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钱穆（1895 - 1990），江苏无锡人，近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将其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

本书介绍

这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钱穆先生在书中介绍了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秦汉、隋唐、宋、明、清5个时期的政治体制结构，并分析了每个时期政治制度的优点和弊端。作为读者，我们过去了解历史，往往都是从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角去了解，本书的角度比较新颖，视角专注于每个时期的政治制度，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有立体感。

钱穆先生文风朴实，文字简练，通俗易懂。读这本书就像看着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非常适合在安静闲暇时品读。

自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每次对抗外敌入侵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士人百姓，在面对外邦时，天朝上国的那种优越感一点一点的消失了。甲午战争则扯掉了国人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以前是不如西方列国，现如今就连以前的藩属从国都能够欺负自己，心态上从极度自负变成了极度自卑。觉得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西方的一切才是好的。一些人主张摒弃掉我们的传统，张开双臂拥抱西方。1929年国民政府甚至通过了一项“废止中医”的议案，虽然经过一番斗争，这项议案没有被执行，但是也能够想象到那个时代，传统文化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钱穆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作为一名学者，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对当时的那场思潮和社会现象进行了反击。在本书的序言部分，他说：

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制度必须与人事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革命，人人言变法，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了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过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上活的人事...

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于一二人之私心...

钱先生显然是那个时代保持着冷静思考的人，对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有趣的是，在当今的中国，仍然不乏那样口舌，好在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国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种声音也在逐渐的减少了。

职权分配政府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

选举与考试选用制度的执行者

税赋制度重点讲土地税收

国防与兵役兵源、军队设置

介绍古代政治制度，作者主要讲了以上四个方面，除了客观事情况的介绍，也包含着作者的评价。

其实全书也在讲述一个制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制度是如何处理皇权、相权和民权的关系的。一个社会组织，比如国家，利益的分配始终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狭隘的角度讲，皇权是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权利。从广义的角度讲，也可以将其视为国家利益。相权则是官僚、地主、士族手中的权力。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需要这样的群体去管理，才能有效的运转，那自然也要赋予其相应的权力。至于民权，可以不客气的讲，则是前两者不得不留给普民百姓的权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哪一个时期的制度能够充分的尊重民权，那这个时期的政权也是强大和和谐的。

皇权与相权之争，不论任何时期都存在，毕竟一个是身处权力的核心，掌握最高的权力；另一个是接近核心，而且有很强的组织力。争斗的原因，并不是起于权力分配的不合理，而是人性的猜疑和贪婪。

民权往往是最被容易忽视的，力量也最为松散，即便遇到不公，通常也只是忍让、服从。当民权被压榨到了极限，它爆发出来的力量也是惊人的，带给历史的后果往往是社会动荡、体制崩塌、甚至是朝代的更迭。

现如今，三方的权力也同样在博弈，同以往不同的是，形式上越来越多样。

比如，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大概是10几年前发表的，是关于中国社会财务分配的。社会新增财富被分配成三份，一份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一份以企业利润的方式被企业保留，一份作为劳动报酬支付给劳动者。当时的问题出在分配比例上，大概是3.5比3.5比3。对于劳动者而言，获得的比例太低了，而企业和国家占有的比例过高。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纷纷抱怨，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自己的生活水品并没有相应提高。还有人戏说自己拖累了国家的后腿。这就同以前皇权和相权挤压民权的情况有些相似。近些年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实实在在的提高，这应该与社会财富财富分配的比例发生变化有关。我虽然没有相关的数据，但是显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的。

再比如，互联网行业的加班现象。还记得几年前大家热议的“996”吧，一度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我本人也是在这个行业从业多年，身边有一家公司，它们有一项明确的工作任务，就是每个月义务加班，而且要加满多少个小时。如果没有达标，则如何如何。还强调这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在一家公司，老板自然代表着这家公司的皇权，管理层代表相权，普通员工则是代表着民权。这种半强制的加班制度，也同样是民权被挤压的现象。

话题似乎在越扯越远，我们还是回归本书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拜读一下钱穆先生的这本书。

（二）汉代制度

汉代政府组织

秦汉以前，封建制度下产生了贵族阶层，这些贵族享有世袭的特殊权利。而秦汉以后，只有皇室保留了世袭的制度，其他贵族阶层则被消灭了。皇帝可以世袭，但是自皇帝以下的官员，只能由皇帝直接或间接任免，不可以世袭，这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转变。

秦汉的政府组织形式具有明显的由家族向国家转变的特色，同时也保留着很多以前“家”的元素，这一点从设立的官职，以及其承担的职责就能看得出来。

皇室与政府自汉代制度开始，正式明确了皇室和政府分离。皇帝世袭继承，是国家的唯一领袖；国家组建政府，最高长官称丞相。丞相由皇帝选用，并行使其政府权力。皇帝原来的家臣也逐渐的成为政府中的官员，包括丞相本人。

秘书处皇室保留一个秘书处，共有六个职务，称谓“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从字面上就能明白，前五个“尚”就是负责皇帝饮食起居的，唯独尚书是掌管文书的。

政府的首脑- 丞相也有一个秘书处似的的组织机构，它就要庞大的多，一共有十三个部门，称谓“曹”

西曹执掌府中事务

东曹执掌二千石官员调动

户曹负责祭祀农桑

奏曹负责奏章

词曹管理法律诉讼

法曹管理交通

尉曹主管运输

贼曹主管治安

诀曹主管罪法

兵曹主管兵役

金曹主管货币盐铁

仓曹主管仓谷

黄阁主管记录归档

由此可见，在日常事务中，丞相所管的政府，其职能范围远远大于皇帝。皇帝在工作上只有一个代笔的“尚书”，而以丞相为首的政府则管理这国家的方方面面。

那皇帝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威胁呢？答案是会也不会。要知道丞相以及重要官员的任免权是属于皇帝的，只要皇帝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置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以西汉为例，西汉存续210年左右，一共有45位丞相，平均任期不足5年，其中在任时被诛杀就不少。丞相若有僭越之心，皇帝自然不会心慈手软。

三公九卿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从字义上看，都是“副”的意思，也就是说丞相是皇帝的副官，代表皇帝管理政府事务。比作当今就像总理。

太尉与丞相地位相等，但不管政务，专管军事，汉代只要是官职中包含“尉”字的，都是军事官员。比作当今如军委主席。

御史大夫实际上是丞相的副手，分管监察。比如当今如纪委书记。

此外为了方便向皇帝汇报工作，还设有御史中丞的官职，他待在皇帝的身边，行政上隶属于御史大夫。当丞相要汇报工作，则转给御史大夫，由其转给御史中丞，再由其转给皇帝。当皇帝有事时，反之亦然。

九卿的低位低于三公，分管政务的一项或几项，比作当今如政府部长，行政上隶属于丞相，俸禄中两千石。

九卿的设立就具有浓厚的“家”时代的痕迹，以前在“家”时代的仆人，现如今都成为“国”时代的政府官员。

太常皇家祭祀、兼管教育

光禄勋管理宫门、侍卫

卫尉皇宫保卫，皇帝最近的安保

太仆皇帝的车夫、兼管畜牧事务

廷尉执掌中央法律

大鸿胪主管外藩礼仪，即外交工作

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大司农管理政府财政经济

少府管理皇室经济

地方政府汉代的政府机构分中央-郡-县三级。除中央直辖的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翎、右扶风）之外，其他地区设置郡（国），共计一百个左右；每个郡下辖十几至二十几个县（邑、道、侯国），全国一共有一千多个县。

郡的最高长官称太守，俸禄是地方两千石，与九卿等同。中央还会派遣官员到地方巡视调查，官职称刺史，俸禄六百石。由于其直接隶属中央，不受地方太守管辖，所以官职虽小，也特别受地方长官忌惮。现如今的“中央巡视组”就有汉代刺史的特征。

县分大小，万户以下的县设置县长，万户以上的县设置县令。

郡县的最高长官均由中央直接任命，其以下官吏则由本地人充任。

州东汉时期，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分别是：北方的幽州、冀州、并州、凉州；中部的青州、兖州、豫州、徐州；南部的扬州、交州、荆州、益州，以及京都的三辅地区。州长官称为牧。东汉末年各地流民造反，也就是著名的黄巾军起义。朝廷为了利于各地平乱，将军权和财权授予各州州牧，导致地方政权实力膨胀，最终国家走向灭亡。

汉代选举制度

秦汉以来官员的选用也是经过了几次演变的。在秦汉以前，不仅天子是世袭的，公、卿、大夫也是世袭的，维系官僚集团的基础是血缘关系。

到了秦汉以后，中央先设置太学，将官员子弟送入太学学习，后经考察选用。这种制度虽然不是世袭，但是仍然没有脱离贵族政治的本质，仍将大多数人从政的权力剥夺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开始全面推行察举制度，地方各郡每年推举一两名孝子、廉吏，入皇宫担任郎官，通过这个渠道，每年朝廷会增加二百多人的人才储备。皇帝需要人才时，就从郎官中选用。郎官并不会一下子就担任重要的官职，他还是要经过在中央和地方的历练，从比较低的级别开始做起。后来这项举措形成制度，并且更加具体规定了每个郡满二十万户可以举荐一名孝廉。

察举制度在当时那个时代，替代了依靠血统的封建世袭制度，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按照郡域和人口来限制举荐的名额，也颇有当今美国参众两院选举的味道。通过此项制度，大量的读书人得以充实宫廷，服侍皇帝，使得读书人开始成为政府中的重要力量。

汉代经济制度

土地税在秦汉以前，耕地政策曾经出现过井田制。其要点是土地归皇帝所有，然后分区划片让百姓耕种使用，所获归百姓，即私田；同时皇保留一部分土地，由百姓出力耕种，所获归公，即公田。诸侯贵族按等级食皇家俸禄。由于土地所属皇帝，所以不存在买卖的行为。

到了秦汉时期，土地开始私有，政府将土地分给百姓，而百姓按三十税一的比例上缴所得归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土地税赋是3.3%，非常的低。而由于我国疆土广阔，土地众多，即便如此轻的税赋，也足以供养政府。

但是土地私有化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此时是允许买卖的，百姓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将土地出卖给他人，从而沦为佃农。在汉代，佃农的地租达到了50%，田主从佃农手中收取一半的地租，而只需向政府缴纳3.3%的税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山海池泽税土地并非都是耕地，山川、树林、湖泊都归国有，并非私有所属。起初百姓开山冶炼、下水捕鱼、制盐冶铁都是非法的，政府将此行为视为贼盗。政府会安排人员缉拿此类贼人，后来发现屡禁不绝、防不胜防。才索性开放这类土地，不再禁止，同时设置关卡，对此类行为征收山海池泽税。这就是关税的由来。

赋税的用途在秦汉时期，土地税是主要的财政来源，所得由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掌管，用于政府开支。关税主要以制盐和冶铁的税收为主，所以也称盐铁税。与土地税相比，税收收入要小得多。这部分税收归九卿之一的少府掌管，归皇室开支。

盐铁政策起初，盐铁的税收收入并不大，后来逐渐膨胀，甚至超过了土地税收。同时从事此业的百姓也越来越富有。汉武帝时期，由于常年的对外用兵，国家正常的税收，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的开销。汉武帝提出要全国盐铁商人捐赠个人财富，然而应者寥寥，效果不佳。皇帝因此震怒，最终将全国制盐、冶铁全部收归国营。这项政策的推行虽然提高了政府的收入，但是在当时也毁掉了无数商民的生机，导致其成为流民。

汉代兵役制度

国防力量汉代的军队分为三种，即负责保卫中央的南北军、负责戍边的边防戍卒，和平日在地方定期操练的国民兵。汉代施行全民兵役制，壮丁年满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三年耕种、一年服役。每个壮丁轮流充实南北军、边防戍卒和国民兵。在南北军服役，政府会负责全部费用，边防兵和国民兵则需要百姓自费。这项制度也有一个灵活性，就是如果不想自己服兵役，政府也允许出三百钱雇佣他人代替。

劳役除了兵役，劳役也是由壮丁义务承担的，同样的，政府也允许出二百钱给政府，由政府雇佣他人代替。

人口税除了兵役和劳役，汉代还有人口税，不论年龄、贫富都要缴纳，如遇不克则视为犯法，是要抓起来坐牢的，就连乞丐也不能免除。所以对于生活贫困，没有生计的人来说，要是交不起人口税，就只能剩下最后一条出路，卖身为奴。身为富人家的奴仆，人口税则由主人缴纳。

汉代得失检讨

职权从汉代开始，家与国有了明确的界限，皇帝的家臣也变成了政府的官员。日常政府事务，均有丞相为首的政府处理，皇帝并不会干预。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历程中，具有及其重要的位置。

汉代地方政府的设置也非常的合理。层级少，让官员之间的等级差别不明显。官员的升迁也不需要跨越诸多的级别。这有利于对有真才实学的人的任用。

中国古代在制度上，不仅是汉代，始终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些惯例只是约定俗成，却没能书写成文，从而成为有法可循的制度。汉代在皇权与相权的界限上就在这方面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文帝和景帝时期，情况还好。到了武帝时期，由于皇帝的强势，相权被逐步的削弱。甚至在武帝临终前，特别在皇室内廷中，设立了大司马大将军一职，用来加强皇室的权力，限制丞相领导的外廷政府。此后的汉代中央政府，皇权膨胀，相权衰落。

又由于此后汉代多出少主，内廷权力逐渐开始被外戚把持。作为外戚势力，昭宣二帝时期的霍氏一族，以及汉成帝时期开始崛起的王氏一族权倾朝野，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最终西汉王朝让王莽篡权得逞。

选举汉代的察举制度同样也出现了问题。随着制度的成形，各郡举荐孝廉，成为入仕的唯一途径。官僚集团在其中开始徇私舞弊，相互扶持，相互推举。即便不徇私，在当时那个时代，孝廉是要读书识字、研习经文的，而书籍在那个时代并非像如今这样普及。普通百姓家庭想要培养一名读书人，难度非常的大。而官僚集团和世代读书的人家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渐的能够有条件读书，而且被举荐为孝廉的范围被固化了。渐渐地出现了两汉、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门阀家族势力。

兵役汉代制度是军政分离的，所以纵观两汉历史，国力的衰败和政权的灭亡都不是军队作乱引起。不过汉代的兵役制度存在军队庞大，但不够精良的问题。全国最精锐的军队是负责保卫中央的南北军，人数不到七万人。而戍边和地方的国民军，装备很差，训练也不够严格。

税赋经济财政上的问题，始于土地允许买卖。国家按三十税一征收土地税，本意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在官僚集团和士族豪强的眼里，则成了攫取财富的手段。通过土地的兼并，农民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每年缴纳的地租是十分之五。而士族豪强则只需向国库缴纳三十税一。巨大的利益自然更加助长了土地兼并的势头。

笔者的历史意见

钱穆先生说，任何一个制度，如果能够延续一百年，那这个制度在当时自然就有其合理性。我们后人站在当今的角度，去评价一个时代制度的好坏，本身就存在着身处世外的，不了解实情的短板。所以我们的观点只能算是历史意见。

我的历史意见，还是想像上一篇那样，从皇权、相权和民权互相制衡的角度去审视历代的政治得失。

首先说职权的问题，在秦汉时期，首次将皇室和政府分离，这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做出的最大的贡献。由此三权得以确立。

汉武帝时期设置的大司马大将军一职，是皇权对相权的侵害。汉武帝以后、汉昭帝和汉宣帝仍然是很有作为的皇帝，相权弱皇权强的情况并没有暴露出太大的问题，毕竟在内廷的大司马和外廷的丞相之间，还有皇帝居中制衡。但是到了汉元帝以后，皇帝鲜有作为，倦于朝政。内廷事务更多的被外戚把持，最终酿成祸患。到了东汉时期，从光武帝到肃宗三朝，皇帝还能对内廷和外廷控制有余。后来仍然如西汉时期那样，不仅外戚权重，更是出现了宦官干政。此间外廷的政府因为相权有限，也显得无能为力。

再说选举，这是相权对民权的侵害。察举制度逐渐被士族豪强把持，导致社会出现士族和庶族两个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失去了制度自身的意义。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人出生的时候就定义了阶级，社会从此开始僵化。

最后说税赋制度，同样也是相权对民权的掠夺。国家在此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与民休养生息的良政，变成了豪强的敛财途径。现如今，我国的耕地政策，更像是秦汉以前的井田制。土地收归国有，杜绝买卖，保护了农民基本生存权利，从而避免了社会动荡。

回顾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自秦朝至东汉，历经400多年。无论是职权、选举、税收还是兵役制度，在制度制定之初，都是出于对国家有整体利益的考虑，绝非统治者一己之私。皇权、相权和民权也能够保持一个良性的平衡。但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制度延续期间，当出现新的问题时，统治者没有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为了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及时的改革制度。这也许也算是制度本身的缺失吧。

（三）、唐代制度

唐代政府组织

自汉代丞相的职权被削弱以后，政府的权力被皇室的内廷收缴。到了隋唐时期，皇帝又一次将权力交还给政府。与汉代不同，唐代的相权虽大，但是并不是将权力集丞相一人之身，而是将权力切割，分与几个机构，机构间彼此制衡。汉代的丞相是领袖制，唐代的丞相是委员制。

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独立政府机构。

唐代的官职分九个品级，其中一、二两个品级属于荣誉品级，只授予当朝元老，并不对等相应的权力。实际掌握权力，参与实际事务的官员，从三品开始册封。今年在影视剧中被大家熟知的唐初宰相狄仁杰，在职期间也只是三品官职。

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副长官称中书侍郎，以下设数人的中书舍人。中书省的工作就是替皇帝制定诏书，经皇帝允许后，下敕给门下省审核，最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

门下省长官称侍中，副长官称侍郎，以下设给事中。皇帝画敕（chì）的诏书，转交给门下省，由其负责审查。如果门下省反对此诏书，可以送还给中书省，让其重新拟制，即便是皇帝同意了也不行。此谓涂归。

尚书省长官称尚书令，副长官称左、右仆射（yè），尚书省下辖六部，左右仆射各领三部。尚书省不负责诏书的拟制和审核，只负责诏书的执行。

一道皇帝的诏令，需先有中书省制定，再由皇帝画敕准许，在经过门下省审核，最终才交给尚书省执行。所以一道诏令，需要皇帝画敕，还要有中书和门下两省的印，才可以执行。

唐代三省的权力集中起来，基本上等于汉代的丞相的权力。两者相比，唐代的机构设置效率上肯定不如汉代，但结构更加合理，不至于出现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政事堂唐代政令的颁布流程相比汉代更加复杂，而且皇帝有时会面临敕令“涂归”的可能，对于皇帝来说就有些被动了。皇帝于是想了两个办法，一个就是设立政事堂，另一个俗称斜封墨敕。

政事堂就是由中书、门下两省举行的联席会议，政府每次下达敕令，先召开会议商议，有了结果再奏报皇帝。这样就避免了皇帝下敕被“涂归”的尴尬。除了门下和中书两省长官参加政事堂，尚书省的长官是没有资格参加政事堂联席会议的，除非尚书省官员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参知机务”的头衔才可以参加这种最高决策层的会议。能够参加政事堂的各省最高长官，在当时才被大家认为是宰相。和汉代相比，唐代的宰相不再是一个人了。

斜封墨敕其实是皇帝给自己留的一个后门，是唐代政治制度的一项陋习。皇帝有些时候想要做的事情遭到政事堂反对该怎么办呢？皇帝于是不经中书、门下两省，直接将诏书发给尚书省执行。为了区分正规的敕令，诏书的封袋改用斜着封装，而且不用朱笔而是用墨笔，用来暗示尚书省官员不要声张，悄悄执行。

六部我国古代最被现代所熟知的就属六部了。在唐代六部归属尚书省，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做过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尚书令，所以以后没有人再敢担任尚书令职务。于是尚书省的两个副长官左仆射和右仆射成为实际的最高长官。左仆射管辖吏部、户部和礼部；右仆射管辖兵部、刑部和工部。

左仆射

吏部五品以下官员人事任命

户部民政户籍

礼部宗教、教育

右仆射

兵部军事

刑部司法

工部工程建设

地方政府唐代的地方政府分为州-县两级，州相当于汉代的郡。不同的是，唐代州的数量要比汉代的郡多很多，有三百多个，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管理难度。此外，州县按照户籍的数量，又分为上中下三等。

州长官称刺史，县长官称县令。此外，在汉代，州县除最高长官由中央任命，其余职务均由地方长官自己任命。到了唐代则不同，地方长官没有任命和调整下属职务的权力，这项权力收归中央政府。

唐代的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不及汉代。地方长官的权力被削减，不仅管辖的地域变小，更是无权任免下属。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好处是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但是也使人事任免丧失了灵活性。

御史台汉代承担监察职责的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受丞相的管辖。到了唐代监察机构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机构，称御史台。御史台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负责监察六部，中书和门下两省并不受其监察；右御史监察地方政府。与汉代相似，对于地方政府的监察，中央会派遣御史巡查地方，称观察使。唐代为了便于观察使巡查地方，将全国划分为道，共计十个，类似于汉代的州。观察使的身份和职权大大的超过了汉代，可以凌驾于地方刺史之上，决定地方的事务。

拾遗、补阙也是御史的一种，“拾遗”的意思就是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补阙”就是拟补过失，都是在皇帝身边监督皇帝言行的。官职的品级虽然很低，但是由于能够与皇帝直接对话，也特别受其他官员的尊重。杜甫就曾经担任过拾遗这个官职。

节度使后来观察使直接被长期留驻在地方，并被授予指挥军事、管理财政和人事任免的权力，这就使地方逐渐变成了藩镇，观察使也变成了节度使。在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安史之乱，就是因为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实力膨胀得足以同中央政府抗衡，最终结束了唐代一百余年的盛世。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最终导致唐代的灭亡。这一点与东汉末年，州牧被授予重权而导致地方政权割据的情况非常相似。

唐代考试制度

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良，推行九品中正制。之所以说是改良，是因为此项制度仍然以地方推荐作为基础。改进的地方有两方面，其一是被举荐的人，由担任“中正”的官员按照九个品级登记入册，再根据等级决定任用；其二是考察的范围扩大至在任官员，在任官员的升黜并不由吏部考核，也不是其上级官员评定，权力归于中正官。

这项制度在当今广受诟病，其实曹魏时期的陈群在提出这项制度的时候，也是针对时局的一剂良药，我们现在一味的贬低，甚至认为陈群在搞阴谋，也的确言过其实。

人才的选举，古今中外存在两个原则，一是从众，二是从贤。我国秦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都属于从众原则，即大家如果觉得好那就是好。西方的普选制度也是遵从这一原则。自唐代以后，选举的原则发生了改变，科举制度实际是采取了从贤的原则，大家觉得好并不算数，考得好才是真的好。

科举制在唐代国家开放入仕的大门，设置考试制度。所有身家清白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择优录取。何为身家清白？这里排除了两类百姓，即商和工。在当时，人们认为工和商是为私家服务的，所以他们不可以入仕为官。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的限制了。

选举的过程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统一的考试，如果考中就是进士及第，成为储备官员。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前，还要经过各部的进一步考核。各部考试的内容是不同的，比如礼部侧重才学，吏部侧重干练。

既要考试选举，也要分科考核，此谓科举。

唐代经济制度

租佣调制唐代的税赋制度沿袭了南北朝时期的办法，分为租、佣、调三个部分。

先说租，即田租。国家将土地租给百姓，每年按照四十税一的比例收取地租，壮丁年满六十以后，土地收归政府，此谓均田制。类似于以前的井田制，有别于汉代的授田与百姓，允许土地买卖的政策。

再说佣，即劳役。唐代规定，每个壮丁每年需服劳役二十天，相比汉代的三十天要减轻很多。

最后说调，它是指各地向中央贡输土产，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

至于汉代时期的人口税和盐铁税，在唐代是不征收的。租佣调制的要旨是保障百姓最低的生活需要。有田才需要交租，有壮丁才需要服劳役，有了家庭才需要贡输土产，也就是先给你承担赋税的基础，再收取你的赋税，已经足够人性化了。在汉代，哪怕是乞丐也是要缴纳人口税的。

帐籍制帐籍制是一套人口和户籍的管理。是保障租佣调制推行的基础，也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人从出生至成年，直至老死，都要登记入册，称为户口册。户口册一式三份，一份存于县，一份存于州，一份存于户部。每年一造帐，三年一造籍，称为一比。州县留存五比，户部留存三比，每年户部根据帐籍制定税赋定额，财政以量入为出作为原则。唐代初期，国力能够强势，此项制度贡献极大。

但是随着唐代的国力快速提升，再加上帐籍制度所涉工作极为繁巨，后来这项工作就开始有些懈怠。开始是出现一点纰漏，后来漏洞越来越大，长期积累，最终使得帐籍所载与实际情况差别越来越大，加上随后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数年的战乱，百姓流离，两项制度最终无力再推行。

两税制由于租佣调制度和帐籍制度荒废，自唐德宗开始（安史之乱结束约二十年后），开始施行两税制，因此项税赋制度每年需在春秋两次征收而得名。在两税制下，土地不再租给百姓，并且允许自由买卖，由此一部分百姓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土地兼并现象又开始愈演愈烈。两税制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政府不再遵行以前的量入为出的原则，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需要，将税额摊派给地方，就是说政府需要多少就要摊派多少。不仅如此，每年地方应缴纳的赋税是固定的，而地方人口户籍增减时，需要承担的税赋并没有改变。所以人口出现流失的州县，留下的人口还要承担比以前更重的税赋；而人口流入的县，税赋反倒减轻了，这样就出现了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现象，社会动荡就更加难以避免了。

唐代兵役制度

府兵制汉代的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的制度，每个壮丁，三年耕种、一年服兵役。这种兵役制度使国家保持了数量庞大的军队，但平日的训练水平差，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悍。

唐代的兵役制度沿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政权的制度。国家根据需要，在全国各地需要驻军的地方设置了一个新的行政区域，称为折冲府，府设长官称折冲校尉。政府从各州县征集富裕的家庭迁徙至府，并分配给土地，家中壮丁成为府中的士兵，这就是府兵的由来。

当然这种征兵全凭自愿，并非强制。吸引百姓迁徙的，是入府的家庭从此不必缴纳任何税赋。府分大小，大府屯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八百，小府六百。全国此类折冲府大约有六百至八百个，总计下来可养兵五十万以上。

府兵平日耕种，国家有事则自备武器、马匹、装备和费用，不需国家承担任何开销，而士兵自备武器装备，自然不敢有丝毫马虎，否则上了战场吃亏的可是自己。

此外，国家设置十六卫，每卫有一名大将军。大将军不参与政事，如遇国家有战事，从十六卫中选派将军，由其统领府兵作战。战事结束，将军归卫，府兵回府，避免军队势力膨胀。

唐代的府兵制为其培养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而且国家除了划拨出一些土地之外，再不用承担军费开支。唐玄宗时期，在中亚与同样处于鼎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进行的那场怛（dá）罗斯战役，可见唐军实力有多强劲。

但是这样的一项制度，最终如帐籍制度一样，也是因为后来的松懈而最终被荒废。首先，唐代建立一百多年以后，由于国家长期没有战事，官僚集团开始征调府兵充当劳役，加重了府兵的负担，也使其丧失了荣誉感；其次，在战争中官兵获得的勋荣渐渐地不再被政府重视，使得通过战功获得的特权逐渐丧失；再次，边疆的营官为了侵取府兵自带的财物，刻意迫害府兵生命，导致府兵不愿戍边、开始逃亡、不听从调遣。后来，政府不得不弃府兵而在各地设置节度使，并赋予节度使军权、政权和财权，最终导致地方割据，国家也由此灭亡。

唐代得失检讨

在政府组织上，唐代结束了此前从汉代开始的三公九卿制，开创了三省六部制；在考试选举上，结束了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开创了科举制；在税赋上，结束了田租、劳役、上贡分项征收制度，开创了单一税收制；在兵役上，结束了全民义务兵制，开创了自愿参军的府兵制。以上四点，唐代的政治制度无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唐代的灭亡，并非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制度的执行方面没有做到始终如一。面对国家的强盛，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并没有做到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致使各项制度荒废。安史之乱以后，唐德宗虽然有意重振帝国的荣光，但是他面对的是国家基础的破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

唐代灭亡以后，中国的历史如何演变，这已经与唐代奉行的政治制度无关。相比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就没有出现如罗马一样强大的帝国。在中国，唐代以后仍然出现了强大的宋、明、清，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笔者的历史意见

笔者仍然试图从皇权、相权和民权的角度，来反思唐代的制度。任何一项制度，如果不能保证这三方力量的平衡，都是无法长久的。

在政府组织上，在唐代皇帝终于还是将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交给了宰相，避免了收回权力以后，皇帝自己又无暇管理的局面。就像现代的企业，代表皇权的董事长如果事无巨细，那也一样不见得能够产生好的效果，他只需思考战略、管好人事、管好财务就可以了。而企业的日常管理，完全可以交给代表相权的、以总经理为首的管理层去做。

在选举上，唐代剥夺了官僚集团和士族豪强对选举的垄断，将此相权一部分分给了民权。拓宽了入仕的通道，开辟了普民百姓摆脱底层、向上进取的途径。在三方权力中，民权自始至终都是最弱势的一方，历朝历代也往往会侵害他们的权力。这一点，放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在赋税上，唐朝建立之初，能够顾及普民百姓的权力，比较大限度的将权力和利益向百姓倾斜。国家财政量入为出，不给百姓增加负担。但是到了后期，统治者和官僚集团自毁长城，财政政策以量出为入作为原则，而且方法简单粗暴，最终的结局也着实让人惋惜。

最后说兵役，府兵制显然是三方共赢的局面。国家提供一部分土地，就不用再承担国防开始；百姓加入府兵，也不再负担租佣调的税赋，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各方各安其业，各行其事。

综上，唐代已经有了一套非常好的政治制度，其立朝后的一百多年的繁荣，也足以印证了这一点。唐代的问题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制度的执行上，这一点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下面的官僚集团都难逃罪责。

而这也似乎是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四）宋代制度

宋代政府组织

宋代的政治制度更多的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同时也沿袭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变动，总的来说并没有创新。

三省与枢密院宋代仍然采用三省六部，但与唐代已经大不相同。中书省依然留在皇宫，负责制定诏书。而门下和尚书两省都迁出皇宫，也距离权利力枢密院是五代时期出现的机构，负责国家军队事务，所以在宋代，宰相不能过问军事，军事长官也不过问政务。

三司依然是沿袭五代旧法，在宋代财政的权力并不归属宰相，而是一套独立的机构。三司即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管户籍、土地；盐铁司管税收；度支司管账目出纳。

三司并不归属宰相管辖，体现出宋代政府权力的分散。这与宋代立国背景有关，宋太祖赵匡胤本是五代最后一个政权，后周的武官，掌管皇帝的御林军。后来经过一顿操作，一夜之间成为了皇帝。自己的经历告诉自己，不能在内部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政权机构设置中，处处体现出分权的措施。

到了宋代中期，皇帝已经不必在有这样的担心，针对时弊，开始支持改革，先有范仲淹，后有王安石的变法，其中包括对三司的改革，欲将三司职权重新归为宰相管辖，却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反对。

考课院宋代的人事制度同样不归宰相管理，在宋代设立考课院，独立行使人事选举的权力。其中东院选文官，西院选武将，三班院负责遴选内廷官员。在这一点上同样体现了分解相权的目的。

诏书与堂帖在朝廷颁布命令方面，同样体现了皇帝集权的特点，唐代的“不经凤阁鸾台，何以为敕”的流程早已废弃。皇帝每次下诏前，先由中书省拟定大纲，经过皇帝首肯以后，具体行文加盖皇帝印就直接颁布了，其中门下省的审核一环被略去。

那朝廷所有命令都是从皇帝手中发出的吗？其实也不是，即使是在唐代也是如此。宰相号令全国，也可以下书，谓堂帖。不过这并不是制度上明文规定的，如果出现堂帖的影响力大于诏书时，皇帝就会出面禁止，重申自己的权威。纵观宋代一朝，堂帖也好，后来的劄（zhá）子也罢，一直屡禁不止，算是相权对皇权的一种反抗。

御史台在宋代，监察机构仍然称为御史台，实际最高长官是御史中丞。御史的任命归皇帝，也同样是分解相权的例证。监察中央的称谏官，监察地方的称通判。宋代还规定，至少担任过两任县令的官员才有资格担任御史。

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谏官，谏官在唐代是宰相的属下，每次与皇帝商议政务，谏官也在其列，替宰相提出反对意见。如果皇帝采纳最好，不采纳也可以有回旋余地，所以唐代的谏官十足的是宰相的好帮手。到了宋代，谏官是由皇帝任命的，不在隶属于宰相，身上肩负的职责也变成了监督以宰相为首的百官。其中有两点最为后人诟病，其一是谏官为了彰显自己，遇事总是因为反对而反对，只要是宰相提出的主张，一概反对。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为了消减宰相的权威。其二是皇帝允许谏官“风闻奏事”，意思就是只要听说了，不用掌握证据，就可以检举揭发，虽然事后查无此时，也是对当事人名誉的败坏。

地方政府宋代的地方政府划分为三级，第一级称为路，每路设置四个长官，称为监司官，分别叫帅、漕、宪、仓。其中帅负责兵工民事，漕负责财赋转运中央，宪负责司法，仓负责民政抚恤。

第二级是州、府、军、监。并不设置地方长官，而是由中央官员到地方兼任，这些官员在中央本身就有职务，在地方称为知州、知府。

第三级是县，与唐代不无差别。

宋代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有两点存在争议。首先、在唐代时州县长官之面对一个上司，而在宋代要面对四个上司。这一点有点像现代企业管理架构中的矩阵式管理，但是在现代企业中，如果出现指令矛盾的情况，是可以请示更高级别领导裁决的。而宋代的地方政府就没有这个渠道了，所以日常处理事务，难免会顾此失彼。其次、是地方政府不能够有财政储备，所有财政收入都要解送至中央。北宋发生的靖难之役，宋朝的京都被占领以后，财富也被劫掠，地方想要支援，却也对此也无能为力。

宋代考试制度

宋代的考试制度，基本沿袭了唐朝的制度，此后中国历代也一直沿用唐代的科举制度。在细节方面，也有几处与唐代不同，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考生身份科举制度的大门是向所有身家清白的人开放的，寒门子弟获得了向上攀爬的阶梯。唐代的科举考试，考生中仍然有很高比例的世家大族的子弟。他们有家风、有家学，能够更早的懂得政治掌故。一旦从政，在处理事务上也颇有办法。寒门子弟从政，在这方面显然存在不足，一切都要靠自己历练和领悟。两类学子此间相互并存，相得益彰，既为官场补充了新鲜的血液，也杜绝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

宋代立朝之初，国家刚刚经历了百余年的战乱，大族豪门早已经在此间没落，此时参加考试的生源们基本都是出身寒门。这些子弟入仕为官，对于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员，就完全陌生了。

兴办教育宋代之初，国家就开始重视教育，其目的也是为了引领学习风气，给学子指引正确的学习方向，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遴选过程唐代的考试制度，分为统一考试，分科考核两个步骤，这一点在宋代也变了。首先由于国家急需人才，所以考上一旦榜上有名，就可以入仕为官，不必经过第二次考核。其次、在当时考生在考试前，会将自己曾经的写过的文章，送给朝中有名望的前辈阅览，所以在考前，有些考生就已经成名，其在考试中的名次自然也更能靠前。

后来有人检举此类事情，认为这违反了考试的公平性，其中也必然有徇私舞弊的问题。所以之后的考试，宋代开创了“糊名”制度，就是考卷上交以后，考生的名字是被遮盖着的，阅卷的官员并不知道自己考生的姓名。这一点比唐代就更加严格了。

考试内容唐代开始的考试制度，考试内容侧重诗词歌赋。宋代初期也同样如此。后来曾经尝试不考诗词歌赋，改考经义，也曾经试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效果也并不理想。于是又改为考诗词歌赋。热衷变革的王安石就曾经感叹，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秀才变为了学究。

宋代经济制度

宋代的税赋制度依旧是延续了唐代后期执行的两税制。两税制虽然远不及租佣调制度合理，但是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操作简便。唐初的租佣调制度依赖帐籍制度，人口和土地都需要仔细登记，如果出现帐籍和实际不符，就会出现问题。两税制将税目合一，劳役和土产贡奉全部都算入了田租，自然在征收时省时省力。

这里要着重讲一下宋代新出现的税收项目，即差役法。两税制下，百姓不再负担佣和调两项税负，这两项赋税被纳入田租。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尤其是过往的军队，依然还会强迫百姓服劳役、贡奉物产。而且为了方便征集，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选择当地富户做差役，由其负责征缴，如果不能完成，就只能自掏腰包。这导致各地的富裕家庭也逐渐被拖垮，出现了地方无兴旺之家的现象。

王安石变法时，将这项无顾多出来的税收直接放在了台面上，规定了具体的征收办法，将其直接摊派给所有百姓，不再让差役承担风险。这在当时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毕竟这项负担已经成为事实，不可能再取消。即便如此，也仍然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人的反对。司马光坚持的做法就是旧例不能轻易改动，变动就容易出现问题。

宋代兵役制度

宋代军队的设立没有沿袭唐代的制度，并不是不想学，而是没有条件。宋代的军队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在大一统的朝代中也算是最弱的。讨论宋代的军队，首先要先谈一谈其国防资源，只有清楚了宋代面对的状况，才能明白宋代为什么军队战斗力弱，国防不稳固了。

北方边境先说一下北部边境。宋代在立国之时，辽已经立国五十多年了。在五代时期，儿皇帝石敬瑭丢掉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致使宋代面对北方外敌时，没有了天然屏障。这是宋代遇到的最大的国防问题。丧失了燕云十六州，辽国的骑兵只要渡过黄河就直捣北宋京城开封。

宋代开国皇帝自然清楚这里面存在的巨大隐患，所以在平定了南方以后，就开始积极准备对北方的战事，用以攻为守的方式破解困局，宋朝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就曾在在位期间两次向北用兵，但是最终都以战败告终，其本人也因此负伤身亡。从此北宋就开始对北方辽国奉行防御性政策，不再主动进攻。

定都开封宋代立国于开封，其实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从地理位置上，宋代可以参照前朝，将京都定在洛阳、或者是长安。这样就能远离北方劲敌，至少能够获得更大的战略缓冲。但是明知开封会受到北方辽国的巨大威胁，那为什么还要在此定都呢？这是因为此前多年的战争，国家的经济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政府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南方。南方的粮米经长江、再经通济渠可以直接运到开封。而如果要运到洛阳则无法再通过水路交通，这是因为战乱已经毁掉了汴渠，如果走陆路那是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而当时的长安已经败落，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如果定都在长安，也一样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资。

马匹军队是需要战马的，尤其是对付北方的辽国，马匹的需求就更大。中国自古产马的地区有两个，一个是东北地区，而此时已经被辽国占据；另一个凉州地区，此时也已经被西夏王朝占据。所以宋代至始至终都缺少马匹。

铁中国铁的产地也在东北，也被辽国占据。

由此可见，宋代面对匮乏的国防资源，而这种自然资源的匮乏和北方国防的严峻形势，也直接影响了宋代的军队设置。

兵源宋代的兵源在建国之初就远不及唐代。宋代有规模庞大的厢军，所谓厢，即城厢，是指这些军队是驻扎在城厢的军队。与其说厢军是军队，其实更像是成建制的劳役。这样的军队根本谈不上战斗力，在地方只能做一些苦役。于是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从厢军中挑选精壮的士兵，组建禁军。

为了应对北方巨大的隐患，宋代始终保持着规模巨大的军队。而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始终不强。不仅如此，守卫边疆的禁军，每年都要调动，以防止长期驻守一地而生兵祸。因此，虽然宋朝并无太多战事，每年国家都要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

笔者的历史意见

在唐代时期，有一部关于政治制度的著作《唐六典》，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前的一部关于此类的书籍，就要数《周礼》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是，《周礼》并没有在任何一个朝代得到彻底的实施，是一部理想化的政治构想。而《唐六典》中的内容，在唐代就被大规模的贯彻执行。也对后代的影响巨大。

宋代的制度，本身缺乏创新，大部分都沿袭了唐代的制度。遗憾的是由于宋代得以立朝，属于以下犯上的窃取，所以在其制度中也处处体现了对臣子的戒备，许多在唐代被印证为优越的制度，不能在宋代去沿用。

在政府组织上，为了削弱相权的力量，宋代采取了收缴和分解的策略。宰相的权力被大大缩减了，带来的后果是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机构臃肿。

在税赋方面，缺少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度，继续侵害百姓的民权。

在国防上，始终无法摆脱北方辽国的威胁。

唯独在考试制度上，宋代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其中兴办教育，重视文人，尤其值得称道。在宋代能够出现理学，就是政府重视教育的成果。宋代的考试制度曾被后人所诟病，其实从古今中外选拔人才方面，虽然科考制度有其弊端，但是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最公平的制度。

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法，在现代人看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宋代制度上的缺失，但是他们勇于改革，而不是默守陈规的态度，值得称赞。

（五）明代制度

明代于1368年立朝，此时的欧洲已经渐渐的从中世纪中走出来，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世界历史也开始进入近代历史时期。此时的中国处于明代，在制度上并没有推进社会的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

明代政府组织

废除三省唐代的三省制度，在宋代只保留了阉割版，门下省和尚书省不再参赞最高决策，中书省的职权也被削减。到了明代，三省制度干脆被彻底废弃了，宰相这个政府领袖也不再设置。

导致宰相这个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职位被废除的原因，是明朝太祖时期，宰相胡惟庸阴谋造反，朱元璋不仅诛杀了胡惟庸，连宰相的职位也被撤销。其实宰相被废除，真正的原因还是皇帝集权的一种表现。

新九卿没有了三省，六部被保留了下来，后来也被清代所沿用。明代的督察院是由以前的御史台而来，负责全国的监察弹劾。以上为七卿。七卿以外，明代增设通政司和大理院。通政司管理奏章，大理院负责冤案平反。以上就是明代的新九卿。

朝廷遇到重大司法案件，由刑部尚书、督察院和大理院共同审理，此谓三法司会审。

大都督以上是中央政府文官的设置，武官效仿唐代，只是名称有所不同。全国共设五个大都督府（唐代设十六卫），任命大都督这一武职。遇到战事，大都督领兵打仗。而征调军队、后勤保障动员是兵部的工作，大都督不能干涉。

廷推、廷议、廷鞫（jū）明代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继承了宋代的陋习，处处提防、分散权力。但是倒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专到底。低级别的官员由吏部任免；级别高的官员则是由九卿和巡视地方的巡抚、总督公开推举，并不是由皇帝直接制定，此谓廷推；朝廷每遇大事，也是由九卿一同商议，此谓廷议；重大的司法案件，连三法司会审都无法解决的，则依然有九卿开会定案，此谓廷鞫。

给事中此外，给事中的职位还是保留了下来，六部内均有这个职务，官阶还是只有七品。即便级别低，给事中还是受到很大的尊重。因为给事中对于皇帝的诏书有封驳权，也算是通天的权力了。

内阁制度内阁其实是汉代内廷制度的一种演变，是皇帝身边的秘书处。内阁成员称为学士或者大学士，由于其工作的地点设在皇宫，其称谓前也就加上了宫殿的名称，即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

起初，大学士的官阶也不高，只有五品。而六部尚书的官阶是二品，所以每当朝会，大学士是要站在尚书的后面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地位并不高。

大学士平日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给皇帝当参谋，为皇帝答疑解惑；另一项工作就是按照皇帝的口述，批答奏章。所以，按照当代人的理解，大学士就是皇帝的秘书，内阁也就是皇帝的秘书机构。

三省被撤销以后，朝堂之上不再有宰相，那六部两院的工作向谁汇报呢？皇帝给出的回答是：我来。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皇帝每天都要做什么。按明代的惯例，每天皇帝要上朝三次，与大臣们商议公事。每天天未亮，朝会就开始了，天亮时散朝，中午和晚上还要开朝会。此外，据当时统计，在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一共八天的时间，各部司院呈送的奏章一共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少则一件事，多则两三件。由此可知，每天皇帝的事情有多繁巨。好在明太祖朱元璋精力旺盛，身体强健，面对如此多的事务也没有被吓倒。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是行伍出身，也是来者不拒。况且他还有一个理政的好儿子朱高炽。明代以后的君王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所以明代内阁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了。

首先内阁大学士的地位被提升了，因为担任大学士的官员，改由在任的六部尚书和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师兼任。所以，虽然大学士还是那个大学士，却因为均是高官兼任，地位就变得不一样了。不仅如此内阁大学士的工作也比以前更重要。以前批答奏章，大学士只是代笔，如何决定还是全由皇帝。由尚书兼任大学士以后，每道奏章，先是由大学士写出意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此谓票拟；呈送给皇帝以后，皇帝撕下票拟，自己再用红笔写下批示，此谓批红或朱批，最后下旨执行。

再到后来，皇帝仍然觉得这样太操劳，于是就待在皇宫里，不再天天与内阁大学士会同办公，改成由太监把票拟送到宫中批红。从此明朝的太监开始参与政务，后来也一发不可收拾。

送入宫中的票拟，皇帝起初还是由其亲自批红的。到了后来，皇帝连这样的事情也懒得做了，于是就开始把这项工作逐渐的交给了身边亲近的太监。这样一来，太监就不只是票拟的搬运工了，而是成为了隐形的帝国决策者。明太祖朱元璋曾经给自己的后代子孙立了两个规矩，一个是不设宰相，一个是太监不能干预政事，没想到明朝却是中国历史上，太监干政最厉害的一代王朝。

地方政府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族，在今天蒙古族和汉族都是中国人，可在当时他们可是外族人。统治者为了压制汉人，在制度上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也被明代所沿用。

在元代，中央在地方建立了“行中书省”的机构，意思是这个机构是行动的中书省。这个机构的设立，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种手段。行省、省的概念开始出现。

到了明代，想在地方增设行省一级地方机构，可是却面临着一件尴尬的问题，就是中央已经没有中书省了，那又何来的行中书省呢？于是明代将名字修改了一下，叫承宣布政使司。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即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和直隶。长官称为布政使，负责此地的政务。

除此以外，与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两个职位，一个是提刑按察使，管理司法；另一个是都指挥使，管理军事。合称三司。

承宣布政使司俗称藩司，清代称藩台；提刑按察使司俗称臬（niè）司，清代称臬台。不仅如此，三司还向下面继续派遣官员，协助管理各地，这种情况在明代叫分司，清代叫道台。

所以，明代的地方政府一共有四级，即承宣布政使司、分司、州府、县。这还不算，有些地方的布政使司，分司的数量甚至要多于州府的数量。而真正管理地方百姓的只有县一级的官员，其余三级的官员都是管理官员的。此种地方机构的设置，不仅层级过多，机构臃肿，而且办事效率也不可能高效。

胥吏官和吏在我国古代一直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官通常是一个政府机构的长官，其余属官都称为吏。与西方对比，类似于事务官。在明代以前，官和吏虽然界限清晰，但是中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吏做的好，就可以成为官。尤其是汉代，很多最后做到三公的大臣，起初都是从掾属做起的

明代却制定了明确的规定，做官者，不可以曾经为吏，为吏者甚至不可以参加中央级别的选举考试。这样就阻断了胥吏的上升通道，使得那些确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一旦做过胥吏，就从此再也没有仕途上出人头地的机会。

于是胥吏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天地里，上下翻飞，向上束缚着长官，向下控制着百姓，也是明代的一项政治弊病。

所以说，明代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事制度，比此前的朝代，又退步了。

明代考试制度

进士唐代的考试，先是由考生自己报名，其所在地方政府将其送到中央，参加中央举办的考试。考试只有一次，如果考中，就是进士及第。

到了明代，生源越来越多，全在中央考试就不再合适。所以地方也开始设置考试来筛选。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州县级别的考试，如果考中被录取，就成为县学生，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秀才。第二级是所在布政使司的考试，称乡试，考中者称举人；第三级考试才是中央举办的考试，称会试，如果能够考中，才可称为进士，也就是进士及第。

翰林院进士及第以后，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老师则是从中央政府中在职的而且是进士出身的官员出任。此时考生的身份称为翰林，也叫散官。在翰林院学习几年以后，再分发到其他政府部门担任官职。

 流品单从考试和入仕的流程上看，这项制度也本没有什么问题。人才逐级筛选，到了中央还要继续接受系统的教育，是一套很科学的流程。不过制度执行的好坏，除了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还要看执行制度的人如何运行。

前面说到，只要做了胥吏就不可以再做一级机构的长官，也不可以参加中央的考试。这样的制度压制了很多出身低微学子和有能力的人的升迁之路，从而也让胥吏在明代政府中如宦官一样，在自己的那方天地中畸形生长。

那为什么明代要有这样的一项规定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在西方不存在的概念，即流品。

这个词在当今可以理解成鄙视链。以笔者从事的IT行业为例，软件开发人员是细分成很多的岗位的，岗位之间就存在鄙视链，比如做架构的鄙视写程序代码的；后台开发的鄙视前端开发的；前端开发的鄙视美工，等等此类。

明代的官场也存在这种鄙视链，也就是流品。

其实明代的人事制度还不仅如此，而且胥吏也并不是人事制度唯一的受害群体。在明代，有一项潜规则，就是只有进士或者是翰林出身的官员，才可以出任朝中的高级别官员。非此出身，只能担任中低级别的官员。所以不仅是胥吏受到了歧视，不是进士和翰林出身的官员也同样受到了歧视。

这样畸形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很容易形成政治势力的。大家身上都有一样的标签，聚到一起也自然有共同话题和共同兴趣。所以说明代的制度是畸形的，皇帝剥夺了丞相的低位，而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又找到了一个方法，报团取暖，形成自己的利益同盟。

八股文明代的八股文是最被后人所嘲弄的对象，考试的标准重格式轻内容，不仅耗费了考生大量的精力，也不能真正发掘治世理政的人才。

其实明代一开始的考试内容并不是八股文，在明太祖时期，考试的内容是效仿宋代，主要靠经义。一百多年以后，明成化年间，才被八股文所取代。

所谓八股是对一篇文章格式的一种规定，即一篇文章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不仅如此还对每个部分有诸多的要求。考八股文唯一的好处，就是对考官来说，能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来衡量文章的好坏。可是阅卷有了标准，考试本身的意义却被忽视了。

笔者也遇到过一个奇人。我所在的公司，就有一个出身国内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担任公司的商务总监一职。其实这个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唯独写的一手好文章。公司参与政府项目的报告都是经过此人之手，我也曾经拜读过他写的文章，其实内容不外乎是各种概念和愿景，并没有什么能落地的实质内容。但是他的文章极其符合上报给政府的材料的规范。文章结构、用词、表述的尺寸都很有讲究。所以在公司有其独特的地位，自己也因此沾沾自喜。所以此人也一向瞧不起我们这些技术男所写的文字材料，在他眼中，我们的东西是不入流的。

明代税赋制度

黄册与鱼鳞册明代的税收，吸取了唐朝帐籍制度的优点，建立了黄册和鱼鳞册。其中，黄册登记户籍，鱼鳞册登记田亩。

在明代，户籍的管理更加细致，在黄册中，以户为基本单位，十户为一甲，甲设里长一名、甲首一人，主要是替政府催征赋税。黄册十年一修，成卷四份，分别存于县、府、布政使司和户部。

鱼鳞册则登记田亩，也称鱼鳞图。图中详细注明土地的位置、良莠和业主的姓名。鱼鳞册一年一修，极为详实。

自有黄册和鱼鳞册以来，明代的税收就有了依据。国家在经济层面的管理，能够触及到最基层，无形中也抑制了土地兼并。

如果说唐代的帐籍制度是官员们的懈怠，导致制度荒废。那明代的两册则是毁于地方官吏的徇私舞弊。两册制度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这类现象就开始出现，最终还是把户籍，尤其是田亩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一条鞭法如同效仿唐代的帐籍制度，当明代的两册制度被废弃以后，在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类似唐代两税法和宋代免役法一类的制度，即一条鞭法。此法也是将各种税收项目统一归为一项。这种制度往往是一个朝代税赋制度运转失灵以后，通常采取的做法。

明代兵役制度

卫所制度明代的国防政策，借鉴了唐代的府兵制，看来好的制度还是有其生命力的。既然是借鉴，那也不能全般照抄，至少名字也要换一换的。明代的兵制称为卫所制度，一卫屯兵五千六百人，大所屯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小所（百户所）屯兵一百一十二人。所有卫所均归于五军都督府管辖。战时中央委派将军，称总兵官，带领卫所军队出战。战时结束，总兵官交出兵权，军队回归卫所。

武备荒废明代的上半期，军队的战斗力是十分强悍的。明太祖和明成祖对北方蒙古人的用兵结果，就能够证明。

到了明代的后半期，卫所制度的不完善开始显现。由于常年无战事，平日的战备就被忽略了。等到了满清南犯、内乱四起，才发现兵器、马匹、盔甲等作战物资已经无法使用。更是没有考虑到关外作战所应该考虑的寒冷气候。而此时国家财政也捉襟见肘，百弊丛生。再重新整备军队为时晚矣。

笔者的历史意见

明代对比宋代，皇权进一步压制相权。在宋代三省制度虽然名存实亡，可也仍然在中央保留了中书省，还有代表政府最高权力的宰相职位。到了明代，三省制被彻底的废弃。六部和两院的顶头上上司就是皇帝本人，而皇帝又自己忙不过来，于是宦官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由此可见，一味的收缴权力并不是消除相权威胁皇权的良策。关键还是要维持一个权力的平衡，除一弊而兴数弊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地方政权设置上，承宣布政使司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目的是好的，实际效果却没有那么理想。相权的天花板被皇帝压低，让相权内部的利益分配显得有些畸形。翰林、进士可做高官，胥吏不得为官的规矩，让人才的提拔和流动被无形的壁墙阻隔，虽然其中不存在阶级，流品的陋习也同样危害官场。

明代的考试制度，在笔者看来，仍然是相权被压制以后，寻求宣泄的一条出路。尤其是八股文，标准的格式，有利于考官对录用人员的把控。能否选出优秀的人才不重要，重要是要选出自己人。

唐代的府兵制和明代的卫所制度，在当时都是非常理想的兵役制度。国防的开支，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影响国家财政的收支。而且还能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明代后期军队的战力下降，责任不在府兵制度，而是如唐代的帐籍制度一样，毁于政府对工作的懈怠。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也难辞其咎。兵役制度的崩坏，最直接的受害者是百姓，他们不得不为政府的过失承担后果。可代表民权的百姓，在国家遭遇危机时，又岂是受此一难。所以明代的统治的毁灭，是内乱和外敌共同打击导致的。

（六）清代制度

清代政府组织

部族政权清代的政权和元代的政权都是当时的外部民族建立的，这里我们只讲清代。清代政权机构的设立，不同于汉代、唐代、宋代和明代，因为他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让满族人控制汉族人。所以清代的政府也始终把满人的利益凌驾于汉族利益之上。所以，清代的政权是部族政权。

军机处清代的组织结构很多是沿袭了明代的制度，在制度上需要值得一提的就是军机处。军机处并非立朝之初就建立的，而是在雍正一朝才有，此前仍然像明代那样设置内阁。

内阁的办公场所在皇宫，在讲述明代制度时就提到四殿二阁。雍正皇帝在文华殿和武英殿的后面，又寻了一处小房子，即南书房，把这里变成了军机处。

从名称上就能看出来，内阁是一个文官的机构，而军机处是一个武官的机构。这是因为军机处成立之初，也的确是用来处理紧急军务的，只是到了后来，所有重大事项，都要通过军机处来处理。

上谕清朝皇帝发布的命令称为上谕。上谕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开的，比如官员的任命，皇帝外出，祭祀赈灾之类的事情，命令都是公开发布的。还有一种叫寄信上谕，这类上谕是秘密的，比如皇帝要命令某省巡抚做事，则通过军机处密封，交给吏部尚书，吏部尚书虽然经手，但是只能加封，却不能拆开来看，然后转发给该省的巡抚。

这种上谕只有皇帝和当事人知道内情，其余人等都不能知晓。国家的事务，变成了皇帝的私事。所以这就不能称为制度，而是法术了。

六部尚书清代沿袭了明代的六部制度，需要说明的有两点。第一、六部长官仍然称为尚书，副长官成为侍郎。在清代，侍郎可以单独向皇帝汇报工作，这样就打破了部内的平衡，侍郎与尚书之间的关系就不能说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了；第二、每个部均设置一名汉人尚书，也会设置一名满人尚书。侍郎也是满汉各两人。六部尚书、侍郎加起来一共三十六人，这些人都可以直接给皇帝写奏。

地方政府明代的地方政府，地方设置三司，即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在清代，开始在地方常设巡抚和总督，正式成为地方省级的长官了。这样一来，地方的政权机构分为县、州府、道、布政使、总督巡抚，一共五个层级。

禁区在清朝还设置了四个行政禁区，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东三省，这里是满清的发源地。满清入关以后，就颁布禁令，不允许汉人迁往东三省。其目的是为了给自己一旦失败留一条后路。这项禁令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才被解除。

第二个是台湾，因为这里经过郑成功的治理以后，人心不能完全归附满清政府，所以时有叛乱发生。为了保证这里的稳定，就不允许台海对面的福建人迁往台湾。

第三个禁区是察绥，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北部和内蒙古的中南部一带。将这里设置为禁区，同样也体现出满清政权的私心，这是为了隔绝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联系。

第四个禁区是新疆，在这里设置禁区，是因为满清政府看中了这里的生存环境。是给自己一旦失败，留一条后路。此项禁令，直到清末左宗棠平定叛乱以后才解除。

怀柔政策清朝的怀柔政策并不是对汉人，而是对蒙古和西藏两地。清代推崇喇嘛教，其根本目的也是用宗教来拉拢蒙古和西藏，以此来联合周边压制本部十八省。为此还特设理藩院这样的行政机构。专管外藩事务。

清代考试制度

清代的考试制度虽然继承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但是已经失去了科举制度本身的初衷。科举制度的全面施行开始于唐代，目的是为了面向所有身家清白之人，为国家遴选人才。宋、明两代虽然有些修改，基础没有改变。在清代，为了维护满人的统治地位，在科举考试中，严格限制了汉人的录取比例。国家中央机关的主要官员，满人的比例也远远大于汉人。直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此时满人的确不堪重用，国家才放开这项限制，大量的启用汉人充任政府要职。

清代民众的反抗 

太平天国运动每次提起这段历史，现代人都会对这场农民运动报以同情。从政治理想方面讲，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主张其实并不尽如人意。这一点，我们从其占领南京以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太平天国还具有一定的宗教思想，这些思想源于西方的宗教。所以太平天国运动在南京建立国家以后，开始破坏各地的孔庙，视儒家书籍为妖书，其意图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推翻。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无论如何都无法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了。所以即使没有曾国藩，太平天国即便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其做法也断然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戊戌变法对于中国的变革，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一派，是提倡改革而非革命。康有为认为，满洲人是否继续做皇帝并不重要，中国需要的是一部宪法，有了宪法，那保留一个享受特殊礼遇的皇帝，也无关紧要。更何况在当时，西方多国也仍然保留的皇帝。

康氏的观点错误在于，满清政权并不是一个皇帝独裁的政权，其部族政权的本质，是皇帝身后有一个满洲部族为其撑腰。立宪政体允许保留一个皇帝，难道还能保留一个部族群体的特殊权力吗？

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对于当时的中国，提出的革命和变法的主张，是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果要推翻满清部落政权，非革命流血不可。而革命以后，如要改变中国的困局，也势必要改变制度。

孙中山先生参考了我国古代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三权分立，又借鉴了西方所奉行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提出了五权分立的立法理念。五权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不过，因为诸多原因，国民政府并没有按照此原则制定出宪法。

（七）作者的历史意见

集权与分权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逐步加强的，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权力。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万事万物本该有一个度，自汉代至唐代，这个度是趋于合理的，到了宋、明、清三代，则集权过甚，尤其使地方政权一天天衰落。

阶级与平等中国的传统政治，已经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于平等。封建社会在秦代就已经被推翻了，公卿士大夫的世袭特权被剥夺。东汉时期兴起的士族大门第，在唐代也逐渐没落。所以，自宋代以来，中国社会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贵族早被废去，官吏也不能世袭。当然，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就是原本在社会中曾经存在的力量不见了。

重农与抑商中国古代历来是节制资本的力量的，始终把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汉代盐铁业收归国营、唐代不允许商人和工匠家庭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具体的表现。这样做的后果，既保护了农业也伤害了农业。首先土地始终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财富和税收来源，那国家所有的财政需求，也自然都来自于农业；其次，不鼓励商业，也让社会人才不向工商业流动，所以就全部集中在政府之中，政府的职位就那么多，来争取的人越多，其中可不是优胜劣汰这么简单的规则的。

西方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型开始得比较早，也取得了成功。中国的转型则要晚得多，直到近几十年，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农业国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业国家了。工商业的成功，自然将人才引向了这里。在古代，杰出的人物大多数都是为官者，在现代，我们熟悉的杰出的人物，可能很多人想到的会是商界的哪位领袖吧。

制度与法术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就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界限。并不是说制度就是大公无私，所以任何一个时代，古今中外，若论哪项制度全无私心，绝无人事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有多少是出于公心，又有多少出于私心。西汉的制度可以说是制度，东汉则有些是出于光武帝的私心；唐代的制度，或者说唐代初期的制度是公心最盛的；宋代和明代就又多了许多法术，有很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而不能说是制度了；尤其是清代，可以说全没有了制度，他所谓的制度，都是沿袭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所以清代使用的尽是法术。

主权与职责西方的政治始终是强调主权的，其政治思想也建立在主权的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和民权的区分。如果按照这个角度划分西方的历史阶段，也能够划分的出来。

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在我国古代的著书中也鲜有这种提法，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讲政治，向来是讲职责。政府该做那些事，说的是他的职责，职责所在这个词，是不是经常听得到？

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比如一件物品属于你，那你可以随意的处置这个物品，这是你的权利。职责是应尽的道义，并非是自由。中西方在政治思想上是存在这样一个绝大的分歧的。这里我们不讲孰优孰劣，只说客观情况。若非要论个短长，那也应该是各有千秋。

西方的主权思想的建立，是因为国家始终是由一群固定的贵族群体掌握，有些类似于我国清代。比如俄国的沙皇，它是受许多贵族家庭的拥护，沙皇将权力分给这些贵族，所以说俄国的政权是贵族政权，也是军人政权；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是一个贵族政权，贵族掌握军队，两者不容易区分。

像中国这样自古就疆域广阔的国家，主权是从来不会属于某一个人的，皇帝自己也从来不会这样讲，因为国家实在太大了。所以掌权者从来都是一个集体。在秦以前，政权是掌握在皇帝和公卿士大夫的手中，秦代以后，中国就早已经没有了贵族，政权逐渐的掌握在读书人的手中，也就是士人的手中。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谁都可以读书，自然谁都可以成为读书人，不存在血统的界限。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始终是掌握在这个集团的手中。

从众与从贤这也是东西方政治的一个不同之处。西方的政治文明起源于希腊的城邦，希腊城邦的政治思想对整个西方的影响相当的巨大。我们查看地图可以略微了解，希腊半岛的面积并不大，而且还被山地分割成了很多的小块。在当时这里有上百个城邦。每一个城邦最多也只有几万人，每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国家每次遇到大事，找一块空地就能召集所有公民商议事情，平日的习惯就这样成为了制度。所以说，西方源于希腊的民主选举也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原因的。西方的这种政治制度显然是遵循了从众的原则。

中国的国土疆域，在文明兴起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地域局限的影响。所以当中国的文明达到有政权治理的阶段时，就已经地域广阔了。要像希腊城邦那样，每次有事都要召集全体百姓共同商议，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和制度。中国的政权治理，遵循的是从贤的原则。

这里可能又有人要分出两者的好坏了。在笔者看来，两种方式仍然是各有优势，不必非要论出高低。而有些人一味的推崇从众原则，而诋毁从贤原则，估计自己也没有把事情搞明白。而且在中西方的政治治理中，都包含着从众和从贤两种原则。

（八）笔者的历史意见

皇权、相权、民权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存在着各种权力。以企业为例，老板代表资本的利益，普通员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管理层作为老板和普通员工的纽带，则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利益方。三方无疑都在争取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古代在秦以前，属于贵族政权。此时的相权和皇权可以视为一体。自秦汉以后，贵族的世袭权力被剥夺了，皇帝的私臣成为了政府的官员，官职是不能世袭的，所以和皇帝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没有那么亲近了。

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实一直都是维护三方权力的工具。评价一个好的制度，也可以从是否能够维护三方权力的合理平衡作为标准。

中央政府论中央政府的合理性，最好的要数唐代。三省六部制度，是皇权与相权互相依赖、互相制衡的最佳方式。中书省立诏，皇帝准许、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一道命令并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断专行。而三省各负其职，也无法像汉代丞相那样，即政府权力于一身，也就给皇帝提供了制约政府的空间。

其次要数汉代，但是汉代的宰相制度，造就出国家副皇帝的角色，这不得不让皇权有些恐慌。为了除去这一弊病，皇帝的智慧也显然没有那么高明。内廷设置大司马大将军，实际是架空了宰相的权力，内廷又与外戚和宦官混杂在一起，倒是不必担心相权的威胁，却滋生了新的贵族集团，危害反而更大。回顾西汉和东汉的政权，皇帝依重内廷之时，也是国家衰败的开始。

宋、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宋代在中央，即便保留了中书省这一机构，但是三省制度的本质已经丧失了。到了明代，皇帝为了提防大臣谋反，干脆就撤销了宰相这个职务。把其权力集于皇帝一身，自己却又难以面对这繁巨的政务，怎么办？结果还是像汉朝的皇帝那样，搞出了内阁替自己分忧，更为可恶的是，皇帝把宦官推到了政治的核心舞台上。

这就像在企业里，老板不信任外人，要么在关键位置安排自己的家人，要么在各个部门中安排自己的耳目。结果，反倒是这些人最能祸害公司，公司的制度在这些人面前是不作数的。其他人看在眼里，虽然无奈，心中的忿忿不平也是难免的，所以公司的风气也就开始败坏，公司的制度既然缺乏公平性，那也就没人会尊重它了。

清代的中央政府，不仅仅是皇权侵蚀相权的问题了，满清贵族始终在清代享受着特殊的权力。所以清代在政治制度上和其它四个朝代有极大的不同，也是最坏的一个。

地方政府汉代的地方政府只有郡县两级，直到汉灵帝时，州这一行政级别才具有实际地方政权的作用。

唐代和宋代的地方政权则始终是三级，州县两级与汉代相同，再向上一级，唐代称道，宋代称路，实际上都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省级政府机构的雏形。

明清两代，地方政权变成了四级，除了州县两级和省级政府被保留下来以外，在省和轴之间又增加了一个行政级别，明代称分司，清代称道。

我们看到，古代的地方政府，层级是越分越多，机构也设置的越来越多。孰优孰劣笔者不敢下结论。作者是最推崇汉代的地方政权的，级别少可以提高公事效率，官员之间也没有巨大的等级差别，所需官员的数量也少的多。清代的地方政府一共分为四级（如果把巡抚和布政使分为两级，那就是五级），在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太大提升的情况下，百姓的负担自然也要增加，两相对比，汉代的官员的待遇似乎也比清代强。

古代地方政府的设置，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出相权对民权的侵害，但是地方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吏数量越来越多，这本身就是已经侵害了民权的利益。官员的俸禄从哪里来？还不是取之于百姓的赋税，更不要说那些制度以外的盘剥和压榨。

考试制度汉代的考试制度，最大的弊病是其制度并没有让广大的普通百姓享受其政策红利，其利益被官僚集团和世家豪门所垄断。汉代虽然消灭了以血统维系的贵族集团，却培养出新的豪门贵族。也是在考试制度方面，相权荼毒民权最大的一朝。

唐代全面开始了科举制度，这在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中具有极大的贡献。除了从事工、商行业的人不允许参加考试以外，其余的人都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从而打开了普民百姓进入政府的通道。这一点，民权受到了尊重。但是唐代的考试制度有一个弊病，就是考试的内容主要以诗词歌赋为主，这也是唐代能够涌现大量的诗人的原因。可是诗词歌赋和经义相比，在政权治理上就缺少务实的作用，总不能拿着诗歌治理百姓吧。

在考试选举制度上，要数宋代最佳。宋代以前，连年的战乱导致读书人大量减少，国家缺少可用的人才。所以宋代兴办教育，系统的培养政府人才，也因此在宋代出现了中国第二次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即宋代理学。宋代的考试制度值得称道的不仅如此，在考试内容上，也曾经以考经学为主，相比于诗词、八股，经学更加务实，选出的人才也就更有管理的才能。所以说，宋代在考试制度上，是对民权的最大的尊重。

明代沿袭了科举制度，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是尊重民权的。到了成化年间，考试的内容被官方定为八股文，考官有了评判的标准，可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终日研究文章格式，与现实越来越脱节。虽然不是对民权的直接伤害，可对整个社会是一种愚民的行为。

清代是最不伦不类的科举制度的，这主要体现在考试制度中，录取满人和汉人的比例严重的不合理。满人和汉人不能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也就失去了科举制度的初衷。百姓的权利自然也就被剥夺了。

单单从考试制度上，来审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考试制度本身是将平民百姓变成政府储备官员的遴选程序。人事制度，尤其是高级别官员的任免权力，才更能体现两方权力的竞争。

人事制度汉代的人事制度有其独特的亮点。首先得益于地方政权的层级最简练。汉代只有县、郡两级地方政府，全国一共一百多个郡，其长官，也就是太守，与中央政府的九卿是同级的，都是二千石的官员。九卿外放做郡太守，或者太守调入中央担任九卿，这在汉代是很正常的调动。不仅如此，低级别的官员，一旦被中央看中，都可以提拔到很高的职位任职。即便不是在职的官员，如果有人举荐，或者因名望传入皇宫，被皇帝知晓此人，皇帝也可以直接将其召入宫廷，被委以官职。

汉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一个机构的长官是由皇帝任命的，其属官的任免权力完全归于此长官。这种人事制度在五个朝代中，只有汉制如此。所以从人事制度上看，汉代的相权最重。那皇权是否被侵占了呢？其实也并没有，汉代以丞相管理政府时期，并没有出现丞相威胁到皇帝的情况，反倒是自从设立内廷以后，外戚对皇帝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甚至将西汉和东汉带入了毁灭。

唐、宋、明三代的人事制度都不如汉代，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地方官员的使用上。地方官员，尤其是低级别的官员，其升迁的机会是比较渺茫的，明代更是不允许胥吏升任官员。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就职，如果你入职时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或者是一个小主管，那你就没有机会升为部门经理，甚至更高级别管理岗位，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空降来的。不能升职，那加薪的机会和幅度就少，那么你在公司还有多少奋斗的动力？你要跳槽是吧，对不起你的履历已经是当过普通员工了，到了另一家企业你也同样不能进入中高级管理层。是不是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清代的人事制度甚至不能说成是制度，而是法术。重要的官职基本上都由满人把控，六部的尚书是有汉人的，但是也一定要配置一个满人尚书。所以说部族政权因其私心太重，已经不能拿来跟其它政权相比较了。

在人事制度上，汉代的开明是最值得提倡的。我们如果读《史记》或者《汉书》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在今天都是无法想象的。就是一个人的职务是实实在在的可升可降的，这个人现在是丞相或者太尉，因为犯错就可能被罢免回家，过了一阵子又被皇帝委任为光禄勋。这在汉代并不稀奇。

唐、宋、明三代，在人事上有点相权内耗的味道。权力就那么多，你多了我自然就少了。所以就会想方设法的设置一些壁垒，让自己更安全一些。

兵役制度五个朝代，兵役制度最好的是唐代和明代，当然在唐朝的中后期和明朝的后期，兵役制度也出现了荒废。从其制度设置之初，唐代的府兵制和明代的卫所制度，非常的相似。一边能够让国家保有一直强大的军队，一边还能与百姓和睦相处。所以在兵役制度上，皇权充分的尊重了民权，没有给民权增加负担。出问题的反倒是各级官员，他们并没有长期的维护好兵役制度的运转，而最终将其荒废。从间接的角度看，相权是损害了皇权和民权的。

汉代的兵役制度并无多少可取之处，百姓承受兵役之苦，国家也未从中得利。同样，宋代面对恶劣的北方国防形势，其兵役制度也乏善可陈。宋代的军队并没有沿袭唐代的府兵制，还要始终保有数量庞大的军队，以防御北方的辽。所以每年的国防开支都十分巨大，百姓自然也要承受巨大的负担。清代的兵役制度，本书并没有提及，看得出来，钱穆先生对满清的部族政权极为不满。所以讲了政府组织和考试制度以后，根本就没讲赋税制度和国防制度。

税赋制度汉代的赋税虽然不是最好的，可也遵行了轻徭薄税的原则。而且汉代得益于政府官员数量偏少，财政刚性支出也就少。所以人民的负担也就比较轻。这方面皇权、相权和民权是比较平衡的关系。

唐代的租佣调制度比汉代的制度要好。首先是税赋比汉代更低；其次唐代的租佣调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有地才有租，有壮丁才有佣，有家才有调。百姓的负担是循序渐进的；再次，就是唐朝开始的时候奉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国家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唐代后期执行的两税制相比租佣调制度就差多了，国家入不敷出，就向百姓增加赋税。不仅如此，税赋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大量的逃亡，国家最基础的一环被破坏的越来越严重。

宋代至始至终都没有好的税赋制度，国力也始终不强。从这一点来看，宋代的皇权、相权和民权都不是赢家。

明代起初的两册制度是效仿唐代的帐籍制度和租佣调制度，在明代的前半段，这项制度也能让国家，上到皇帝，下到百姓都能获得实惠。后期也同样因为政府的懒政，让这项制度没有能够贯穿始终。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也并不能顾全各方的利益。其实纵观古代历朝历代，当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时，民权就是直接的受害者，而破坏了社会的根基，最终也会反噬国家的政权。

在本书中，钱穆先生也没有提及清代的税赋制度，对其政权的鄙视，由此也可见一斑。

总结看过这本书，笔者认为，中国人完全具备设计出合理政治 制度的能力。汉代的地方政府、唐代的中央政府、唐宋的考试制度、唐明的税赋制度和兵役制度，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制度。

中国的历史能够传承五千年，而且到如今仍然充满了活力，这是因为中华的文化始终得以传承。制度是什么？是从管理的角度，对文化的诠释。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的舆论声中，始终都存在对中国制度的抨击，以及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试问，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基础中如何诠释？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政治制度，又如何能在一个偌大的国家中运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就是最公平的选举制度吗？那又如何解释美国会有特朗普、拜登这样的总统？乌克兰又为什么会让一个演员来担任首脑呢？要知道，他们可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国家领袖。

笔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完全没有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他的制度能够尊重本国的文化，能够尊重各方的权力，能够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够让国民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生存环境，而且生活水平能够经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提升。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好的政府，这样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至于它是哪种意识形态就没有必要去计较。

此外，在历代政治得失中，我们也要看到，一项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好的执行，一套制度如果一成不变，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想用现在一句现代的话来结束这篇随笔

改革永远在路上！

（完结）

【笔者声明：本文是一篇读书笔记，文中的内容主要是对作者书中阐述内容的总结，另外也加入了笔者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文中表达的观点，绝非学术观点，在一些问题上也会与史实有偏差。在这里真诚的接受读者提出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