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十九（5）【836】2024-5-13（2）

评点：一份绝密军事文件

这是曾氏结束客位正式做东南之主后，所上的第一道大奏折。实际上，他是一份最高战地统帅的战略部署计划书，在当时，属于顶尖级的绝密军事文件。在曾氏一生所拟的两千多道奏折中，此折也属于为数不多的最重要者之一。

两江原指江南省与江西省，康熙六年，析江南省为安徽、江苏两省，故两江实辖三省，即江苏、安徽、江西，而名则仍其旧。

辖地既广，更兼所辖之区物产富庶，地域重要，故两江总督素为直隶总督之后的第二大总督，在全国十八省督抚中举足轻重。眼下，太平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便是江苏南部和整个安徽省，且太平天国的都城便立在两江总督的驻地，洪秀全所住的天王府正是历届两江总督办公的衙门。

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在与清廷争天下，不如说在与两江总督争地盘，与其说两江总督在代表朝廷收复失地，不如说在为自己争辖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两江总督即代表着朝廷。有清两百年来的两江总督这个官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

朝廷最终将当今这个最为重要、最有权力的官位给了曾氏，曾氏在感觉莫名之中，自然深知责任之重大，厉害之攸关（youguan所关联）。他的这道奏折，无论是对新江督形象的树立，还是对朝廷决策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当时，从朝廷一方来看，江南的大溃败似乎是一夜之间的突发事件。他们既无心理准备，也无事先的防患措施，只有依靠在长江两岸作战的军队及其主要统帅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一旦将江督授予曾氏后，便把全部指望都放在他的身上，我们从短短数日内朝廷给曾氏连发四五道火急谕旨便可知。朝廷恨不得曾氏能收立马之效，将苏、常、锡等苏南重镇克复。曾氏这道奏折便是在事态既异常严重，而朝廷又更是万分焦急的背景下拟就的。从四月二十八日接到军机处廷寄，道五月初三日上这道折子，遂只有五天的时间，但关于用兵三吴（指吴郡，吴兴，会稽。是指代长江下游江南的一个地域名称。一般意义上的三吴是泛指江南吴地，例如苏州、常州、湖州、杭州、无锡、上海和绍兴等地。）的思考，却已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一则江南大营溃败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作为曾氏当时所处的情状，他与其部属们不会不考虑眼下的战局。二则，这个时间里他与胡林翼、左宗棠有过聚会一处“纵谈累日”（《胡林翼年谱》中语）的经历。“中兴四大名臣”中的这三位，很少有机会相聚在前线，这时同在安徽宿松，吊唁因太平军攻破杭州而自杀的浙江巡抚罗遵殿（1798-1860，字有光，号澹村，安徽宿松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九年，擢福建巡抚，未之任，调浙江。十年二月，贼由独松关逼杭州，湖南遣萧翰庆、李元度两军来援，翰庆战死，元度道阻不得前。贼壁城南山上，下临城中。乞师江南，未至，兵少，实不能战。浙西初经寇乱，人不知兵，议战议守，纷纭不定。会久雨，遵殿徒步泥淖中，守浃旬，城陷，仰药死，妻女同殉，诏予优恤。寻以御史高延祜奏劾遵殿不能御贼，罢其恤典。殁后第二年(即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准奏，以彰其“从容就义” 之节，赏骑都尉世职。子忠祜后封任安陆知府。清国使馆为壮节公罗遵殿立传并 入祀京师，以垂青史，永世流芳。），其谈话的主题必定是眼下的江南之战。所以，这道奏折绝不是危难时的急就章，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

针对朝廷数次上谕的主旨--“统带各军兼程前进”，曾氏提出自己统筹全局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为：

一、苏、常既失，提兵赴援便不再是急务，重要的是求立脚根本，对于湘军而言，眼下的根本是江西，故赶紧从湖南招募劲旅来江西防守。

二、必须改变过去由东面进攻金陵的做法，而是从西面进攻，步步为营，才能收最后之成效。故而眼下围攻安庆的部队不能撤，且明确指出，目前围安庆的这支部队，就是日后围金陵的部队。

三，指挥部由现在的江北宿松移驻到江南的安徽徽州、池州一带，并在南岸部署三支军队由西向东推进，不必骤然提师直插苏南。

这三个用兵要点，显然都与朝廷巴不得立刻收复苏南的焦急心情大不合拍，而是充分体现曾氏一贯“深沟高垒”、“稳打稳扎”的用兵原则。在危急之时，一个战地统帅能够不管中央的情绪，提出自己的一套行动方案来，这正说明该统帅临危不乱的品质：因胸中有数，才不会唯命是从；因定见（确定的见解或主张）定力强，才敢于坚持不同意见。

曾氏之所以有这份定识，意思基于历史的经验，一是鉴于眼前是现实。

历史的经验便是折中所说的：“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关于这句话，胡林翼也曾用相同的语言表述过：“古今谋吴、楚，必争上游，盖取高屋建瓴之势，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Jun（同“浚”，挖深之意，王濬为西晋初年名将，灭吴首功，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杨素（隋朝开国功臣）之造舟于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扞关（古关名。故址在今湖北长阳西）是也。”（《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致官文）

这种共识，无疑是曾、胡熟商后所得的。当年西晋大将军王濬从益州沿长江而下，先克武昌，继克建康（南京），最终灭掉东吴的历史往事，为当今湘军头领们所熟知兵着意效法。早在咸丰三年曾氏在衡州创办水师时便是牢记王浚灭吴的故事，后来在田家镇用烘炉板斧砍断太平军的拦江铁链，也是历史的重演。（刘禹锡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为什么要取西路进兵之法，而不能东路进攻呢？这是因为南京乃长江下游的一个大码头，这个码头是因为长江的缘故而形成，那么，夺取这个码头最省事的办法也只有依靠舟楫之力。靠舟楫，当然只能由上游取下游，也就是从西路挺进了。这就是曾氏所说的“形势”。

至于现实情况，是明摆着的，那就是东面军队多米勒骨牌似的惨局。东面进兵的战略方针的制定，要追根溯源的话，乃出于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既为咸丰皇帝和中枢那些满蒙决策者所共有，也是苏南那些文武官员的一致取向。据野史记载，当初建立江北江南大营，便是咸丰帝暗藏“汉人卖命，满人获利”的心机。至于苏南那些文武们，大多数也是抱着坐收渔利之心，在一旁观望上游湘军的苦斗，没有几个人是准备与太平军以死相争的。才子出身的江督何桂清便是他们的代表。

看出“祸福相依”这个客观存在，的确是中国哲人的一个伟大发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及苏南的溃败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倘若不是这场变故，苏南局面便依旧在何桂清、和春的掌管下，曾氏也便依旧只有在安徽打死仗的份，不仅仍然没有地方实权，不能确保湘军的粮饷供应，还要受到以咸丰为首的朝廷满蒙权贵的多方限制。如此所造成的后果，从朝廷方面来说，将推迟这场战争的结束，从曾氏和湘军方面来说，也便绝不可能有日后的独占辉煌。

为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局势及曾氏的军事部署，有必要把此奏中所提到的众多人物依出场先后作个简单介绍。

乔松年1815-1875：山西人，进士出身，时任两淮盐运史，办理江南、江北粮台，为江南江北两大军营筹划粮饷。

徐有壬1800~1860：顺天人，进士出身，时任江苏巡抚，太平军打下苏州时被杀。

许乃钊1799-1878：浙江人，进士出身，曾做过江苏巡抚，后被革职，时以三品顶戴帮办江南大营军务。

和春?-1860：满洲人，武员出身。时任江宁将军，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江北军务。江南大营溃败后，逃至浒墅关自身身亡。

张玉良？-1861年：四川（今重庆巴县）人，武员出身，时任广西提督，专办浙江军务。咸丰十一年，死于杭州战役中。

张芾1814～1862：陕西人，进士出身，曾做过江西巡抚，被革职，起复后再安徽襄办军务。

王有龄1810年—1862：福建人，捐纳出身，时任浙江巡抚。咸丰十一年，死于杭州战役。

向荣1792-1856：四川人，行伍出身，江南大营首建者。咸丰六年大营被击溃时任钦差大臣，逃至丹阳而死。

多隆阿1817-1864：满洲人，武员出身，时任荆州副都统。

袁甲三1806-1863：河南人，进士出身，时任漕运总督，督办安徽军务。

翁同书1810—1865：江苏人，进士出身，时任安徽巡抚，节制安徽境内各军。

杨载福1822-1890：湖南人，行伍出身，时以提督衔统领湘军水师。

彭玉麟1816—1890：湖南人，秀才出身，时以布政使衔统湘军水师。

周天受(?~1860：四川（今重庆巴县）人，行伍出身，时以提督衔总兵督办安徽军务。

陈玉成1837-1862，广西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受封英王，系统打江南大营战役的总指挥。

杨辅青？-1874：广西人，太平天国主要将领，受封辅王（太平天国天京城破后逃逸十年后在晋江被擒获处死）。

李世贤1834-1865：广西人，太平天国将领，受封侍王。

李秀成1823-1864：广西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受封忠王，时与陈玉成共同指挥再破江南大营之战役。

吴如孝约1815-约1864：广东人，太平军主要将领，受封顾王，时为张乐行助手。

张乐行1810-1863，安徽人，捻军总首领，自称大汉永王，后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受封沃王。

写作简析

以历史为鉴，以现实为衬，体察异于朝廷的用兵方略。奏折条理分明，文气壮盛。

要言妙道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 乃能成功。

目今贼焰方炽，人心大震，但求立脚之坚定，无论逆氛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