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確定只有他母親是奧地利人嗎？」他後來問我。「我個人的看法是，他父親也是奧地利人，他參加過一戰，他與蘇黎世沒有任何關係，當歐洲和平時，你去那裡尋找也沒有意義。他是奧地利人和教徒，他經歷過1914年戰爭的恐怖。
起初，他在第一本筆記本裏給我看了寫在雅各布神父身上的話：「1922年8月14日，他和三位新教牧師出去散步」。然後他給我看了第十二七章末尾的另一句話：「如果我不再感到惡心和羞恥，遠離芥末的味道，我會多麼高興」。他說。我現在已經把標題放在了我翻譯的《玫瑰谷》（第一版書名）上。
他是教徒，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或奧地利人」，我的談話人接著說。他有一種罪惡感，這在他的個案中是不合理的。他很有可能參加了戰爭。他過敏。他飽受帝國時代「人民罪惡感的情結」。他在他的作品中許多部分確實寫了反戰文學。他不是瑞士人。他對你隱瞞了他的真實身份，很可能是他的真名。他這樣做是為了尋找學生，因為他知道在1922年和1923年，當時有一半的雅典人是協約國的同情者。
這位來自希臘蒂諾斯島的大學教授和當時一位傑出的智者在別處發現了日記的中心意義。
他說：「在迪納赫的手稿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觀點，即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將找到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偉大和美麗的解決形而上學問題的辦法。這些問題是世界的問題，上帝的問題，人的起源，過程和目的，存在的開始和結束。這將是對生命奧秘的不可思議的詮釋，是對所有那些偉大問題的完美回答，這些問題曾在最崇高和最有價值的個人和群體案件中嘲弄人類。一個如此偉大的解釋，以致於人類的心靈暫時無法感知到其中的宏偉和精緻的美麗」。他認為，有一天，天體力學和整個自然宇宙在20世紀初發生的事情，也將發生在一個更普通的世界觀領域。換句話，真實的、本體論現實將被證明以難以置信的程度超越人類精神的最高夢想和人類內心最大膽的期望。迪納赫設想，人們曾經對這些問題的了解，在宏大和美麗面前，將優於我們今天知道的，甚至比20世紀初自然宇宙問題的科學知識，比尤多克斯、亞里士多德、西帕丘斯之前的時代，還有阿基米德還要高明」。
我記得有一天他告訴我：「迪納赫讓我想起了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國思想家）、雷南、赫胥黎等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思想家，他們擔心教不再滿足於教條主義，也就是說，西方世界越來越多受過現代教育。思想家們說，教教義越來越難與已知的存在保持聯繫，因為這一點在過去兩個世紀的世界進程和知識發展中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從那時起，他們的路就分開了。這些隱密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傾向與用科學甚至對進化人文主義的無限崇拜來取代宗教。他們還認為，那些把自己置於世俗事務之上的宗教所談論的是人類精神和道德能力的最大可能發展，朝著和諧和最充分地實現最高和最美麗的傾向和最有價值的傾向。迪納赫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不僅相信存在被人描述為「形而上學」和「超自然」的現實。他還認為，客觀存在的東西是一種宏大和美麗，這是人類接收器無法想像的。它也站得更高，逃避（超越）迄今為止人類精神史上最偉大的宗教、最有價值的哲學教誨、最雄心勃勃的宇宙理論概念，以及這個星球上最高的精神說教。迪納赫設想了一個偉大的精神說教，他稱之為托爾基知識。後者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優秀和美妙的精神教學，它傾向於用一個更廣泛、更高和更普遍的世界觀、生活觀和存在的每一個領域取代已經被接受的教教條及其在本體論領域的神學基礎。在這樣做的時候，絲毫不應觸犯教傳統的既定價值觀及其無與倫比的道德教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