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偏远的农村，村民思想饱守，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长辈们都没读过什么书，所以也不太注重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来说。
我们家族小辈众多，总共加起来不下二十个，其中只有五个女孩子，我大伯家两个，大堂伯家一个，二堂伯家一个，再加上我一个。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大堂伯和二堂伯的姑娘就已经南下两三年了，那时候她们才刚刚十五六岁，她们都只上到了小学四年级。我的那些堂哥们则不一样，他们上初中的上初中，升高中的升高中，奔大学的奔大学，大人们总是勒紧了裤腰带，百分百支持，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女孩子知事早，心疼父母，有的是自愿下学以减轻父母的负担，有的却完全是为家境所迫，我的三堂姐便是后者。
我的三堂姐在家里排行老二，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她学习刻苦用功，在家任劳任怨，为人温顺恭俭，是我们所有小辈的楷模。三堂姐比我大二岁，她的妹妹晓慧和我同岁，我们上四年级时她刚好上六年级，小学的四年里，都是她领着我们一起上的学，我们都很喜欢她。
我们村没有条件办中学，小学毕业的孩子都会选择到镇上去读寄宿中学。我们总是爱听堂哥们讲他们在学校的生活，镇上有宽阔的大马路，鳞次栉比的商店，学校楼宇众多，花团锦簇，这些都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成了我们用功学习的催进剂。堂哥们比我们大的太多，他们很少愿意理我们这群小姑娘，三堂姐不一样，我们都是女孩子，年龄又相仿，如果她能顺利的升入中学，我们就能一次听个够了。四年级最末的那个月，我们都满心以为三堂姐会成为我们家族第一个到镇上去读书的女孩，所以我们总是整日的围在她的周围，缠着她给我们讲她从堂哥们那里听来的关于初中学校的故事。三堂姐非常的好学，每次和我们谈到升学的事时，她的脸上都会闪着耀眼的光芒。
我的爷爷是村上书记，父亲又有木工手艺，家里田地收成又还可观，所以我们家的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富裕。那时候，村上刚刚开始时兴装家用座机，爷爷是领头人，我们家便成了队里第一个有固定电话的人家。从那以后，队里有一半的人都开始来我们家里借用电话，族里人就更不用说了。黑白电视在村里刚刚普及，外出接活的父亲又从城里采买了一辆21英寸的长虹彩电，从那以后，我们家又成了除茶馆以外，村里最热闹的人家，一天到晚，总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我家看电视。
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在深圳服装厂里工作的大堂姐打来的，她没有叫大娘接电话，却说是有要紧事找三娘。我跑到三娘家的时候，三堂姐正椅在门框上看夕阳，她的眼睛红红的，目光呆呆的，好像刚刚才哭过，而且很明显的有心事。
“三姐！”我叫她道，“大堂姐来电话了，说是找三娘有事！”
三堂姐抬眼看了看我，满脸的敌意，她并没应我的话，反而赌气般的一抽身走了。
我没功夫多想，跑进厨房把正在做饭的三娘叫了出来。三娘的脸色也很难看，她一听我的话，冲进堂屋里叫了一声三堂姐，便飞一般的向我家赶来。
三堂姐没有跟上来，三娘叫我去后院寻人，我遍寻了院子的每个角落，却依旧没有发现三堂姐的踪影。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亦亲亦友，最后，我在屋后的小河边发现了她，每次心情不好时，三堂姐就会去河边丢石子。她半蹲在小河边，眼神茫然的望着前方，时而低头扯地上的草尖，时而拽着石子往水面上掷，她的背影掩映在河边草丛里，看着非常叫人心疼。
“三姐，”我在背后唤她道，“三娘要你去接电话。”
“不去！”三姐倔强的说，把所有的气撒到了我身上。
“你怎么了？”我在背后小小心心的问她。
“不要你管！”三姐重重的说。
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远野里笼起了很大的雾，黄牛长哞，蛙声片片，树木渐渐晕成一片黑影，天眼见要黑了。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静静的站在她的身后，陪着她，守着她，就像她小时候为我们做的一样，我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
不多时，三娘也来了，她支退了我，说有事要找三姐谈。我假装进了院子，绕到她家的大门，穿过屋旁的小巷，闪身进了丛林，躲在了离她们不远的一颗桑葚树下。
“妈也没有办法，”三娘半蹲在三堂姐旁边，“妈但妨有办法，也不会提这个话，你哥哥马上要考高中，你妹妹还小——”
“可是——妈”，三堂姐打断三娘的话，她怔怔的望着水上的圈圈涟漪，然后摇摇头，欲言又止，“算了！”
“妈知道你心里苦，”三娘晓之以情，“但是做衣服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出路，你看看你大姐二姐，她们在外面赚得到钱，哪回回来不是有吃有穿的，你保准比在家里过得好。”
“可是妈——”三堂姐猛的转头，倔强的看着她的母亲，“为什么是我？我的成绩也很好啊！”
三娘不说话了，她深低下头，过不久，我看到她用袖子挡着脸，正在暗自里偷偷抹泪。
“你大堂姐说了，”三娘站起来沉沉的说，“厂里现在正在在招工，紧早不紧迟，你在家准备个把星期，妈送你到镇上裁缝师傅那去学手艺，下月你大堂姐回家相亲，你正好随她一起去。”三娘说完这些话，也没等三堂姐应声，便转身走了。
天已经大黑了，一轮浅浅的勾月挂上了树梢，天上繁星点点，萤火虫在草丛里忽闪不定，夜色是那样的美，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我静静的看着河边三堂姐的背影。水声已经止住了，整个空间静的让人压抑，许久以后，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之声从河边传来，夜色朦胧中，三堂姐的肩膀抖动如同筛糠，我很想跑过去安慰她，但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那之后的前三天里，三堂姐都没有出过房门，每次我们要来去邀她一起玩时，都会被三娘制止。没了三堂姐的带领，我们这群小姑娘什么也干不成，钓龙虾我们使不动钉耙，抓不着蚯蚓，摘桑葚我们没胆量爬树，只得用竹篙敲了捡地上的，组队跳绳我们编的草绳子总是半途散架，一向趣味无穷的暑假突然变得单调无聊起来。大家都觉得特别扫兴，便只得窝在我家里跟着大哥哥们看《黄飞鸿》。我们理解能力有限，又没有男子汉的那种豪情，看的并不十分有味。大哥哥们手上有没用完的生活费，他们常常会集体请吃冰棍，那才是我们愿意整日里和他们挤在一起的真正原因。
第四天下午时，三堂姐居然满面笑容的来了，她笑得是那样的甜，看着叫人心疼。晓慧性格大大咧咧，早将她姐要下学的事传了个遍，大家一见了三堂姐，都主动的给她让出了一条道，我们女孩子赶紧围了上去。
三堂姐又变得多言开朗起来，仿佛那三天的闭门不出完全就不存在一样，她很大方的告诉我们，下星期一她就要到镇上裁缝师傅那去学手艺了，也许过不了一个月，她就要跟着大堂姐进城挣钱了。我们这群小姑娘没心没肺，都在一旁闹着要糖吃，仿佛三堂姐已经挣到了钱一样。我也很想跟着她们一起闹，可是我怎么样也忘不了那天在小河边看到的场景，三堂姐落寞的背影，抖动的肩膀，沙哑的哭声，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三堂姐心里苦啊！
大堂伯的儿子大堂哥是从城里回来的大学生，他手上的零用钱最多，为人又大方，那天他不单请我们每人吃了一个冰棍，还余外称了五斤瓜子。大家都欢喜不叠，只有我一人叫苦连连。
自从我们家装上了大彩电，我爸妈的房间便成了大家的集体放映室，人多物杂，无论再怎么频繁收拾，房间里也永远都是那么的乱，地上也总有扫不完的垃圾。暑期正好赶上农忙，大人没闲功夫收拾，便将这个重大的任务交到了我身上。
《黄飞鸿》是一部典型的剧情片，大家都看的特别入神，女孩子们喜欢看其中古装扮像的美女，也很少会分心。每次我扫地，要大家挪脚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从不离开电视。
我像往常一样从屋子的最里面向外扫，瓜子壳很多，震的到处都是，我不得不低头里去清床底和那些难扫的边边角角，就在我扫到最外的床边时，我偶然里从床脚扫出了一团钱，最外包着的是一张老版的二十，里面有多少看不清。大家频繁的在我家出入，或多或少都会落下东西，这样的情况我已见怪不怪，我抓起那把钱，起身冲大家嚷道：“谁掉钱了吗？”
我站在大家背后的床脚，前面正好有个衣座拦着，大家也许是没看到我，也许是没听清，也许是看的太入迷，根本就没人应我。好奇心促使我打开了那把钱，里面还包了一张十块，一张五块，三张一块，总共有三十八块，就在我举起钱准备再次询问时，一个自私的念头突然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想起了自己锈迹斑斑的文具盒，想起了干油已久的彩色水笔，想起了已经抄满的歌词本，我小小心心的望了望前面的人群，将钱顺势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地扫完了，我回到人群中，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我看着电视上那些色彩鲜明的人物图像，满脑子都是丢钱人知道丢钱后焦急找钱的身影，即使丢钱的不是我们家族的人，我也心不能安。我很想问究竟是谁丢了钱，可是手揣在口袋里，我怎么样也问不出，大家会怎么想我呢？即使现在交出了钱，大家见钱是从我口袋里掏出来的，也会明白我曾经有过私心。我想起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儿歌，想到了拾金不昧这个成语，想起了每次将捡到的东西还给伙伴们时他们脸上感激的神情，愧疚盈满了我的心，我觉得我变坏了。
时间被无线拉长，我如坐针毡，终于挨到饭点了。大人们纷纷跑到我家来喊人，人群逐渐减少，没人提丢钱的事，我定了定心，将钱藏到了我房间的饼干盒里。
我心不在焉，所以吃的特别慢，天已经大黑了，我却仍旧还捧着饭碗在房间里看动画片。我总希望时间能快点过快点过，这件事能早点翻篇，如果早知道捡钱是一件这么让人难受的事，打死我我也不会动私心，可是一切已经追悔莫及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的饭碗刚刚见底的时候，三堂姐急冲冲赶来了。她一进门就问我有没有捡到钱，说她今天掉了三十多块钱，那是她妈妈准备送给镇上裁缝师傅的礼钱。我惊的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手里的碗应声落地，哗啦啦散了一地。
“你怎么搞的？”我问，“怎么掉这么多钱？”问这句话时我是真心的，我怪她的粗心，更怪自己一时的私心居然伤害的是我最喜爱的大姐姐。
我的反应太大了，三堂姐仿佛看出了一点什么，她死命的注视着我的眼睛：“你到底有没有捡到我的钱？”
“没有！”我用坚决的回答掩饰自己内心的心虚，“我真的没看到啊！”
“那你赶紧帮我找找！”三堂姐显然已经完全相信了我。我怀着复杂的心情，陪着她一起找遍了屋子的每个角落。三堂姐脸上的失望溢于言表，我真想冲到我房间将钱翻出来交给她，但只是迈不开步子，我太在乎她，更在乎将事情和盘托出后别人看我的眼神，我是一个小懦夫，我没有勇气这么做。
三十八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时候，我们小孩子一天的零用钱是两角钱，一碗热干面的价格是五角钱，三十八块钱对大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我们小孩来说更是一个天大的数目。大伯家境不好，三堂姐心里要面对的压力，绝对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不多时，三娘也来了，一见地上的碗屑，又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大人经的事多，心里早已猜着了八九。我爸妈和爷爷奶奶也很快赶了来，大家把我围了个里外三层，都质问到底有没有捡到三堂姐的钱，说她今天就来过我家，一回家发现钱丢了，一路找过来都没有，一多半是落在了我家。
“没有！没有！”我遥着头，眼泪都被逼出来了，“我是真的没有捡到三姐的钱！”面对这么多人的质问，我更没勇气将钱拿出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是一个好孩子，从我将钱装进口袋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大家看着我委屈的神情，立马就心软了，都争相的过来安抚我。三娘的脸色也渐渐的变的柔和起来，我的好孩子形象成功的骗过了大家，没人再怀疑我，而是转而将矛头指向三堂姐，怪她不该那么粗心丢了钱。
“儿啊！”三娘手扶在三堂姐的胳膊上，“妈是卖了家里自留的口粮才有的这三十多块钱，你哥哥报名要钱，你妹妹报名也要钱，等你外出那天，妈还要设法给你弄钱，你说——”
三娘的话还没说完，三堂姐的眼泪早已顺着眼眶漫了出来，在她的白旧T恤上晕出了两块手掌大小的暗影。我爷爷看不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说是借给三娘急用，等她们手上富裕了再还。三娘推脱不过，接过钱，牵着三堂姐走了。
我跑到家门前的台阶上，看着三堂姐低着头跟着她母亲向前走去，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我看着三堂姐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天早上，我正在家门前帮奶奶择菜，三娘领着三堂姐大包小包的走了来，说是要送三堂姐去镇上学手艺。三堂姐跟在她母亲后面，斜背着她的布挎包，曾经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本，如今却满胀着布料衣衫，三堂姐眼框红红的，眼里满是抑制不住的忧伤。
我跑过去，牵起她的手，深深的对她说：“我会想你的！”
三堂姐摸了摸我的头，千叮万嘱，叫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好好读书。我怀着愧疚和感激的双重情绪，认真的点了点头。
夜里躺在床上，我怎么样也睡不着，饼干盒里的那三十八块钱像千斤巨石般的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忘不了三堂姐在河边孤单无助的身影，忘不了她在我家流下的眼泪，我没有勇气拿它们去买我喜爱的文具盒彩笔笔记本，也没有勇气将它们付之一炬，这件事已经彻底翻篇了，没人会再怀疑我，更不会有人再因为这件事而责备我，只是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本身就是对我最好的惩罚。
第二天上午，我揣着那三十八块钱，操着一把小铁铲，借着挖蚯蚓的茬，来到屋后竹园。竹园很大，凉风习习，竹叶在枝头跳着绝美的舞步，窸窸窣窣，像极了人的脚步。我做贼般的环顾四周，用铲子飞快的掘了个洞，将那三十八块钱用塑料袋包好，按进了洞底，埋了起来，如同埋葬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以为我的记忆也会随之一同埋葬，可是不成，每当夜深人静，三堂姐孤单无助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提醒着我曾经犯下的错误。
两年后，我顺利的升入了初中，三堂姐也渐渐的放下了心里的执念，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我们的童年，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就这样永远的被定格在了时光深处。我们一年里大概会见一两次，距离带来了生疏，成长衍生了烦恼，我们都不再是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了。每次看到三堂姐时，她都穿着光鲜，脸上洋溢着迷人的笑容，然而我却总觉得那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欲盖弥彰，半途而废的学业，是三堂姐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此生难忘的灰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