一年,死于杭州战役中。
张芾1814~1862:陕西人,进士出身,曾做过江西巡抚,被革职,起复后再安徽襄办军务。
王有龄1810年—1862:福建人,捐纳出身,时任浙江巡抚。咸丰十一年,死于杭州战役。
向荣1792-1856:四川人,行伍出身,江南大营首建者。咸丰六年大营被击溃时任钦差大臣,逃至丹阳而死。
多隆阿1817-1864:满洲人,武员出身,时任荆州副都统。
袁甲三1806-1863:河南人,进士出身,时任漕运总督,督办安徽军务。
翁同书1810—1865:江苏人,进士出身,时任安徽巡抚,节制安徽境内各军。
杨载福1822-1890:湖南人,行伍出身,时以提督衔统领湘军水师。
彭玉麟1816—1890:湖南人,秀才出身,时以布政使衔统湘军水师。
周天受(?~1860:四川(今重庆巴县)人,行伍出身,时以提督衔总兵督办安徽军务。
陈玉成1837-1862,广西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受封英王,系统打江南大营战役的总指挥。
杨辅青?-1874:广西人,太平天国主要将领,受封辅王(太平天国天京城破后逃逸十年后在晋江被擒获处死)。
李世贤1834-1865:广西人,太平天国将领,受封侍王。
李秀成1823-1864:广西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受封忠王,时与陈玉成共同指挥再破江南大营之战役。
吴如孝约1815-约1864:广东人,太平军主要将领,受封顾王,时为张乐行助手。
张乐行1810-1863,安徽人,捻军总首领,自称大汉永王,后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受封沃王。
写作简析
以历史为鉴,以现实为衬,体察异于朝廷的用兵方略。奏折条理分明,文气壮盛。
要言妙道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 乃能成功。
目今贼焰方炽,人心大震,但求立脚之坚定,无论逆氛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