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应志刚
进入小满，江南连续下了几天的雨。
昨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身体仿佛复苏。
晚上做了个梦，那些泥土下的种子，和种子里孕育的关于播种和丰收的梦。
那是关于家乡的印记，如同柔情泛滥的太湖水，一波波的乡思，在梦境里荡来漾去。
北太湖的稻香小镇望亭，农民抢着时间育秧，延绵的水田刚刚翻耕过，澄清的湖水漫过原野。
抢先的农户，已经将秧苗植入泥土，一个个生命以静默的形式排开，然后，再以虔诚的姿态对大地顶礼膜拜。
插秧是一件难以言表的辛苦事。
我那念过几年私塾的祖父，曾教我念宋代诗人杨万里写的《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诗中的场景，儿时的我曾亲眼所见。
插秧是很熬人的，在一片片稻田里，男人女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把秧苗，低首弓背忙个不停。
干这种活，不仅要眼到、手到，判断好秧苗之间的距离，还要靠脊背和手臂的韧性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
插下一株身子倒退一步，两只脚在黏稠的烂泥地里，不留神就会陷在里面难以移动，更不要说恼人的蚂蟥不时叮到脚上吸血。
五月的天说变就变。
天晴时，太阳晒得脊背发烫；下雨时，雨水直往手臂和衣领里灌。若是遇上“倒春寒”，手脚浸在冰凉的泥水里，冻得人浑身打颤。
我亲眼看着面容姣好的年轻村姑，忙完一个来回，一头扑倒在田埂湿漉漉的草地上，再也不想起来。
当然，现今的农村，已经极难见到插秧的姑娘，在五月的风里，用那双在溪水中浣过纱的素手，如柳风般剪出一段关于青禾的传说。
在水田里开着“洋马”驰骋，栽下一株株青苗的，是一位来自江西的80后小伙子，黝黑的皮肤在烈阳下渗出汗滴，你绝不会想到，他竟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儿时，当我念书不用心时，我的母亲就会训斥我，“你这样没出息，以后只能去种地了。”
但我的母亲不会知道，在这片孕育着希望的田野上，如果没有研究生的高学历，这里的小伙子大姑娘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农民。
如同那位来自扬州的姑娘林亚萍，人们总是习惯性地竖起大拇指，称赞她种的草莓味道，“到底是研究生种出来的，就是好吃！”
但这位硕士女农民偶尔也会抱怨，“做农民是最辛苦的。”
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农与怀揣着高学历的新农民之间最相通的话题。
一种面朝黄土背朝天，跟老天要饭的艰辛，与另一种关于知识和安逸生活纠结的矛盾，每天都在重复。
仿佛青禾生长时的欢欣，与丰收时一刀刀的疼痛，痛并快乐的滋味，只能自己感悟。
如同我在田间拍摄白鹭追逐耕机啄食虫子的画面，一旁收割完油菜用竹拍在地面敲打秸秆的老汉，斜眼看我，“这有什么好拍的？”
我说，“这很好看啊，你看，这里就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样。”
老汉不屑地哼了哼，挺了挺身子，又捶了捶腰，“天天看你也不要看了，田里的活都要忙死了。”
又见我追着送秧苗的妇人拍照，老汉又很是忿忿，“你们城里人真是闲的慌。”
农耕生活带给我们一座祖辈流传的“围城”。
我那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的岳父岳母，往年种地的时候，也曾这般蔑视我对于田野的这种“诗性大发”。
却又在耕地被征用“洗脚上楼”之后，四处寻找可以栽种的土地，甚至绝望又无奈地悲叹，“农民没地种，这还叫农民吗？”
于我而言，田间劳作更多是童年的美好印记。
这般时节，沟渠、水田里到处都是泥鳅和鲫鱼，大人们在烂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忙碌，小孩子们却顺手掀翻挑秧的畚箕，用作捕鱼的工具，追逐在水与泥的欢笑声中。
大人们自然也不恼，只是嘱咐我们不要跌到水里把衣服弄湿了，或者跌到田里滚一身烂泥。
但谁都心里有数，回家的时候，无论大人小孩，谁的身上不是一身的泥水呢。
远离故乡多年，我曾无数次梦想，有一座房子建于水田之畔。
白天，我在地里忙碌，我心爱的女子在屋里织衣、绣花。
我的一双儿女，从屋里跑向田野，又从田野奔回屋里，他们没有学业的烦恼，也没有生活的烦恼。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仿佛画里走下来的神仙，忙碌、快乐，却不食人间烟火。
但我却也知道，每当我来到北太湖的这片乡野，我也只能从农民们辛苦劳作的“诗画田园”里，找寻到几丝乡愁的痕迹。
这让我永远记得，自己究竟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