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难以言说。并不是因为其本质多么复杂，而是在于“道”本身的原因。

    人们永远都在求取一种所谓的道。

    人类作为我们自己口中所谓的高级动物，拥有着动物与除我们之外的万事万物从不曾拥有过的百分之一——理性与德性。思考的能力让我们发现这一切的存在，发觉我们与自然界其他事物的不同，更是促使我们产生疑问。对世界的疑问，抑或是对自身的疑问。例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或是，我为什么而存在，我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晦涩不明，难以说清的问题，便是我们所求的“道”。面对疑问时，理性的思考使我们迫切的想要寻找一个答案。但又正因为此，答案才永远不会在定义中，在既得的结论中出现。很明显这个道理是被儒家圣贤广泛认同的。不论是孔子还是王阳明，都从来秉持着这样一种说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因为道本身无法被定义更是难以言传，所以将其通过文字的方式流传于后世，绝非是上上之策。这其中的原因也在于王阳明曾经所说的道理。以道为教，便如医用药一般。其中讲究的在于对症下药。若是错误的领会，错误的理解，很有可能便酿成大祸。并且，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从前人之言中，从后世著述之中，是无法领会真正的“道”的。从经书之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前人所留下的“指月之手”，其不过是为所谓的一个含糊不明的描摹之形状，指向通往天理与“道”的方向罢了。

    而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正好解释这一点。我们所知的一切“道”，本都是来自我们内在的本性仁心之中。是为那摒除百分之九十九的兽性与生物本能之外的百分之一。从人类诞生而始，这便作为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可能性。无需刻意的激发，更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本来便存在，本来便拥有。所以，真正的“道”，无需从他处，无需从外在，更无需从他人的言论行为之中求取。只因为，真正的“道”，本就存在。但同时，真正的“道”，是靠着知行合一，是靠着自己一生所为所作而活出来的。两者之间没有先后关系，没有时间之上的不同，只因为“知”与“行”曾来为一体。真正的“知”，无需刻意去“行”。而真正的“行”，更从来都已经具备知。这样说来未免有些笼统，似乎并不能解释清楚。但若是结合“仁心”与“性本善”，便很好理解了。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道”与“知”需要通过学习获得，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中将这两者划归为了某个个人所提出的一种需要学习的“学说”。我们以为“仁心”是孔子的创造，“性本善”是孟子的创造，所以才会误以为这样的一种“学说”需要通过学习理解。但其实，孔子与孟子从未“创造”出“仁”，从未创造出“性本善”中的“善”。他们真正伟大的地方从来不是“发明”，他们的伟大在于，“发现”了人性中原本具备“仁”与“善”，发现了人之为人如此高贵，人的存在如此特殊，人类这个看似脆弱的物种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的原因。他们洞察了我们的本性，并将这样的发现展示在了世人的眼前。他们所担任的角色，是洞察者与先驱者。但他们并非发明家。所以说，我们从来无需要学习“知”，从来无需要学习“道”。在孔子，孟子，阳明之前，难道便没有以身证道的人了么？便没有活出了人性中的德性与仁心的人么？从来都有。只在于，那才是本应展现的样子，那是人最最本初而洁净的精神面貌。因为真正的“天理”，真正的“道”，早已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将这份“仁心”，“道心”顺从其原本的样子。只因我们作为人——早已本自具足。天理不在远方，更不在遥远的天界，而在于我们的“心”中。是的，我们早已“本”自具足的人心之中。

    可，我们该如何展现这“道”呢？

    即使人性仁心之中早已万事俱备，可在私欲利益的蛊惑之下，在外界的浸透污染之下，“仁心”便被遮蔽住了。用王阳明的话说，便是心之“镜”被污垢所蒙蔽，遮盖住了。王阳明将人之心，比喻为了一面“明镜”。一面无丝毫污染，可映照万事万物的“明镜”。这样的比喻，使人联想到佛教之中也曾有类似的说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其中强调的“道”，应是相同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面“明镜”之上，本来从无一物，从无尘埃。一切的一切，只因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依旧存在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本能。贪生怕死，好色好货，为利欲之乐为蒙蔽，为权势之争而抛弃道德廉耻。在这样的熏染之下，那面“明镜”便布满了脏污。但原本不应是这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磨镜”。“磨镜”的过程，便是证天理的过程。王阳明说“心即理”，“天理与心同在”，正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其本来的面貌，都遵循着自然创生万物，生生不息，盛衰变迁，分合不定之道。自然之“理”，只有在人心之“镜”的投射之下才在那一刻与之共同存在。“我思故我在”，其中意义同样不是我“思”之后才得到“存在”的结果，这两者在发生之时，发生的那一刻共存。人只有思考之时才发觉自己的存在，而同时存在也从来不曾被定义。只有在人思考“存在”的那一刻，才是为人之思为“存在”一词赋予了意义，而存在也同时在“思”时成就了“道”与“理”。我们映照万事万物，便是为其赋予从我们的心中所生出的“道”，但同时却又始终使其保持其本来的面貌，不曾改变，不曾扭曲，不曾使人难以看清。

    我们敬崇圣贤，而对于圣贤而言，那面“明镜”，便是照“时机”。其实，我们在古话中说“生不逢时”，但这个词语本身其实存在错误。若是真的从人心为明镜的角度去论述，以“时机”与自然流转时光相承为现实中为我们的“心之明镜”映照的样子，那么每一个时代，都没有真正的好坏善恶之说。一切的判断只来自于我们的心中，而对于一面“明镜”而言，我们所需的是能够随“事”而变，随“时”而行。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最好的时代。只要是这“道”，这人们心中的“道”存在一日。每一个时代，又都可以是最坏的时代。只要这“道”一日在明镜之中被污垢所遮掩，而难以散发其原本的光辉。

    而如今我辈诸生，其实面临着与曾经的古圣先贤，儒家子弟也曾面临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始终存在，不知何日得以解决。

    究竟能否有一日，这天下之“镜”，能从暗转明。

    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所能做的，又是什么？

    ——以身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