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祝好！现在的我在父亲惠州工厂给你写信，今天是自我隔离的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的时候虽然醒了，读了半个小时的书，又睡了一个回笼觉。

  周二在回国的飞机上，听到广播说广州的温度二十七度，感觉自己身穿优衣库的极暖内衣和外套，怕不是要被热死。一下飞机后，父亲便接到我，两人在机场的一角的肯德基里吃了一顿后，回了一趟家。路边，母亲和妹妹带着黑色的口罩，短短交谈了几句，将准备的东西放在车里，我递给她们及格口罩，父亲便驱车回到贵州工厂。不出我所料，路上和父亲又发生冲突，昨日早上依然，让我不禁后悔为何要回来。

  周日晚上和母亲打完电话，被督促着赶紧买了机票，然后周一早上和父亲通完电话之后，又不愿意回去了。当时右肩膀痛得难以忍受，自己也不由得变得情绪化，感觉自己仿佛一个病毒携带体，自我隔离两周，母亲不愿意让我和他们一起住，父亲也同样，事实上谁也不欢迎我的回去。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消极情绪，仅仅是我的存在，就已经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痛苦了，意外地和这次隔离心情相同。因为病毒较长的潜伏期，被感染的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不知道这件事还好，还能够正常地上班，通勤，生活，尽管身体或许不适，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逐渐走向衰败；但是正是因为无症状的感染与潜伏期，因此一旦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被感染之后，哪怕自己并没有真的被感染，但是内心却不得不被蒙上阴影，身体一旦有任何不适，就开始草木皆兵，哪怕回到家也害怕自己传染给家人。而若是真的被确诊感染，尽管感染发生地悄无声息，尽管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却依然不得不承受周围人们的非议与歧视，并承受可能会感染家人这一负罪感。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啊，不管究竟有没有被感染，一旦开始怀疑，就无法逃离这个恶循环，心上悬着一把剑，即希望又不希望它掉下来。而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以来，我却活在类似的循环中，我的存在，就如同这看不见的潜伏期，让人自我挣扎，痛苦万分。

  这两天读完了好几本书，《现代日本》《再会，老北京》和《追捕祝融星》，每一本都带来不同的体验。《现代日本》让我意识到对于如今自我标榜现代的日本来说，它的本质确实是分裂的，它一方面追逐西方，一方面又试图寻找专属自己的日本性，因此在这两面之间漂泊不定，而战后如何面对二战的历史，又让日本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果然，如果不了解日本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如今的日本。读完这本书，我对于如今的日本政府面对冠状病毒，所采取的的一举一动，以及大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态度，也似乎有了更好的理解。微博上有位学者说，日本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看见中国崛起的国家，想来很有道理。《再会，老北京》展现了一个以奥运会为终点的老北京，所有的一切从奥运会倒计时开始，“新奥运，新北京”的标语下，老北京同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失去自我，那些居住在胡同的人们，不得不离开这块土地，离开四合院，留给将来的高楼大厦。

  这两本都在描述巨变下的国家，为了努力追逐，而不得不抛弃一定包袱的忧伤。而《追捕祝融星》却给我带来的时纯粹的理性享受。祝融星诞生于牛顿的世界，曾有人说，牛顿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只有一个宇宙可以发现，而他已经发现了。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纸上通过计算，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解释了天王星的轨迹的运行偏差。而因为水星的运行轨迹同样无法完美解释，祝融星诞生了，因为比水星还要靠近太阳，人们按照火神的名字为他取名。将近一百年，人们都在寻找这颗未曾被发现的行星。在1915年的11月18日，爱因斯坦的笔摧毁了祝融星，同时也重新想象了宇宙。人们曾活在牛顿的世界之中，而如今，我们活在爱因斯坦的世界之中，人类理性的可能性，如此波澜壮阔，如此波涛汹涌，令人振奋不已。

  祝一切都好！

  二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