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秋国庆小长假，“3+7=8”的调休模式再次将调休冲上热搜。3天的中秋节假期，加上7天的国庆节假期，因为周末连上三个周一，直接压缩成8天。
这种现象被网友戏称，度过一个周一、再一个周一，还是周一。放八天假上七天班的调休制度，令不少人苦不堪言，直呼就不能“只休假不调班”吗？
这不是第一次关于调休的讨论，上一次是五一，而紧随其后的是10月底公布的2024年放假调休安排。#除夕不放假#的微博词条，讨论的已不再只是劳动休息权的保障问题，还有社会治理与习俗年文化之间的拉扯。
这不禁令人深思，劳动者休息权难保障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鼓励各单位结合带薪年休假等制度落实，安排职工在除夕（2月9日）休息”，这一专家眼里的隐藏福利，民众怎么不买单呢？大众对于调休不满情绪的高涨，又体现了哪些诉求？
调休的缘起于刺激消费，核心在于发展经济
先来看调休不满情绪的产生机制。工作不顺心与渴望健康生活的需求产生了冲突：一方面就业市场不景气、身边亲朋好友与老板同事有意无意提醒有份工作是福气；另一方面绷紧神经上班、工资却不见涨，工作倦怠感强烈，渴望生活与工作平衡的诉求越发明显。
尽管疫情防控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逐渐淡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却从未远去。
疫情为人们快节奏奔向新生活一键按下暂停，忙碌日常骤然停下的不适应，在三年常态化防控下也慢慢淡然，开始关注往日里忽略的健康与休闲生活。
叠加全球经济乏力，裁员降薪屡见不鲜，物价飞涨致使罢工运动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
工作还是那个工作，然企业增速放缓，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业务线需要996、007来实现营收，反倒是无效加班的情绪劳动占据上风，不如多放点假直接开摆。
第二个问题紧随其后，这“只休不调”的期待能否实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回顾一下我国劳动休假的历史。
现在劳动市场的单休、大小休与双休，在我国不同时间段都推行过，根本原因还是以劳动积累换取经济增长的逻辑。
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有三个因素，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撇开后两个不谈，双休显然比单休要工作时长短，这就意味着劳动积累少。
按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数据，劳动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0%，每周多休一天，带来的是5.7%左右的经济损失。如何补充这部分减少的积累，就需要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两个因素去补足。
在企业快速增长时期，业务线众多，即使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开到最大，还是跟不上增速，于是加班成了常态。
当然，其中不乏其他两个因素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低。因此企业为压缩成本，把两个人当一个人用的用工模式，在如今的市场依旧存在。
这种经济计算的方式，也体现在历史上从单休到双休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为了尽快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便用巨大人口数与工作时长推高劳动积累。“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女性参与劳动正是这个阶段提出的。
那时我国每年的法定节假日只有4个，一共7天：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1天、“十一”2天。假期少不算，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一周工作48小时，这种单休模式从1949年延续到1960年。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叠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浮夸风与外交困局，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来临，新中国由此遭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
在此情形下，休假是奢侈的，连春节都用来搞建设，甚至有了口号“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
勤劳的中国人民，全年无休，就为了过上不再饥荒的好日子。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回暖上升，197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读者来信令各地陆续恢复了休假制度。
一直到1994年，我国有了双休制的前身，“大小礼拜轮休制（单双休）”。在观察到经济平稳发展以及民众反馈好后，中国人有了迎来了第一个周末，那是1995年5月6日至7日。
这得益于我国国力的攀升，打开了外交封锁的处境。1971年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1984年提出一国两制与英国、葡萄牙外交谈判，分别于1984年、1986年发表联合声明，确定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更是给中国人民一针强心剂。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
把蛋糕做大，才有分蛋糕的空间。经济发展后，才有机会考虑人民生活福祉。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因工作原因经常去国外出差，他发现：
联合国周五下午不开会，欧美等国实行5天或4天半工作制，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促进了旅游、教育等产业发展，提高休假时长是一个利民又利国的制度。
于是，1986年开始研究我国是否有条件实行五天工作制，1990年得出结论证明可行，1994年大小周试行，1995年推行双休制度。
双休制度至今已经28年，然并非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单休、大小休的企业并不少见。在呼吁“只休不调”的声音之下，落实双休制度也是诉求之一。
事实上，从单休到双休，藏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子。调休制度的缘起，也不例外。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为了促进国内旅游来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出台“七天乐”制度，即春节、国庆节、劳动节开始跟前后的双休拼在一起，连续七天。
这正是我国调休的伊始，而这种模式引发的人挤人、服务跟不上等问题，促使政府2008年调整推行“小长假”，也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多个小长假+2个大长假”的休假模式。
这还是在我国经济总量不断跨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连带人均GDP不断提升，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尽管水平仍然较低，但人民钱袋子是鼓了，消费也成为中国经济主要增长引擎。为了更好促消费，政府这两年也没少在休假上下功夫。
人大代表建议实施每周四天半工作时间制度被采纳，2020年3月，浙江、江西、甘肃等地试行2.5天休假模式。可见，政府是在贴近民意、紧跟时代调整政策，给予更多的休息空间。
然问题来了，民众真正拥有了休假自由吗？显然没有。而这，正是大众不满情绪的真正动因。“放假了工作却要继续做，不能休息”的现状和“不敢跟公司提休年假，身边的人都不太敢休”的顾虑，将这种不满情绪放大了数倍。
更好完善休假制度只是一个方面，提升人们的假期幸福感则是更紧迫的事情。然而，在休假规定与真正落实之间，仍需跨越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鸿沟。
要想实现只调不休，需要高质量发展实现的那一天
2020年方才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际仍有信心，却也充满挑战。
恩格尔系数通过计算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这是中国恩格尔系数首次处在低于30%的水平。从1978年在60%徘徊到降至30%以下，中国用了40年时间。
我国生育率自20世纪70年代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或将走向终结。
为此，2013年独生子女可生二胎、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2021年三胎生育政策出台，从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也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劳动力储备不足与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的便是社保支付出现压力，养老金缺口。
在此情形下，2022年政府出台个人养老金政策以补充基础养老，更是提供税收优惠来鼓励。2020年便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则在今年7月将最低社保基数拉到了7310元。
这一松一紧之间，打工人只觉得“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真是透心凉。
延迟退休板上钉钉，AI火热、房地产震荡的行业变动频频，不知裁员降薪与35岁危机哪个先来，此时正深受加班与调休之苦，就这，还算是远虑，近忧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没有工作经验，专业与岗位技能要求脱节，同质化能力加剧内卷程度，5月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达到了20.8%，甚至于职场中流砥柱的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也有4.1%。
风雨欲来，不满调休更像是个导火索，对于如今就业市场环境与劳动力市场乱象的愤愤不平才是核心。
劳动报酬在企业降本增效与政府提高社保基数下急速压缩，工作市场与满意度不升反降，调休成了打工人吐槽鲜有的出口了。
高质量发展，早已不再是单方面的数据好看，更重要的是人民幸福感的提升。
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也反映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在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必然的，不是结构性的因素，不是人口红利消失，不是创新能力不足，不是比例失调，只是政策对投资不太友好，总是想把投资率压下来。”
在投资方面，我国有发展中国家最高的储蓄率，过去四十年平均占到GDP41.4%，足够实现39.2%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然这些年针对产能和企业负债的一些政策，令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效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
在教育方面，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已经成为我国高速增长的差异化因素。根据一项权威的研究，影响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质量。
在技术创新方面，由于基础教育质量高，学习能力比较强，吸收已有的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能力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强。我国向来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中国在过去30年里是世界创新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
正是有这样的基础，才成就了2017年的新四大发明：高速铁路 、扫码支付、 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这是我国过往几十年的奋斗果实，更是中国人民勤劳致富的基因。
在此情形下，尽管转型期伴随阵痛，但仍信心充足。当然，要把投资作为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变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局面，亦是任重而道远。
从这个意义上，唯有实现转型获得高质量发展，劳动法的休息保护制度才不会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改变现状，可以从尊重劳动者的细节做起
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企业与社会尊重劳动者的观念却是可以从小事做起。
友善的职场环境，可以共建；浮动的劳动报酬，可以商量；业务需要的加班加点，可以理解；唯有李佳琦般的傲慢，无法共情。
平等沟通，坦诚真诚，是新时代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准则。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零工经济盛行。
“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均呈现显著增长态势，并且创造了5.2万亿美元的总产值。
根据欧盟委员会统计，欧盟目前有超过2800万人通过数字平台工作；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临时就业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100万人（2022年）。
我国人数也并不少，且依托零工经济发展起来的数字游民讨论也更加频繁。据中国政府网数据，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规模已达到2亿人之多。
当然，打零工不具有五险一金与结算风险等问题，则如打工人苦调休般难以言说。
但无论如何，这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拥有更平等工作关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