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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清官场镜像》第3章
相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官员是一个特权阶层。官员的圈子并不大，文官多是外省人（学官可以是广东人，但他们不主导官场），而当时广东人能听说官话者不多。
作为官员，及时取得官场信息自然重要。日记提到，京报、省报、辕门抄、红单、私人通信以及新闻纸、电报，都是省城官员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氛围下，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官员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但也注意维护共同利益，尤其在与绅民、上司打交道时，颇能彼此照应。官官相护、官官相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上司在委缺、委差时，在公务上适当照顾同乡、同年、亲故，只要不过分，也会被官场理解容忍。
日记中描述官员之间说话有时可说是百无禁忌，与今人想象中等级森严、谨言慎行的清朝官场大相径庭。杜凤治常常与同自己关系良好的知府冯端本、广粮通判方功惠等人议论其他官员，甚至以相当尖刻的语言抨击盐运使钟谦钧、按察使张瀛等上司。有时高级官员接见下属时说话也相当随便。如瑞麟就经常向杜议论其他各级官员，还随口透露自己对官员任免的考虑或官员之间的恩怨等信息。
争权夺利是官场的常态，上司和靠山会升降浮沉、调动死亡，官场的关系网存在很大变数，每个官员都会觉得自己的仕途命运不可捉摸。
杜凤治初入仕途时对官场三味领会尚浅，比杜年轻得多的上司、肇庆知府郭式昌提醒他：“（君）太认真太直性，官场不可与人有真性情，广东更甚，治民不可一味正道，如开古方，须要权术，如一味直道而行，究受亏不少。”杜凤治认为郭的话“真药石语言也！”随着杜凤治官场历练的增多和关系网的拓宽加固，其在官场中也逐步游刃有余。
因为当下属不易，尤其是做南海知县要应付多个上司，杜在日记中也经常会为“作小官之难，作小官而权大任重之更难”叫苦。 因为上司虽有权，但意见往往不一致，未必有明确指示，更不愿意担责，一旦出了事就追究下属。
杜凤治刚走上仕途时，对各级上司是比较敬畏的，在广宁、四会任上，他对署理按察使蒋超伯的畏惧时时流露于笔端。等到后来当了几年南海知县，官场中有了较多历练，也积累了一定人脉，宦囊也充实了，于是胆气渐壮，对一些看不上眼的上司也敢于议论甚至顶撞。
一个文官，即使级别很低，如果决心不当官了，有时上司也毫无办法。
县丞伊齐斯欢与布政使成孚是同乡，且同为红带子，屡求成孚关照不遂，于是将成孚任内受贿委缺之官员、官职、涉案者与行贿数额写成文字，先呈送给成孚，意欲威胁，成孚不理。伊某便向巡抚、总督衙门呈递，声明做了这件事这辈子不再打算做官了，既经翻脸，不与我终身衣食费用断不干休，督抚如不理就到北京呈部。巡抚只好托粤海关监督俊启（星东）调处。杜凤治听说伊某因此勒索到万金。
乾隆年间的王文治写有“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的诗句。 王文治是翰林侍讲外放的知府，别说见藩臬，见督抚通常也优先，他尚且觉得难忍，一般下级官员官厅等候时的心情就更可想而知了。
光绪三年，总督刘坤一因担心方耀在惠州清乡时滥杀，打算派道台级别的委员到惠州会同办理，巡抚张兆栋意见也相同。张就在九月初一共同祭祀的时候询问刘坤一，刘只是含糊答应。张兆栋感到很难理解，同多位下属谈及。杜凤治认为这是刘坤一的“权诈”，因为祭祀时不少官员在场，人多口杂，刘坤一不想方耀知道自己想制约他的权力。布政使杨庆麟也认为刘坤一这样做是“权诈”，既然祭祀时人多不愿公开讨论，“二位大人何不互相拜见面谈？”从杜凤治的日记看，督、抚之间应酬性拜会很多，遇有重要公务却很少当面认真讨论，宁肯让下属传话。
谳局、谳盗局、积案局审案关乎人的生死，也关乎清朝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官员们的仕途也有关，但主管的按察使以及办事的委员都如此懈怠，于此可见官场懒散的风气严重到何等地步。刘坤一虽做了指责，但谳局等机构与督署近在咫尺，何以他平日一无所知？对话时杜凤治在场，反觉得贵某冒昧向刘坤一说出真相是不懂官场规则，回县署后立即把贵某的话函告按察使周恒祺。
官员们在公事上未必勤奋，但在应酬上都不会掉以轻心。应酬与公务孰轻孰重，官员们都要权衡。公务有疏忽差错，如果不是太过分，只要上司关照尚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让上司不高兴，缺、差就会不保。
在清朝官场，缺和差都是珍贵和稀缺的资源。围绕缺和差的委任，各级官员经常进行复杂的博弈，委缺委差最能体现清代官场中的人际关系。
一般而言，一个州县官要成功委、署缺，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人的意见要基本一致，督、抚的意见最关键，其他重要官员也没有太强烈的反对意见才行。重要的长期差使（如厘金局、谳局、交代局等局所的总办、委员），虽由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等司道级官员主管，但督、抚经常会过问。
个别强势的布政使也会坚持自己的主张。杨庆麟翰林出身，当过京兆尹，在京城广有人脉，总督刘坤一对杨颇为忌惮，而巡抚张兆栋则不愿与杨争权，杨庆麟任粤藩后就比较放手行使委缺权力。但多数布政使不可能像杨庆麟那样。
杜凤治在日记中称自己调署南海县，既因自己完全符合规定，又有贵人助力，也因碰上机会。其中，肇罗道方濬师的大力推荐起了作用。瑞麟也了解到杜凤治是个有能力的官员（很可能方功惠等亲信进了言），且官声不错，上司、同僚、绅士都有好评，布政使邓廷楠是杜的同年且关系好，而杜在吏部的人脉也减少了调署和后来正式补授的阻力。光绪二年春杜凤治回任南海，是因为上年冬署理南海知县胡鉴卷入了一宗外国人租赁码头的纠纷案件，开篆后又发生县署差役因庇赌刺死兵丁之事，督、抚不得不把胡鉴撤任，南海是杜凤治本任，藩台把杜凤治列作接任南海的第一人选，巡抚张兆栋与杜关系良好，新到任的总督刘坤一不反对，于是杜凤治迅速回任南海。
蒋被罢免后，方濬师告诉杜凤治，说其堂兄方濬颐有一次请旧上司蒋益澧吃饭，见蒋“穷不可耐”，赠银千两，但蒋“手本散漫，随得随消”，“闻在家无事，大开赌局，一夜能输万余金，以故弄得不堪（在军中久，银钱来去看甚轻）
日记又记载，有一次杜凤治等几个州县官谒见蒋益澧，蒋向他们大谈瑞麟弹劾自己的事。本来，接见并非亲信的下属时不适合谈自己与总督的矛盾，这一细节也反映出这位年轻的巡抚沉不住气和缺乏官场历练，败于老谋深算的瑞麟是必然的。
张兆栋也曾与瑞麟产生过相当尖锐的矛盾。同治十二年九月，盐运使钟谦钧因为年老要求引退，按一般惯例应由粮道贵珊署理盐运使，但瑞麟不喜欢贵珊，想以布政使俊达兼署。张兆栋对俊达事事只听从瑞麟本就有看法，且认为俊达兼署理由不足，于是放话：如果总督出奏以俊达兼署盐运使，他将不会衔，如果总督单衔上奏，他将引退辞官。瑞麟想与张兆栋讨论署理盐运使的人选，张却尽量躲避。此事涉及广东文官系统地位最高的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个人，整个官场都感到不安。按察使、广州知府无法调和，将军、学政、副都统、海关监督也纷纷出面劝解。按察使曾问杜凤治有何好主意，杜提议说服钟谦钧销假继续任职，按察使认为不错，但此议被钟谢绝。杜凤治曾猜测总督会以广州知府冯端本署理解决僵局，因为冯是督、抚都接受的人，最后，果然按照杜的猜测由冯端本署理盐运使。
在清代，内阁、礼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官员被称为清贵官，出任学政、主考者多为这类官员。他们地位尊崇，本应注重道德形象，但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多名学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自重。尽管他下笔时因亲疏、恩怨、好恶等因素有所偏颇，某些细节或有夸大，但清贵官要钱不要脸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真实情况。这些穷翰林、穷京官，平日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好不容易出任学政、主考，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生唯一可以获得大宗收入的机会，而且他们回京后应酬支出也不会少，所以就千方百计拼命要钱了。日记中关于学政、主考要钱的生动描写，是清代“无官不贪”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