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政府组织

（一）明代之中央政府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作“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谳，这叫作“廷鞫”。

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长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鞫，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二）明代内阁制度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

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

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

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

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

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那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的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揽。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

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是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

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

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

（三）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

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

（四）元明以下省区制度

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

“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制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与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

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

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而且明代已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

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

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那可与满洲相提并论？

又如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敌人有意混清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

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五）明代地方监司官及督抚

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

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

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呼藩台、臬台。照理，臬司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

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称“台”已不合理。

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

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

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

分司分道又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

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事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那有工夫去亲民？

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

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

（六）明清两代之胥吏

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

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

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胥吏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胥吏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胥吏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胥吏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

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

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

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胥吏去办。

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

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

胥吏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曝露。

二明代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从明代沿下。

（一）进士与翰林院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

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人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式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式，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明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

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

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

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

因为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积渐都了解。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阁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二）八股文

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那里会用心创造出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

三明代赋税制度

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

黄册以户为主，每十年更定一次，凡四本。一份上户部，三份分送布政司、府、县。

“旧管百亩，今卖。当开除户下田二十亩，彼买者新收二十亩；而此户实在则止八十亩。”

其实在当时，本兼有“限民名田”之义。

但时间隔久了，便弊端丛生。

最先是由人运用那项制度来迁就那弊端；最后是那项制度无法保留，只有根本舍弃了来另立新制度。

在此项册子上，不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而且实在是不便于民间之兼并的。

虽在南方觉得是便利，但在北方则各处深感不便，反对甚烈。实际上，一条鞭法经历时期也并不久，便紊乱了，并不能完全遵照那法制来推行。

我常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

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此两项制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牵动影响之处，特别大

于此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今天若要再提出一项土地制度之整理及新规划，其势仍会牵连及于其他一切制度之如何相互配搭，以及与社会上一般情状之如何真实适合的这一问题上。我们此刻来讲历史上的各项制度得失，正要我们了解：一项新制度之成立和推行，其条件是如何地复杂，其考虑是该如何地周详的。

四明代兵制

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

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作“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

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发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云南调五百，四川调一千，他们到北京的路程已相当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

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

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一面开杈，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过来，两条腿都盖着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

兵队数量不须多，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做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

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