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从宏观上简略扼要讲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为我们梳理了文明发展的脉络。接着以明朝为主，为我们详细梳理了历史的脉络，让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不仅告诉我们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产生了什么后果。
书中，作者李晓鹏告诉读者，王朝崛起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而覆灭的原因则不尽相同。
秦朝独尊法家思想，刑罚过于残暴，人民不堪忍受，终于二世而亡。汉朝立国之初，吸取秦朝的教训，与民休养生息。除了治安之外，基本不搞其他的事情，更加没有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文景之治”成了事实上的“黄老之治”。
汉朝前期尊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很多事情官府不管，不作为，就会有人占便宜钻空子。结果豪强横行，人民生活困苦。《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富者必用奇胜”，“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文景之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董仲舒的话，“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壮大，为汉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一、“察举制”的建立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察举制”是汉武帝下诏开创的。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各级官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亲自出题，考以天下治理之道，合格后任命官职，有一百多人参加策问。其中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武帝对董仲舒的对策非常赞赏，将他派到哥哥“江都易王”刘非那里担任国相。
丞相卫绾上奏说：“目前所举的贤良之士，或是法家信徒，师从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或是苏秦、张仪的信徒，治纵横家之学。这些人扰乱国政，应该罢免。”汉武帝采用了他的建议。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后世普遍认为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始，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汉武帝的领导班子里并没有儒家学者，董仲舒也一直没有在中央政府担任过官职。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于西汉初期的几位君主都主张道家的无为思想，奉行黄老之术，武帝更是“颇好方术”，更加由于武帝的祖母窦太皇太后推崇道家，导致在当时朝廷的儒道之争中，儒家一直被压制，处于下风。
五年之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儒家于是重新得势。十一月，汉武帝下令，要各郡县推荐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建议，二千石以上官员，每年推举孝者、廉者两人，被汉武帝采纳。后来，这种制度通称为“举孝廉”，成为汉代察举制最重要的科目。
孝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曰，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故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西汉会要·卷四十五选举下》
由于在制度上确认了荐举孝廉的人数，所以后世通常把“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作为“察举制”正式建立的年份。
察举制中，“孝”和“廉”的判断非常主观，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导致官员基本上被豪强阶层垄断，最终终于形成了“门阀政治”，这成了直到东晋以来最大的社会问题。
东汉末年，曹操就曾被举孝廉。曹操的儿子当时还是文王的曹丕授意任尚书的陈群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察举制的问题。直到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设进士科取士，中国才有了“科举”制度。
从此之后，文官系统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记录和解释历史。
二、“巫蛊之祸”与“昭宣中兴”
刘洵是西汉的第十位皇帝，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刘洵是刘彻的曾孙。他刚出生仅数月的时候，就因“巫蛊之祸”被投入大牢，被关了将近四年，险些丧命。
汉武帝晚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便疑心周围有人要害他。征和二年（前91年），酷吏江充与太子刘据不和，他怕刘据继位后会杀他，便栽赃陷害，在太子府中“搜”到了桐木做的人偶。刘据一时仓皇，无奈之下，只好起兵，结果兵败自缢而死。太子刘据一家三子一女都被汉武帝杀死。这个事件被称为“巫蛊之祸”。受此案牵连，死亡数万人。后来，武帝发现太子并无反意，后悔莫及。
太子刘据有一个孙子，叫刘病已，当时还是个婴儿，只有几个月大。因为年幼，得免一死，但还是被投入大牢。还在襁褓之中的病已在狱中遇到了他的贵人，这就是廷尉监丙吉。丙吉对病已悉心照料，直至出狱。
还在狱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危及包括病已在内的所有犯人的生命。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病重，有人向他报告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下令，不分轻重处死长安狱中所有的犯人。当使者郭穰晚上赶到丙吉所在的监狱时，丙吉关闭大门，拒不接纳使者。次日早上，郭穰回去弹劾丙吉，武帝听闻后，说此及天意，因而撤回旨意，并因此大赦天下。刘病已才得以保全性命。
巫蛊事连岁不绝。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祖母史良娣家。——《汉书·宣帝纪》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驾崩，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荒唐无行，二十七天后即被废。这时，丙吉已升任光禄大夫给事中，他向霍光推荐刘病已。元平元年秋七月庚申（前74年9月10日），刘病已登基，是为汉宣帝。十年后，改名刘询。汉宣帝刘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即位前蹲过监狱的大一统皇帝。而多亏了丙吉，刘询才得以度过牢狱之灾，并成为有作为的一代君主。
上面是《汉书》的记载。对于这段历史，国史大家吕思勉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的《中国通史》第29章“前汉的衰亡”中，他这样写道：
案太子死后，武帝不久即自悔。凡和杀太子有关的人，都遭诛戮。太子系闭门自缢，脚蹋开门和解去他自缢的绳索的人都封侯。上书讼太子冤的田千秋，无德无能，竟用为丞相。武帝的举动如此，宣帝安得系狱五年不释？把各监狱中的罪人，不问罪名轻重，尽行杀掉，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这回事的，这是和中国，至少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文化不相容的，武帝再老病昏乱些，也发不出这道命令。如其发出了，拒绝不肯执行的，又岂止一个丙吉？然则宣帝是否武帝的曾孙，又很有可疑了。今即舍此勿论，而昌邑王以有在国时的群臣，为其谋主，当断不断而败，宣帝起自民间，这一层自然无足为虑，这怕总是霍光所以迎立他的真原因了罢。
这段话不但对汉武帝因为“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便要杀尽狱中所有人的说法提出质疑，而且从此引申开去，对宣帝刘询是否真的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也表示怀疑，由此对昌邑王刘贺的被废也可以有新的解释，那么，刘贺的人品是否真的如史书上所写的那般不堪，似乎也可以重新讨论了。
苏轼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对昌邑王刘贺的被废提出了质疑。
观昌邑王与张敞语，真风狂不慧者尔，乌能为恶？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以吾观之，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密，无缘得之。着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疏贺之恶，可尽信耶？——苏轼《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吕思勉对刘洵的评价也是有所保留的。在他的《白话中国史》第三章“前汉的政治”中，称宣帝“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即位后，留心于刑狱及吏治，亦称治安”，在《中国通史》中，评价宣帝“也算西汉一个贤君”，但是在他的著作《秦汉史》中，评价宣帝“虽有阅历，而无学问，故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鲠之士”，评价丙吉则说：“规模狭隘、谨饬自守之人”。
汉宣帝在位25年，汉昭帝在位14年，中间隔了一个仅在位27天的汉废帝刘贺不算，宣帝和昭帝在位的时期被称为“昭宣中兴”，按作者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汉武帝的余荫。
三、朱元璋的文字狱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说法久已有之。曾写过《海瑞罢官》的近代史学家吴晗在他的著作《朱元璋传》中盘点过被杀文人的名单：
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
著名历史作家张宏杰在他的著作《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中的观点与吴晗相同，不但讲述了当时的读书人因言获罪，还提到文字狱越出国门，祸延朝鲜。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鲜李成桂推翻高丽自立为王，上表明廷，请赐国号，朱元璋定高丽国号为“朝鲜”，但认为其上表的内容对自己不尊重，大为震怒，惩罚使者。四年之后，再次认为朝鲜的上表有“侮慢之词”，将使臣及表文的作者杀头，并下旨教训李成桂。
但这种说法被许多专家学者质疑，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陈学霖在他的《史林漫识》中说：
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
本书中，作者则坚持“文字狱”不可信的观点：
凡是能够考证的朱元璋“文字狱”故事，都被证实为假。有一些无法考证的野史故事，没有时间和背景，被杀者的生平不见于历史记载，因此也并不可信。
四、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洪武十三年正月六日（1380年2月12日），朱元璋以谋反罪，将其诛杀。“胡惟庸案”是明初大案之一，受此案牵连，超过三万人死亡。
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馀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那么，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呢？1934年，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一文，对胡惟庸的罪名，发案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辨析。
根据吴晗的分析结果，“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其他的罪名如谋反、通倭、通虏、毒死刘基、阻隔占城贡使等等，尽属牵强附会子虚乌有，都是有人替他制造出来的，胡惟庸案是不折不扣的冤案。
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很显然地摆露在我们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
在本书中，作者基本上采用《明史》中的观点，与吴晗不同，作者认为胡惟庸的谋反不但是极有可能，而且是顺理成章的。而就算胡惟庸没有谋反，大权独揽架空朱元璋是一定有的，换言之，朱元璋没有滥杀功臣，胡惟庸之死罪有应得。
“胡惟庸案”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废除了宰相，由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的工作，直至清末。
五、杀人最多的贪污案——“郭桓案”
郭桓官任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多人，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外，还巧立名目，盗卖官粮，中饱私囊。
案发后，朱元璋下令彻查，由审刑司吴庸拷讯，结果发现数目巨大，连朱元璋自己都被吓到。
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无如郭桓甚焉。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呜呼，古今贪有若是乎！其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大诰·郭桓造罪第四十九》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制定的一部刑法，文字基本上为朱元璋口述。其中说，郭桓贪污数额巨大，说出来怕老百姓不信，只说是七百万石，若严格算起来，足有二千四百余万石。
朱元璋极为震怒，下令将六部中左右侍郎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同时追查各省官吏，有数万人死于狱中。为了追赃粮，民间中富之家大都破产。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94》
郭桓案牵连太广，引发民间极大的不安。一时民怨沸腾，形势严竣。连嗜杀的朱元璋都觉得难以收拾，为了平息民怨，便把审刑司吴庸作为替罪羊杀了。
朱元璋如此大规模的整肃贪污，贪官污吏却不见减少。第二年，在《御制大诰续编》中，朱元璋叹道：
自开国以来，唯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于赃贪。——《御制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
“郭桓案”对后世的另一个巨大的影响是促成了大写数字的出现。为了杜绝通过修改数字贪污，他将汉字“一”到“千”改成了“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一直没用至今。
朱元璋没有大兴文字狱，没有滥杀功臣，相反，对各级官吏却十分严酷，毫不留情，有错即杀。
六、慈不将兵、仁不秉政，盛世之前，必有雄主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说法，不过，大多数时期的君主治国基本上都是遵循法家的路线，而把比较中庸的儒家当作统治的润滑剂。儒家思想让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变得更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制度公平，维持了社会稳定。
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国的典型是王莽，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吾同周”，王莽一方面极力恢复周朝的礼仪制度，另一方面按照儒家标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把整个社会当成了一张白纸，在上面恣意地画着宏伟的蓝图，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哪怕是放到现在来看都是超前的。王莽建立的“新”朝十四年后灭亡。这说明，没有一套高效运作的官员体系，任何变法都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
盛世之前，必有雄主。汉武帝去世之后的“昭宣中兴”，是西汉国力最鼎盛的时期；武则天去世之后八年，中国进入“开元盛世”，被后世誉为中华古代文明繁荣的顶峰；朱元璋死后四年，中国进入“永乐盛世”，这是中国海陆霸权一体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
慈不将兵、仁不秉政，中国几千年来的兴衰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如书中所说，也有一些皇帝，如宋仁宗和明孝宗，在深宫中长大，完全相信从小被文官集团灌输的儒家的理论思想，深信仁义道德的感化能力，放弃对文官集团的监督，放弃严刑峻法的震慑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冤大头。
作者是一个读透了史书的人，对历史有一套相当成熟而完整的见解。许多看法让人茅塞顿开。如评价明宪宗朱见深和宦官汪直，有理有据，十分让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