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部小说类的世界名著，畅销80多年并不奇怪，但这本书不是小说，它只是一个新闻类的纪实作品。大家知道，新闻是有时效性的，无论它具有怎样的轰动性和爆炸性，只要时过境迁，就会成为明日黄花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西行漫记》是个特例，迄今为止，它是唯一的一部以新闻类作品的身份寄身世界名著殿堂的书苑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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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第一部以西方人眼光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又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革命的实录体著作。实录的时限，是1936年6月至10月；实录的对象，是“红色中国”，即那个时期的陕北苏区。
书的原名叫《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N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刚一问世，就受到西方读者的追捧和关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
紧接着，这本书又在M国出版，影响进一步扩大，并折返到中国。
当时的中国，由于执政者长期以来的妖魔化宣传，国人绝大多数对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这本书的引入，如同吹来一阵清凉的风，使国内知识界对中共和他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38年2 月，一群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为了避开新闻检查，新书出版时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无倾向性的《西行漫记》。
就像许多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一样，《西行漫记》这本记载中国事情的书，在国外绕了一圈后再转回来，倍受中国读者的欢迎，也是一版再版。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小城市的新华书店里，好几种版本的《西行漫记》，都摆放在畅销书的书架上。
02
《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领袖的老朋友。这种朋友关系的最初形成，也就是《西行漫记》这本书的形成过程。
作为一个M国记者，斯诺在采访中一次次被中共领导人的人格力量所折服，一次次被红军指战员的坚定信仰所感动，而以毛为代表的中共人士，对这位从资本主义社会来的记者居然也能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的报道苏区的现状，也深表赞赏，并给予充分的信任。这种道义相合的朋友，是最靠得往的。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他每次来都受到毛的亲切接见，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这可以说是来华外宾的最高待遇。
1970年斯诺第三次来中国时，正赶上中国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
什么没有变？当然是朋友的情义没有变。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1971年，中美试探性的乒乓外交正在进行时，斯诺在M国《生活》杂志发表文章透露：中国领导人告诉他，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身份还是总统身份，都会受到欢迎。这篇独家内幕新闻，使斯诺成功地扮演了一回中美友好的信使。
1972年中美建交前，斯诺打算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随同尼克松访华，成为中美友好的见证人，但却在尼克松启程之时不幸因病去世。
弥留之际，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躺在病床上的斯诺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运往中国，安放在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他生前曾在燕大当了两年兼职教授。
2009年，在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评比活动中，斯诺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斯诺的名字再一次融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
03
《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在上海出版时，正在上海的斯诺为新书增加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图片，并应约写了书的序言。
在这个序言中，斯诺认为，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之所以能够风行全国，并不在于这本书的风格和形式，而是由于这本书的内容。
关于内容，斯诺分析说：从字面上看，这本书是我写的，可是从实际意义上讲，这里面的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是他们让这本书的故事鲜活起来。
为了佐证非他所写，斯诺又进一步指出，即使从最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大部分都不是他写的，而是毛、彭、周、林、徐这些人口述的。他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学到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仅此而已。
我们不能把斯诺所说的这些话仅仅看作是一种谦虚，一种姿态，这应该是他的真心所想，也是他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的真情流露。唯其如此，才能理解《西行漫记》的魅力所在，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这本书能同时受到东西方两个对立世界的欢迎。
能够感动读者的作品，作者必须首先被感动。斯诺的下面这句话，恰好证明这一点：
“毛、彭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春水一般清澈”，对于新闻作品来说，这样的形容词和比喻，只有在作者被深深打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毛、彭等人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还是一起去书中探明究竟吧。
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忘初心”，“初心”在哪里？也许，这本书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具体的答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