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全球化的，特别是在1992年里约峰会之后，地球村的概念得到普及。各国签订多边协定，共同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环境问题的博弈也逐渐被摆上台面，进入公众视野。就在不久前，日本、韩国相继发来“告示”——“我们的国土飘来了中国的PM2.5”。
另一方面，民间环保一直持续倡导在地行动，更多本土优秀的环保组织成立和发展起来。加之，因环境污染引发的邻避冲突，PX风波引发全国各地纷纷散步，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叫嚣着“别建在我家后院”，在地民众加入了环保行动。如何让本土智慧应对全球化的环境议题成为重要的和深刻的公共议题。
文化，作为本土最为重要的关键要素，一定程度上孕育和代表了“本土”。在构思这篇论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确定很好的切入点，算是恰好清明回家所见之景让我有了对于“文化”的几点愚见。无哲学的严谨，无文学的烂漫，更无纪实文体的真切。权当杂文一篇，以作此段时间之思考记录罢。
文化是良药
诸多的本土案例中呈现给我们的，多是文化作为拯救本土的良药。如碧山共同体计划，本土历史遗迹、乡土建筑、族群文化、民间戏曲等在地资源的运用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带来新的复兴机会的重要手段；台湾南部的客家人聚落地美浓乡的反水库运动也同样是被列作守护本土的经典案例——当地乡绅和返乡青年通过文化记录家乡的故事，林生祥用音乐实践歌唱本土历史。在这些“本土”里，文化成为了最好的介入方式，营造本土，守护本土。
在我亲历过的一些行动中，文化对于环境项目的开展同样起到了无可取替的作用。代表性的当算GreenSOS在卧龙保护区附近的一个村子开展的一个為期一年半的可持续生计项目。项目初衷源于传统毁灭性采挖草药和捕杀野生动物对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希望用建立土鸡养殖合作社，形成村子自治的方式形成替代生计，推动发展。作为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草根NGO，GreenSOS无法也并没有介入合作社本身（与另一个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但对于项目的推进这群青年人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用村子本身的文化，诸如唱藏歌，跳锅庄，带领孩子做自然体验，认识和发现乡土之美，逐步营造村子和谐氛围，在此之上推动生计向可持续转型。
2011年11月份，我有幸参加香港社区伙伴(PCD)组织的城市农耕交流，考察香港不同的NGO或团队以城市农耕为载体开展的各种项目。其中，马宝宝农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07年成为“新界东北三合一新发展区”，马屎埔村附近超过八成的土地被地产收购（当时记录）。村里的部分居民不愿搬走，因为她们“真的很喜欢这里”；也有部分的村民已经搬离。坚决留守的村民打出“蔬菜救人命，地产攞人命”这样的口号表达着自己的诉求。荒废的土地上被他们种上了有机的蔬菜；田梗上的一间两层小屋被打造成了精致的“田边故事馆”，小小的三个屋子里都是这个村子历史与生活的遗迹：农耕器具、陶瓷制品、诗歌、手工创作......马宝宝农场的志愿者定期开展农耕相关的活动，邀请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看到本土的文化价值。“这边厢，我在落地生根；那边厢，你把我连根拔起”。想再去看看，马宝宝农场落地生根，又是否发芽成长。
文化作冲突
我的家乡算是中国一个典型的工业小县城，这让我每每回家都格外忧心忡忡。糟糕的空气和水也让我总是担心身边人的健康，惦念着地方政府治污的项目。
清明回家，目睹了我认为之怪现状，这让我疑惑，“平庸之恶”在污染中“帮凶”甚至“元凶”的角色。
家乡有山，山上有塔，名曰白塔；白塔之下有百年古树，使这里成为县城居民祭祀求佛之圣地。近年县城改造，原来的山腰被“硬生生植入”一条马路，将古树和白塔隔断。按照政府的设想，善男信女们烧香拜佛会上山进塔。然不遂人愿，实际的状况是，一众人等自发在马路旁形成了一个超过50米的烧香路段。甚至有很大部分人还燃放爆竹。每每神仙诞辰，熙熙攘攘，烟雾缭绕，火花四溢，“香气沁人”。
安全隐患、环境污染、县城面貌，在此刻都只为方便善男信女们的“文化”让步。文化在这里，成为了和安全、和自然、甚至和人本身利益对立的冲突。“仅作估计，每次至少有超过一万人次来烧香拜佛”，父亲告诉我，“这些人里，有宗教信仰的是极少的，但是烧烧香而已，对他们而言，信没有坏处，为何不信?”
我也曾为之辩护，县城改造如何不多加考量这些因素？但直观的感受和结论依然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得为污染买单。
文化的缓冲
《哲学走向荒野》中，作者罗尔斯顿反思了美国文化中对于自然的廉价欣赏。作者例举了诸多的现象，包括在19世纪80年代，有人在一棵巨衫的底部挖出一个隧道，让后来参观国家公园的人开车从此隧道穿过借以取乐。作者本人也曾经不假思索的穿过隧道，这在书里被他描述为“曾经在一场戏中扮演过牙虎的角色”。罗尔斯顿甚至反思，“我们对拉什莫尔山（有四总统雕像的那座）与石头山的改造是好事吗?”
而在中国，从很多年以前开始，坐火车经过江浙一带，很长时间里视野里出现的都是一个模样的建筑；在更多的地方，打着“文化”旗号的诸多古镇和旅游胜地也一个个被复制，在另一个和多个地方拔地而起。
这些越来越多被复制的建筑、古镇、旅游区，难道不也是对自然和文化最廉价的欣赏么?文化应该彰显本土的独特性，而这种文化的简单重复，恰恰也是本土最真切文化的丢失，又何谈丰富何谈多元呢?
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论述中的另一个关于文化的观点也颇能考究一番——“文化容易使我忘记自然中有着我的根”。文化(culture)的定义是指人類活動的模式以及給予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號化結構，包括文字、語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戲劇、电影等(来自维基百科)。追本溯源，我们从自然中来，文化的出现是不是成为了人类和自然／荒野之间的缓冲地带。危险的是，这个缓冲地带正逐渐蚕食所有的荒野。我们正脱离我们的根，让珍贵的荒野体验随文化侵入荒野消失同样消失殆尽，也忘记我们和自然的关系。
主体的确立
本土中，主体被凸现。
无论对于个体、社区还是更大的地区，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确立，让本土行动变得充满力量。同时，当这种主体性的彰显蕴藏的力量突破理性的边界，也就变成狭隘的排外主义。这正是我们需要寻找更开阔的本土的意义。
对于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确立，我们有了独立思考，自主行动。
对于自然，这是否不过是人本主义的另一种体现而已?人是中心，周围“环境”而已。如果主体建立在意识之上，自然有可能成为主体?我常常会陷入这样的逻辑怪圈里。人本主义听起来完美自洽，无懈可击，因为似乎一切都可以被描述为“利我”行为。我(曾经)执拗于这样的想法，人永远无法摆脱独立主体意识。甚至想过移植物理学领域的人择原理强弱之说，将人类中心主义不妨也强弱分类作罢。当然，这不过是胡思乱谈而已。
罗尔斯顿给出了一种解释，人本主义者的无懈可击只是一再的扩大概念和定义的范畴，不过是一个幻觉。习惯追问一下，概念的边界在哪里?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方式来界定？似乎又是个无限后退的问题。
(个人层面）问题多于答案是永远的状态，能做的，惟有寻找更开阔的本土（主体），或求得自洽，便是!
撰文：Hoo
201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