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代名臣张居正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帝师，万历登基之初只有十岁，内阁首辅张居正临危受命，成了万历亦师亦父的人物，并且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教育教育工作，但是他死后，皇帝立即翻脸不认人，说他“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断棺戮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程朱理学的大背景下，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必然客观。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我认为，教师张居正、教务主任张居正、校长张居正的治校育人方式出问题了。
首先让我们来理一下张老师教育工作的可取之处。一是注重课程的整体化和系统化。为了这位十岁小朋友能够系统地学习，张老师组织了强大的教师团队，亲自编纂教学大纲，审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重要课程亲自上课，确实难能可贵。二是明朝以来提倡素质教育第一人。比如说那本有名的《帝鉴图说》，在教材旁边画上连环画，来吸引小皇帝学习枯燥无味的“古代皇帝治国策略”，既寓教于乐，又给小皇帝种下美育的种子，后来万历迷上书法，与幼时的启蒙不无关系。再就是体育，学累了，可以和老师的五儿子张允修一起放放风筝，锻炼了身体，培养了情趣，也增强了团队意识。三是充分调动资源，凝聚教育合力。除了强大的教师团队外，张老师还充分发挥万历身边的力量，比如李太后、大伴冯宝，对课堂教育效果进行再加强。这几个方面，体现了张居正校长团队建设的能力，体现了其课程领导力，也体现了张校长盘活资源的能力。
但是张居正校长办学硬伤很严重：
一是忽视了立德树人。张校长的教育，出发点就是怎样做一个好皇帝，而不是先怎样做一个合格的人。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上学就是为了考清华北大一样，简单粗暴，忘记了教育的根本。倘若张校长先从树人角度，教育万历先做人后做事，培养美好心灵，树立远大理想，万历能不能被教育成大明王朝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先不说，最起码他能亲师重教、尊师重道，不至于做出欺师灭祖之事来。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无疑是对教育如何培养人这一本质的新认识。立德树人揭示了德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调促进人的德性成长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揭示了道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强调德性成长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体现了党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
二是忽视了家校共育。上面提到盘活了家长和伴读的资源，但是就教育效果来说，张校长的学校教育是一家独大的，二十几岁的李太后言必称张校长，每次万历到母亲那里请教学问，李太后都先要问问张校长怎么说。大伴冯宝更是被万历认作是张校长“一伙的”，作为家校共育，学校教育重要性毋庸置疑，学校对家庭教育的引导作用也不必质疑，但是，家庭教育是与学校教育起着并列的作用的。家校合力不是单纯的“合起伙来”，需要有分工、有合作、有相互配合，有不同的侧重领域。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单亲家庭的万历皇帝（属于八类特殊学生群体之一）在学校里受到先生严厉的批评后，回到家里，母亲没有任何抚慰，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建议和应对，只是恶狠狠地说：“先生说得都对，不听学生的话，先生打二十大板，妈妈再打二十！”小万历能不委屈吗？仇恨的种子就此发芽。我们既要避免把家庭教育发展成学校教育的延续，更要避免把家长变成老师的“帮凶”。
三是教育方法过于陈腐呆板。张校长在对小万历的教育方式方法上，表面上是很成功的。比如说，十岁万历从来不称呼张居正的名字，甚至不称他的官职，不论人前还是人后都只称张居正为“先生”，而且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朝堂上都这样称呼。再比如，张校长说“一个皇帝，有一些爱好是可以的，但绝不应该在书法这些艺术领域上有太大的偏好。”小万历立即就停止了对书法作品的课外辅导班。但是后来他的行为，都说明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听话。看来张校长的简单粗暴方法，没有让小万历从心，所以，有种顺从叫做“阳奉阴违”，留下了大患。校长治校，要有威信和个人号召力，让师生从认可到喜欢到崇拜，方法很重要。
另外，“夺情”也是张校长的硬伤，成为群臣诟病的焦点，也成为小万历质疑圣贤的突破点。这样看来，校长的个人操守也很重要，要好好爱惜自己的羽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