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回去看姨父是大概一个星期以前，那天早上我起床后，父亲用摩托车载我过去。路过集市的水果摊，我买了一大串香蕉和一袋应季的葡萄，买之前老板热情的让我尝尝，可能是我太不耐酸，只觉得牙都要被酸倒了。我提议换一家，父亲看看越来越毒辣的太阳，说：尽心就好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没再争执，在我付钱的间隙，父亲走进旁边的小商店，买了一箱牛奶。
出发之前父亲已经和表哥通过电话，所以表哥早早在门口迎着了。我们略略寒暄几句，就直奔后院了。
姨父坐在一张大靠椅上，表弟正在为他刮胡子，许是少了风吹日晒，我竟发觉姨父比以前白了许多，若单从气色上看，我反而觉得他比之前健康的时候更像一个正常人。
刮完胡子，表姐开始喂饭，她一边喂一边跟我们讲姨父这几天的状况，父亲也开始和她应和着，大意是让他放宽心，事已至此，最后一段时间要活得开心点！姨父虽然目前行动已经不能自己控制，但意识还是十分清醒，我感觉当着他的面讨论这些并不恰当，但也不知如何制止，只得干坐着。
气氛渐渐冷下来，期间表弟接了一个电话，大意是有一批货需要人搬运，表弟以一夜未睡为由拒绝，然后回头吼了一句他久久不肯吃饭的儿子，弟媳立马从厨房走出来把孩子领了出去，走之前用眼睛狠狠剜了一眼表弟。表姐始终冷漠，我想起母亲之前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他们姐弟三人的矛盾，不禁有些如坐针毡。而姨父始终一言不发，让人觉得他仿佛已被隔绝。
父亲大约也坚持不住了，起身告辞。
回程路上，我问父亲，姨父大概还有多久，父亲说，还能吃一整碗面，可能还要拖一段，不过，也许快点会更好！
我上上次回去看望姨父则是另外一种场景。那时他才刚刚做完手术，切掉了他脑中压迫神经的肿瘤，让他倍感轻松，他自信地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康复，像奇遇一般给我们讲述做手术的种种感受，一遍遍和我说，亚亚呀，幸好啊，幸好是良性的啊！然后嘱咐父亲帮他留意一下哪里招农民工，他休一段时间就可以去上班了。
那时候的表姐、表哥和表弟，还不像现在这么势同水火。他们一边笑着让他多多休息，工作的事不着急，一边从眼睛里渗出无尽的悲哀和心疼。
切片化验结果在手术后的第三天就出来了，恶性毒瘤，晚期，已药石无效。表姐做主，不再治疗，等拆线后就从武汉回来。母亲在电话里问，那还能挺多久？“最多半年吧！”电话里，是听不出情绪的回答。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极力呼喊着：就再坚持治一治吧！可是，直到电话挂断，我们都没有讲话。
父亲对母亲说：你或许可以建议再治一治，哪怕拖个一两年，开林哥太不容易了。
母亲叹口气，说：我姐已经走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资格说呢？孩子们也难，珍珍（我表姐）为了去武汉照顾她爸，孩子都没管过，她婆婆的牢骚话都传到我耳朵里了。磊磊（我表哥）就是个糊囊蛋，一分钱的心不操。你看凡凡（我表弟）的媳妇是好相与的？
父亲冷哼一声：也难？难也是他们自己作的，不是这几个鬼娃子前几年四处鬼，开林哥会落得这个地步？
母亲也被激怒，提高音量：那也是他杨开林自找的，他当年要不是伙同他姐逼死我姐姐，他几个孩子能小小年纪辍学，落进传销里。我姐好好的几个孩子，都是被他们姐弟毁了。他杨开林走到这一步，是…是他…
我猜母亲是想说活该，可到底没说出来。
父亲和母亲说的是两件不同的事，但用这两件事几乎足以概括姨父的一生。前半生活在对亡妻的愧疚中，后半生都在无休止地给孩子收拾烂摊子。
我们住在湖北襄阳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村上有两大姓：杨和李。姨妈和母亲先后嫁给了杨姓的姨父和李姓的父亲。
姨妈去世时，我只有11岁，我记得的不多的场景只有9岁的妹妹冲进我的教室，喊：姐，快点走，姨妈死了和葬礼过后母亲被梦魇缠身，父亲带着她四处问药，让我和妹妹寄住在大伯家的场景。
如果要来论姨父的“罪行”，那即便是到了今天也要被口诛笔伐的。协同姐姐家暴妻子、长期冷暴力，这些当年大家归结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家事，压垮了姨妈。她在一个下午，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喝掉了一整瓶农药。
像大多数人判断事情严重性的标准一样，姨父也是从这件事的结果之恶劣，意识到了过程之残忍，然而，已无回转余地。
母亲对姨父的敌意和恨意，在姨妈去世的前两年最为浓烈。她去祥林嫂般絮絮叨叨，讲这对姐弟的蛇蝎心肠和面目可憎。直到有一天，妹妹邀功似的跟她讲，自己在路上偷偷吐了那个坏女人口水，她才意识到，这种恨，不应该带给我们。
然而，恨意的不断减弱，还在母亲听说姨父拒绝了好几个说亲的媒婆，放话这辈子再也不娶，以及他自虐般的自我赎罪。
他孝敬外婆比以前更勤，外婆不要，就总是偷偷塞在门缝里，农忙时为了赶工，带冷馒头在地头将就。据说有次他在厨房做饭，开水龙头接水的那一会功夫，因太过疲累而沉睡过去。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漫了整个厨房，他才惊醒过来。
他的三个儿女也别扭的活着。他们不知道该不该讨厌他们的父亲，不知道该不该恨他们的姑妈，他们想亲近他们的小姨，又被小姨对父亲的恨意吓退。姨妈去世后，他们本就不优秀的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都在初中毕业后辍学去南方打工。
那时，父母和姨父的关系也略有缓和，父亲安慰姨父：也好，只要正正经经做人，也不是什么坏事。
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姨父似乎为自己减轻了些罪责。
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时我已是一名高二学生，而比我小一个月的表弟，已经在外打工两年。某次月假，在家写作业的我，接到两年不见的表弟的电话，他向我侃侃而谈，什么“直销”，我当时并不懂得。挂了电话，我向母亲追问，母亲只说让我什么也不要相信，只管好好学习，以后接到他的电话，只管挂掉。
后来，事情越闹越大，陆续有人去姨父家吵架，砸东西，要钱，我也在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理清了事情原委。
表姐最先被骗进传销，然后拉两个弟弟下水。他们以做生意、开店、谈女朋友等各种借口骗取了姨父的积蓄，并以各种理由骗取能联系的所有亲戚、朋友、同学的钱财。当他们把电话打给父亲的时候，警觉的父亲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他建议姨父不要再往里投钱，要自己去看一看。
姨父也有些起疑，连夜买了火车票，自然是扑空而归。消息传开，要钱的纷至沓来。还好，人数虽多，数额不大，姨父只得一一补上。
某天夜里，姨父又来到家里，我因为写作业太晚，也并未睡着。只听的他们聊天怎么去把表姐抓回来。姨父担心家里骗不到钱了，“组织”里的人会伤害孩子。三个抓回来并不现实，他们只能先救女孩，因为女孩子可能“吃亏”。
我下次放假回家的时候，表姐已经在家里了。姨父张罗着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她却想在相亲那天逃跑，自然没有跑成。
之后，她整天躺在家里，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
母亲让我去和表姐聊聊天，聊天内容我并不记得，只一点印象最深：她对所有人的鄙夷和离开的决心。
这样耗了半年，表哥和表弟灰头土面地回来了，表姐大约死心了，不出两月，便举办了婚礼。我当时刚好放假，便做了伴娘。我至今记得表姐跟我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我不后悔，我们组织里都不问来处，无差别对对方好。
之后，农村的庄稼越来越难种，姨父随大流，加入了农民工的队伍，四处辗转打工。
我大四那年，表弟带着怀孕的小女友回家，姨父用打工的钱，在镇上为他们建了一栋两层落地房。
又一年，表姐因为迟迟不能怀孕，闹离婚，姨父拿钱让他们做了人工授精。
去年，姨父打工回家，来我家玩，说已攒够给表哥盖房的钱，过完年年就动工盖起来，抓紧给他说个媳妇。然后聊到身体，说他可能得了高血压，时常头痛，有几回差点从工地的架子上掉下来。
大年初一，我和父亲去给他拜年，表姐偷偷告诉我们，几天前已经去县城查过，脑瘤确诊。打算过完春节去武汉手术。父亲觉得这不是可拖之事，建议他们不必等过完春节，直接去。我与武汉同济的同学取得联系，正月初三，姨父被送到同济，三天后，做完手术，一周后，切片结果出来，表姐决定放弃。
这篇文章拖拖拉拉写了大半年，到今天，姨父竟然已经整整去世半年了。只听说，后期三姐弟为了谁花钱给姨父的卧室装空调大吵了一架，也听说因为姨父把积蓄只留给表哥，而惹得表弟在家大发雷霆。我因为工作繁忙，只在出殡那天匆匆回家奔了个丧便离开了，所以也并不可考。
只是，前段时间回家，表哥来家里玩，母亲嘱咐他看好地方先把房买了，也好有个自己的家。
也听父亲说，姨父曾经背着表姐他们，给他打过电话。他问：他是不是已经到了完全治不了的地步？为什么有人得了癌症还可以活很久？父亲说：孩子们的决定都是为你好！
那大概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姨父为他的生命抗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