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儿时的语文课堂，每每学习一篇新的小说节选，老师总要为我们提前准备好作者简介、故事背景、创作意图等资料，希望我们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掌握人物刻画、故事创作、时代变迁等信息。

对于一部以史实为背景创作的小说，这样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阅读之道。

近日，有幸阅读到台静农先生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历史小说《亡明讲史》。台静农是中国革命文学先驱者、新文学燃灯人，这本《亡明讲史》，经由他的再传弟子廖肇亨校注，添加上王德威、郑雅尹、廖肇亨等人所写的附录和后记，成为我们解读这部小说乃至理解台静农本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谈谈这部小说给一名普通读者的心湖投石所带来的“涟漪”影响。

一、作品是历史的“放大镜”

193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世代痛陈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制造事变，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彼时，随时局一同变化的，还有久经战事的老百姓的心。

台静农是当年撤退大后方的“千百万难民”之一。先后在国立编译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职的他，并没有因为撤退后方感受到安宁，反而因为时局动荡、爱子离世等变故，饱受生活的折磨。

在那段日后被他称为“丧乱”开始的岁月，他执笔写下《亡明讲史》，以“见证者”的口吻，将明朝亡国阶段几次巨变的细节融入到诙谐语言的小说中。

熟读明史的人知道，明末时期，以崇祯帝自缢景山开始，明朝历史走向结束。这期间，李自成进京、清军入主紫禁城等，都是历史面上的大事。大事背后，除了核心的历史人物外，还有隐没在历史长河中，面貌未必清晰的官宦。是他们，在明朝覆灭的过程推了一把，加速了结局的到来。

近300年后，明亡的历史余音尚未完全消失，家国危机再次来临。大敌当前，蒋当局避退西南，不曾全力抗敌，种种作为犹如再现明末历史闹剧。

有感于当时的境况，忧心于其时的家国命运，台静农写下“暗示历史永劫回归”的最后一部小说——《亡明讲史》。

这部历史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指涉，因此，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没能出版。1946年，台静农工作发生变动，小说手稿随他一同漂洋过海去到他乡。然而，他乡时局也不乐观，出版的事情也就一再搁浅。

时过境迁，当这部小说终于出版，离它完稿的1940年已过去80多年时间。

今天我所读到的这本《亡明讲史》，由大学问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这部载满了历史史料的小说，首次以简体字版面世。

二、人物是历史的“加工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体的人无法对历史的整体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历史上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人物，却为历史画布添加不一样的色彩。

在《亡明讲史》中，有两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一个是明朝百官守在午门，等李自成临朝受贺的场景。

李自成领兵入紫禁城后，明朝文武官员未殉国者，纷纷托关系打听他的态度，想要保住姓名，更想延续旧朝当官的辉煌。

午门外，候了整整一天仍不被召见的百官，各自有了猜测：有断言今日新王必定临朝受贺的，有安慰众人说授官封爵急不得的，有比对崇祯登基情形、宽慰自己新王临朝受贺需要时日的……

这些人中，还有更“深谋远虑”的：苟活，除了保命，没准还能跻身勋臣之列。发“白日梦”的同时，他们还“拉踩”了一把以殉国证衷心的昔日同僚，讥诮他们不识时务。

这些人面上再怎么云淡风轻，也盖不住他们内心的焦灼：能不能保命？能不能封官进爵？

归根结底，候在午门的人都是同一形象的化身——贪生怕死、思想腐堕。

当景阳钟响起，昭示着新王召见的讯息传来，这些个“躺在地上的乌鸦群”“即时起来”、“抢进午门”，为旁观者上演了好一出闹剧。

当时间来到南明时期，登基为王的弘光皇帝昏聩无能，眼见着南京小朝廷不保，随即逃至武将黄得功军中，乞求庇护。

清军围攻、南明武将刘良佐又投降，南明气数已尽。

面对前来劝降的“叛贼”刘良佐，黄得功大骂其不知廉耻，转身想要回营。不料，江两岸早已埋伏了清军，黄得功等人寡不敌众，喉上中箭。自知挽救明朝无望的黄得功，拔剑自刎，以身殉国。

黄得功的悲壮与刘良佐等人的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在台静农眼里，不论是“钱谦益等士大夫的惺惺作态”，“崇祯皇帝的殉国死难”，还是“弘光皇帝的昏聩荒淫”，其作用都是一样的——为大明王朝送终。

换个角度看，明朝走向灭亡的趋势虽由社会发展的潮流所形成，但历史中的人物，却对这段亡国史的加速形成，起到一定影响作用。

三、自己是自我拯救的“摆渡人”

据史料推断，《亡明讲史》首位读者，应是与台静农有忘年之交的陈独秀。陈独秀在看过小说手稿后，鼓励台静农“修改时望极力使（之）成为历史而非小说”。

陈独秀认为，和《水浒传》等虚构成分较多的历史小说相比，这部考究严谨的《亡明讲史》，其传播价值更高，可比肩历史著作。

台静农再传弟子廖肇亨却说：“虽然小说原初的基因本来就带有历史的性质，但是《亡明讲史》仍然是部小说，而非历史。”

这其实并非后人读此书的感受，就小说用语的轻浮滑稽而言，也的确无法与客观严肃的历史完全挂钩。

那么，台静农为什么还要费如此大的精力，写一部需要引用大量历史资料的小说？

王德威评价：陈独秀希望台静农将小说写成历史，台静农却视历史犹如小说。

受“五四”风潮影响过的台静农，曾追随新文学的脚步，用新文学范式表达心中的“呐喊”与“彷徨”。然而，时局的变幻“让他感受到更苍莽的威胁铺天盖地而来”。

王德威认为，抗战前夕，台静农所面临的，除了政治抱负上的困境以外，还有个人情性上的此路不通。种种困境让台静农无法对时局和未来产生更多憧憬和希望，反而将他拖入情绪深渊。

在那个危难年代，自救是活下去的选择。

通过创作这样一部能够说明自己内心忧患的小说，台静农“发泄”了积压的情绪，没有被一连串的打击压垮。

从抗战到漂泊他乡，从写《亡明讲史》到寄情书法，台静农的自救形式逐渐变得温和。不过，再温和的方式里头，也有暗藏的内心流露。

据悉，台静农先后以晚明的王铎、倪元璐二人为书艺模仿对象，此二者书法风格的区别却是相当不同的。

“王铎风格酣畅奔放，倪元璐则字距紧俏，笔锋欹侧凌厉，仿佛急于脱离常规结构，收笔之际却又峰回路转，仿佛力挽奔放的墨色。”

在创作《亡明讲史》的过程中，台静农对这二人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越发了解：王铎在明亡之后投降了清朝，而倪元璐却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自缢殉国。

迥然不同的选择，成了台静农思考二人历史定位的依据，由此辩证：生命与意象、人格与字体是相互指涉的呈现。

在国家危难之际，用笔杆子写出心中犹疑的台静农，终于在倪元璐的书法中“确认忠烈意识的历久弥坚”，完成心灵的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