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佔領希臘四年期間，直到1944年12月的事件和1944年平安夜我（迪納赫的學生喬治·帕帕查茨）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找到了避難所，在1944年的平安夜，有四個人讀了最初的兩本日記以及未來的記事。他們是受人尊敬的希臘-馬其頓的朋友和同事，受過高等教育，他最喜歡的職業是參與共濟會和神智運動，他在共濟會中名列前茅；還有一個來自希臘蒂諾斯島的神學教授，在他那個時代相當有名；還有最後的兩名德國朋友，也是父親和兒子的關係。父親是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學教授，兒子是佔領軍的一名年輕預備役軍官，對希特勒派極為反感，他毫不猶豫地與我分享。

        他們每個人都把迪納赫的原稿保存了好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一直讀到最後。然而，他們對手稿的印象各不相同。

        德國歷史教授在歸還手稿時告訴我，迪納赫並不像我當時所想那樣，是一個教育平庸的簡單教授。他說，他是西歐精神的偉大人格，是白種人真正的精神領袖，是受上帝啟發的先知，受愛和渴望的鼓舞，為呼籲歐洲人灌輸統一民族意識和泛歐洲政治共同體的需要。德國歷史學家告訴我，以迪納赫為例，理論家和實用主義者之間的時間順序重複發生在兩次偉大的革命中：1789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俄羅斯革命。他說，20世紀的迪納赫站在隨後幾個世紀的偉大戰士面前，站在歐洲政治領袖和23世紀軍閥的思想和理論先驅面前。換言之，他就像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百科全書家和其他18世紀思想家一樣，在18世紀最後十年的法國，在國民議會的演說家和資產階級的軍事領導人面前，他都是這樣。

        他接著說：「你們希臘人有「國家教師」這個詞。因此，迪納赫是一個真正的民族教師，但與你的不同，一個更廣泛的含義，一個關於西歐精神的民族、領土和文化範圍的意義。」

        然而，我記得這位德國教授在另一天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在迪納赫的文本中，我們可以分辨出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傾向。一方面，是19世紀的聲音，幾個世紀以來對世界和生活的唯物主義觀點，幾個世紀的技術統治。另一方面，有諾傑爾的聲音，正如迪納赫所說（公元3382年）。前者的座右銘是正確的務實的人生觀、世界觀和科學思維繼承了幼稚信仰的不成熟時期。我們的19世紀向我們介紹了科學，結束了過去的神學偏見。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使我們了解事物的本來面目。它還展示了人類（一個具有驚人遺傳智力的生化實驗室）和世界（自然宇宙及其物質元素、物質能量和它們所包含的力量以及天體力學定律）的真實本質。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命短暫命運的痛苦認識的驅使下，創造了宗教、上帝、超越、善惡的區分以及死後的生命作為美德的正當理由。

        諾傑爾證明了這些東西是錯誤的。他說，它們只是人類的尺度。它們只是人類有限的認知潛能所能感知的。它只是這個特殊的生物物種在神聖之鏈的這粒沙子所感知到的東西，它包含了無數有人居住的球體。這個「新世代」的信念是，作為客觀存在的本體論現實是完全不同的。它有著如此超宇宙的美麗，如此令人難以理解和「不太可能」的宏偉，以致於它在它面前發現了一些非常不同的東西，只是一個簡單的一面。它是自然的宇宙和生命的整體，以及任何屬於我們認知的東西：感官、智力、理性等等。在此之前，所有偉大的宗教在其教義中所說的，通過「科學」研究的方法，自然科學中最「不容置疑」的真理，最高的宇宙理論概念，以及形而上學信仰中最有價值的表述，都顯得幼稚。這一現實是「不可思議的巨大。」

        德國歷史學家的兒子有不同看法。他告訴我：「迪納赫的主要想法是繼續和他死去的愛人的愛情故事。」。「這種對靈魂的強烈渴望促使他寫日記。這種對這可能性的秘密渴望，使他強烈的人類灼熱的心痛，使他產生了敘述這一切的慾望。用他的筆，他給了他受限的人類生物命運的時間延長，現實生活將否認。所有這一切的發生，都是為了續寫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的延續，而這段愛情被過早的終止了，所以追求之。他並沒有真正地生活在他的作品中。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編的，是人為的和虛構的。迪納赫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一個有很多錯覺的詩人，事實上，他是一個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裏的精神病患者。」

        德國佔領軍年輕的反希特勒預備役軍官後來還要求我發誓，這些手稿是真實的，迪納赫確實存在。我很樂意這樣做，因為我知道這是真的。我試圖弄清楚他的性格：日記的內容讓他興奮不已，簡直讓他不知所措。任何人都可以和他自由交談。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文主義者，在思想上與我們希臘人沒有那麼遠。

        「他已經不存在了」，他在後來的談話中對我說，「但他的思維方式在這些手稿中得以倖存，這是多麼美妙啊⋯⋯」。

        他向我坦白說，日記的許多章節都讓他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