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名铁路养路人  ，已退休20年。我是一个铁路养路人，工作了21年。

作为一个铁路人，在我生命的纹路里，早已流着钢轨、火车一样的味道。一直以来，总有种情愫在心间缱绻，难以忘怀。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情怀，迫使我为之写点什么。

父亲交给我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让我帮忙把笔记本上的字全部誊写到电脑里，他想出一本书。父亲说，他想出一本书，主要是想给儿孙们留下一些纪念和教诲。父亲从退休后就开始写，写了十多本笔记本，最后他精简成一本。父亲的这本书就像增广贤文，最大的特色是用成语解释成语，把四五个成语连成一句话，朗朗上口，很有教化的意义。受父亲影响，我也想写一写成昆线上一些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对于成昆铁路，我不算非常熟悉，也不陌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进她，与她结了缘。1983年在成昆铁路上工作的父亲，把我带到他工作的地方（成昆线上一个叫拉鲊的小站）生活了一段时间，使我更早地认识了铁路，认识了火车。拉鲊这个铁路小站，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处的金沙江江畔上，“拉鲊”用当地的彝族语言说，是个渡口或码头的意思。如今，拉鲊这个小站已不存在。为了支持国家的重大建设，她已华丽转身，完成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使命。国家修建乌东德水电站，当年修建成昆铁路时建在金沙江江岸上的几个铁路小站，因建电站，水位上涨，不得不拆除。

在铁路人含泪拆除拉鲊前进隧道顶上的一个红五角星时，当地的村民自发组织起三十多人，集体诉求不让拆。他们诉求只要红五角星还在，铁路就还在他们心里，他们就有了念想，他们对生活就有了盼头。水位上涨，铁路要被金沙江江水淹没，前进隧道同样要被江水淹没，所以这枚红五角星就只能放进铁路博物馆里。

来之也是为国家的建设，退之也是为国家的建设。敢于担当，自我牺牲，这样的精神，堪称时代的号角和楷模，这样的精神，就是成昆精神。这样的精神，是两千多名铁道兵战士用血肉之躯夯实凝练起来的，是三十万筑路大军，与天斗，与地斗换来的，她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历久弥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每一个铁路人所笃定的信条，也是每一个铁路人的终身答卷。

国不能一日无路，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多少个铁路人在万里铁道线上默默地奉献着，付出着，坚守着，她们以一家不圆万家圆，默默地守护着铁路，守护着铁路安全。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拉鲊是个乐园，是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在那里，有我从未见过的轮船，从未吃过的树瓜，从未见过的大江。在那里，可以隔三差五地看场电影，可以睡在芭蕉叶上立筋斗，可以随时吃到水果糖。水果糖有时是父亲给我买的，有时是父亲的同事给我买的。两角钱一两，二十几颗，剥开一颗，放到嘴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甜的。在那年头，尤其是生长在农家的孩子，水果糖不是随时都可以吃到。

我至今还记得，大人们出去上班，我就在车站到处溜达。我最喜欢去职工宿舍的窗子后面捡东西。比如，有时会捡到一个坏了的打火机，手电筒，收音机，电灯泡，小刀之类的东西。捡到收音机，我就把里面的磁铁卸下来，吸一些小铁钉之类的东西玩。所有职工宿舍都是通长的一排排的平房。

最让我兴奋的是捡到钱。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时不时的就会让我捡到。捡着捡着，我的小金库就慢慢多起来。我用一个火柴盒装着，十几个一分两分的硬币，是我童年时期最大的财富和心爱之物。我开始不满足捡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我开始学会了偷，当然，我也只敢偷一分两分的。有时候到父亲同事的宿舍里玩，看到一分两分的硬币，我就会悄悄地拿走。有一次，我偷到一块钱，我很害怕，我不敢私藏。交给父亲，说是捡来的，他肯定不会相信，还会打我。那年头每个铁路人，一个月就几十块钱的工资，一块钱是很难捡到的。为了让父亲相信，我的钱是捡来的，我把那一块钱拿到厕所里，抹上点屎。再跟父亲说，钱是在厕所里捡到的，父亲没有不信的道理。

车站上有一个小女孩。我把捡得的，偷来的钱，拿着带着那个小女孩去商店买水果糖。我俩经常躲在职工宿舍后面的芭蕉林里吃水果糖。一次我俩又在香蕉林里吃水果糖，我搂着那个小女孩，要和她做夫妻。一个铁路公安说，要把我抓起来，戴手铐，我被吓哭，那一年，我有六岁多。

童年的记忆里，火车很慢，似乎还跑不赢人。记得有一次，我还天真的跟火车赛跑。刚开始还行，没跑出多远，我就被火车抛在后头。见此情景，大人们就笑。父亲很是向往地说，以后好好读书，长大了当个火车司机。那个时候，小孩子是可以跟着大人到工地上的。到了工地上，大人们在铁道上干活，无人照管的小孩子就在铁道附近玩耍。工作以后，我时常听老师傅们自我夸耀，她们说年轻时，孩子没人帮带，只好自己背着小孩干活，所干的活儿并不比男职工少。

如果不是走得很远，父亲就把我带到工地上。若是走得远了，父亲就把我关在宿舍里，不让出来，只有等父亲下班回来，才把我放出来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每天，大人们站成队列，点名分完工后，大人们肩扛着大头镐（养护铁道的一种专用工具）走上铁道。站在拉鲊小站上，目力所及之处，到处是红彤彤的，光秃秃的山岗。太阳可以染红一切。大人们高高地举着大头镐，一次又一次地打向他们脚下的钢轨轨枕。在他们落镐的瞬间，发出一声声沉重的空响。来自镐尖上的光芒，像芒刺一样，尖锐而刺目。大人们日复一日，敲打着钢轨轨枕下的石砟，敲打着脚下的大地，那举敲打镐的姿势，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铁路人。

成昆铁路全线长一千零九十六公里。整条铁路三分之二贯穿崇山峻岭、奇峰耸立，沟壑密布。它穿越了地质大断裂带，被多国专家断言为“修路禁区”；它创造了多项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1984年12月8日上午10时，成昆铁路与美国的阿波罗带回来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联和国并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基于这些缘由，成昆铁路毫无争议，首当其冲成为了共和国史上最伟大，最悲壮的工程。

从拉鲊回来，我就上小学了。在那里，我带回来一样让小朋友们很感稀奇的东西——一枚红五角星的铁路路徽。因为我拥有这枚红五角星，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小伙伴们都很拥护我。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后经常到一个叫泽润里的小站上玩耍。父亲在1985年从拉鲊车站调到泽润里车站。修成昆铁路时，父亲曾参加修过奶母庄隧道，泽润里二号隧道。如今，泽润里二号隧道的边墙上还能看到当年铁道兵镌刻下的几个隶体字：深挖沟，广聚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我的家乡离铁路不远。我们把钉子放到钢轨上，让飞驰的列车辗压。每当列车过后，被列车辗压过的一颗颗钉子，就变成了一把把亮闪闪的小刀。这样的小刀，是我们儿童时代，最好的玩具。我们把钉子放到钢轨轨面上，就远远的躲起来，很害怕，也很激动，直到火车过后，噗通噗通跳着的心才平静下来。每次火车过后，总有几颗钉子找不到，于是大伙就为争抢“小刀”而闹得不可开交。有时，我们也会沿着铁道两侧，一路捡拾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拾垃圾。

火车上丢下来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塑料袋，一个空瓶子，我们都会觉得很是稀奇。看着火车上丢下来的一些果皮果核，我们有时会捡起来，捏在手心不舍丢弃，很是稀奇不知是什么吃的，味道咋样，后来我知道了，是荔枝和芒果。我们经常捡到被划破的钱包，尽管每次打开看，里面空空如洗，但每次我们都会怀着侥幸、企盼的心情把钱包层层打开。有时，我们也会捡到好东西，如一袋化肥、白糖、洋葱、焦炭等等之类的东西。工作以后，我天天围着两根钢轨走，这些东西就再也没捡到过。

时隔三十年，我再到拉鲊车站时，除了眼前滔滔的金沙江还是童年的记忆外，眼前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昔日的站舍也被改建，江边没有了轮船，江边的沙子不再雪白松软，不再闪烁金子般的光芒。整个江边，黑乌乌的，江边的淘金人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鹅卵石，黑压压的一大片。

父亲告诉我，他是1964年参加修成昆铁路的。因为他所在的村子闹饥荒，村里大部分人家，有几个月要靠吃观音土和吃野菜树皮度日。迫于生计，父亲悄悄的逃离出村子。父亲没有告诉过我，修成昆铁路如何艰苦，却常常向我叨念一个故事。父亲说，他十六岁就参加修成昆铁路，隶属铁道兵新管处。直到1970年成昆铁路正式通车，铁道兵撤走后，他成了一名正式的铁路工人，被分配到一个叫牧羊村的车站，成了一名普通的养路工人。

父亲说，有一天，他和工友们在牧羊村车站干活，一个穿黑色长布衫的老者，朝他们走来。老者走走停停，站在站台上东张西望。最后，老者朝他们干活的地方走来。那老者走向父亲，向父亲问道：小同志，你给知道小国忠在哪儿？爹！，我就是小国忠！你咋来啦！父亲带着哭腔回答了我的爷爷。爷爷喜出望外，对父亲高兴地说：自从你离家出走，只写过几封信回来，你娘在家天天哭你，眼睛都哭瞎了。我说莫哭莫哭，我去找小国忠回来，你娘才没哭呢。每一次，我父亲说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眼眶总是潮红濡湿，像一朵带着露水的雏菊。

牧羊村车站是一个离昆明较近的四等小站。当年铁道兵住过的房子，还有一处可见。一排红瓦房顶，土坯砌成墙的矮房子，门楣用粗重的木头搭成。如今，房子空空无人，只有满地的黑。房前有一颗大树，树冠遮天蔽日，好是阴凉。大树的树干上，还深深的钉着一颗生锈的道钉，这或许是对一段不同寻常的岁月的又一见证。完全可以这样说，当年肯定有很多铁道兵在黎明前从红房子里蜂拥而出，他们踩踏着月光和晨露，在大树下，在此起彼伏的哨音中，列队出发，在日暮归来的哨子声中，有些铁道兵再没能回到红房子里来。工作以后，一些老职工讲到，在打密马龙车站蜜蜂箐隧道的时候，因为夜里突降罕见暴雨，引发大规模的泥石流。泥石流掩埋了一处铁道兵的营房，牺牲了一个班的战士。在成昆线大德站还有这么一个传闻，说是曾经有火车司机在雷电交加的一个夜晚，在火车经过成昆线大德车站立石隧道时，看见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女兵背着一个药箱冲进隧道。如果这一传闻是真实的，那么在打大德立石隧道的时候，真有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发生过，只是在与当时相同的自然条件下，磁场的放影现象。

工作以后，我在过牧羊村车站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车站驻地铁道下方，有一口小井，井水常年不竭。火车司机经常到小井里提水。不知是哪位职工有感而发，在小水井的墙壁上，用红色的油漆写上圣水两字。圣水两字，写得潇洒，确实是圣水。这口井水，冬暖夏凉，是个洗澡的好去处。与小水井相隔不到两米远的地方，是一个两米见方的水泥池，职工家属可以在池子里洗衣物。我们下了班就喜欢到水池里冲凉，站在水池边沿，舀起一桶水，举过头顶，从头顶瞬间倾倒下来，那种感觉，妙不可言。

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牧羊村站上的职工会在站舍前的空地上，烧起一堆篝火。所有人围着篝火，伸出自己的双手。火红的篝火，在每个人的脸膛上跳跃，仿佛贴着一道道神秘的佛印。寂寥空旷的山野，我们像一群大山的儿子，等待着新的黎明到来，又把黎明送入新的黑夜。偶尔，一列火车呼啸着驶过小站，铿锵的轮音久久地在山野里回荡。火车的到来，擦亮了漆黑的夜空，那一瞬间的亮，仿佛上帝之手，划燃一根短小的蜡烛。

父亲今年76岁，喜欢穿一件青灰色的铁路制服。这件铁路制服质量还真是好，我记得父亲穿了三十多年，只有在重要场合，父亲才会穿上这件青灰色的铁路制服。我以为父亲爱穿铁路制服，我就把我的新款铁路制服拿给他。我以为他会喜欢，没想父亲拿了送人。后来我又给他一套新款铁路制服，父亲还是不怎么穿，他就是喜欢穿他那个年代的铁路制服。

1991年深秋的某一天，父亲把我带到泽润里车站。

经过无数次的吵闹，父亲和母亲离了婚。父亲和母亲离婚，是我童年最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我随父亲，因为从此再不用当心被母亲无端的责打。至于母亲如何打我，我不想一一列举。直到今日，我依然无法释怀，我想不通母亲为何打我，为何打得这样狠毒。母亲用一根竹竿打我的双脚，最后在竹竿炸裂成丝状抽打在我的脚上，我的双腿血肉模糊，走不到学校上课，我只好躲到一棵板栗树的树洞里。

泽润里车站是成昆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成昆线上有很多个这样的四等小站，她们像一颗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祖国的大西南。

我像一只撒欢的小狗跟在父亲后面。我觉得天从来没这么蓝过，河里的水从来没这么清澈过。小站上的信号灯，红色的像璀璨的红宝石，绿色的像璀璨的绿宝石。我似乎对每一粒道砟石，每一根钢轨，每一列火车都会觉得特别的清切。

我转到新的学校读书，每天上学都要走一段铁路。尽管每天上学往返要走十多公里的路，但我始终是快乐的。

父亲当年的同事贺万年、高学厚已作古多年。贺万年才退休回到老家没满两年就过世。高学厚还没退休，就得肺癌病逝。父亲当年的很多同事，十有八九已离开了人世，还在世的都是些耄耋之年，被各种疾病缠身，各种病痛折磨的老人，风烛残年，摇摇欲坠，是他们最好的诠释。他们把家安在了成昆线，他们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成昆线。父亲当年的那些老同事，我个个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可谓耳熟能详，信手拈来。

我为什么要单说这两人呢，因为这两个老铁路对我很好。

贺万年经常会把火车碾死的狗啊羊的拖回宿舍煮了吃。这个时候，他就会把我唤到他宿舍，给我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狗肉或是羊肉吃。贺大爹给我的肉，有时候很好吃，估计是刚刚才被火车碾死的，肉质新鲜；有时候会有些臭味，很难吃。九一二年那会儿，生活还不算富裕，能吃点臭肉也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我一直很怀念我的那个贺大爹。高学厚大爹是个彝族人，喜欢上山下箐逮野兔。他经常逮到野兔。可他一逮到野兔，年轻的职工就邀约着要和他打平伙。只有在吃剩的情况下，第二天，高大爹才会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把剩下的野兔肉抬出来给我吃。野兔肉很好吃，却远远没有贺万年大爹的狗肉或是羊肉解馋。在我参加工作分回到泽润里站，可以大声叫一声老高的时候，高学厚病了，天天咳嗽吐浓痰，没半年，人就没了。

高学厚活着的时候，住在高山上的彝族人经常在赶街天来他那儿吃饭喝酒。好多时候，是一队马帮来，七八匹大骡马，拴在车站的小院子里，好不热闹。有些时候，马帮走后，会留下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来也是清苦，我父亲那一代铁路人，很多老职工，一年才有十几天的探亲假回老家和老婆儿女团结。有些路远的老职工根本无法回家。平日周末休一天，回家成了他们遥不可及的奢望。后来，周末改成休两天，但交通不便，也只能呆在小站原地休息。有一个老职工，在铁路附近的村庄里拜了一门亲家。一来二去，就和亲家母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又不知为什么，这个老职工被亲家公把一只眼睛活生生打出来。医院给他安了一只假眼睛，他经常在喝酒的时候会把这只假眼睛抠出来，放在自己的酒碗里泡着。

我曾在小路溪车站遇到过一个老铁道兵，已退休多年。走进这老铁道兵的宿舍，最醒目的东西要算是一个红漆木制碗柜和碗柜上的一台老式收音机了。老人只知道自己来自四川自贡，很小的时候跟着当兵的队伍出来，后来就当上了铁道兵。成昆铁路修通通车后就留在了成昆线小路溪车站当了一名养路工。听工友们说，这名老职工已记不得他的家乡在哪儿，回不去了，找不着回去的路。老人在房前屋后开荒，种了些地，还养了些鸡、兔，另外还栓养着两只羊和一匹毛驴，那架势，算是个殷实之人，可以做到工资基本不动。单位给老人在条件好的地方安置了房子，老人不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在惯了，没意思，去了就没法种地，就没法养鸡，什么东西都要花钱。

这老铁道兵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的内侄女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他，并把他接回老家赡养。老铁道兵走的那天，小站上的人唏嘘不已，原来这老铁道兵一生未曾婚取。老铁道兵住过的宿舍还在。老铁道兵走后，他的那间宿舍再没人打开过，一把普通的锁，孤零零地挂在生锈的门扣上，挂锁的位置，门柱上还残留着一些生活的污迹。羊厩里的杂草疯长着，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绿油油的盖住羊厩，像在殷切地等待一个人的出现，秋冬的时候，金黄色的毛茸茸地盖在羊厩上，从殷切的等待变成了孤独的守望，可那个被守望的人，并不知道。

在我父辈那代，每到下班时，大伙就从各自的宿舍搬出个小火炉放在各自的宿舍门口，有烧煤油的，有烧柴烧煤的。有时他们三五个人把做好的菜凑在一起吃，这时他们就会喝点酒。喝酒的时候就讲酒话。讲来讲去，不外乎白天某某人比大家多干或是少干了一点活，某某人又到亲家家里找亲家母去了。那个时候，多数人都会在铁路附近的村寨打亲家，拜哥弟。遇有逢年过节就到亲家家里好好的吃几顿。平日里遇有街天，他们的亲家就会拖儿带女的来。谁的亲家来了，谁就会到街上秤两斤猪肉，再置备些小菜，在门口支个小火炉，这时，这个房间里就会不断地传出欢声笑语。

我的父亲就在小路溪车站附近的村子里认下一个亲家。

1984年的时候，父亲在单位农场当场长。那时的成昆线，每一个站段都有自己的农场。父亲单位的农场就在小路溪车站附近的一处峡谷里。农场里养着牛羊，站段有需要，便会派人来农场拉。我人生第一次吃羊肉就是在小路溪农场，那味道妙不可言。农场里支着一口大锅，羊肉煮熟的时候，大人们陆续走出自己的宿舍，每人抬着一口小铝锅，挨次排队分羊肉。父亲分到一小锅羊肉放在桌子上。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我悄悄偷了几块羊肉塞在嘴里，几乎没嚼，就咽下肚里。后来是怎么吃的这锅羊肉，是啥味道，我就记不得了。在小路溪农场的时候，有一个漂亮的女人给过我苹果和香蕉，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苹果，苹果长咋样，是个什么味；什么是香蕉，香蕉长咋样，又是个什么味。再后来，我管这个漂亮的女人叫亲妈。亲妈对我很好，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直到现在，都还叫我的乳名。小时候，我很喜欢去她家，那时村寨里还没有电灯。亲妈随时把家里的煤油灯给我拿着，晚上睡觉不让我洗脚，她以这样朴素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喜爱。我的亲爹也是一名成昆铁路上的养路工人，已退休多年。在2020年的时候，父亲开着他的老年代步车去看望他的亲家公和亲家母，也算是人生的告别。父亲回来后对我说，你亲妈身体还可以，你亲爹视力模糊，看物不清。

父亲扛着几根废旧的枕木到街上，请木工师傅用电锯将枕木解开成木板。由于枕木在使用前要用煤焦油高温沸煮做防腐处理，所以木板也是黑的。父亲用这些黑色的木板给我做了一间黑色的小木屋。

黑色的小木屋，有一道黑色的门。门上有一把锁，我就是这把锁的主人。

每天放学回来，我顺着铁路走，总有一些废弃的道钉，螺栓，螺帽被我捡到。我把这些东西捡拾归拢，藏在床下面。没有人知道我的小木屋里有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我住在小木屋里。收破铜烂铁的人每一个月会来小站收一二次废品，这时我就悄悄地把我捡的废品卖给他，每次都可以卖二三块钱。九二三年，二三块钱，对一个在农村小学校读书的小学生来说，也算是个富人。在我读小学和初中时，父亲从来没给过我什么零花钱，那年头也没零花钱这个概念，能吃饱穿暖就不错。

国家的发展变化真是大。国家真是富强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我读小学那会儿，下雨天，整个学校没有几个同学穿得起雨鞋，打得起雨伞。那时候很少见到折叠伞，只有普通的木把黑布伞。要是哪位同学穿得起雨鞋，打得起折叠伞，那他就相当的牛气啦。下雨天，在放学的路上，很多同学头上顶着一条塑料布，准确地说是用装化肥的内袋改装的，像把一个人装在袋子里。一百多个同学浩浩荡荡地披着白色的塑料袋走在放学的路上，仿佛在为一个逝去的人披麻戴孝。

我有一把伞布是黑色的折叠伞，是父亲单位上发的。我没有雨鞋。我有一双只有半个鞋底的布鞋。人还没走到学校，双脚就湿透裹满泥沙。泥沙钻到脚里，把双脚硌得生疼。我的那一双布鞋，其实就是个摆设，做做样子，说明我还是穿着鞋子的。如果非要给它定义，我的那一双布鞋，倒像是一双布拖鞋。

1992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穿着这双布鞋，走在皑皑的白雪中，我每走一步，就在白雪中踩出一个黑点。万籁俱寂的大世界，我仿佛成了一个污点。还没走到学校，我的这双布鞋就先于我猥琐不堪。

1993年9月份，我上初中，中学离泽润里车站很近。

父亲说要让我吃上早点，我很是高兴。尽管中学里的早点没有什么油水，吃过米线或是面条后，用它自身的汤汁就可以把饭缸洗干净，但我还是想吃早点。一方面源于想吃，一方面是父亲给我吃上早点，我就认为我长大了，得到相应的尊重。最后，父亲还是没给我钱吃早点。

我的小木屋，渐渐丰盈起来，我在里面养了几盆兰花。兰花是我进山里挖的。我在小木屋里贴上喜欢的小画帖。我床下面的破铜烂铁越来越多。放学后，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隔三差五就会到一个化工厂的垃圾场捡拾废品。很多时候，我们能捡到一些铜线和铝线。我那同学的父亲就在化工厂里上班，我俩出入化工厂的大门很方便。能捡到铜线和铝线，我一个月可以卖十块钱左右。

周末没事，我就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家里，已坏的一块老上海牌手表，一块梅花牌手表，我时常悄悄地打开，用一根缝衣针拨弄里面的齿轮。我多么希望它们能走起来。我一个人在小木屋的时候，我会把它们戴在手上。走出小木屋的时候，我又把它们退下来，悄悄地放回原处。

黑色的小木屋，单从温馨的层面讲，这是我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好景不长，在别人的介绍下，父亲有了新的女人。小木屋被腾出来做我们家的厨房。那一年，父亲的女人，我的继母给了我十元钱的改口费。继母给了我十元钱，我违心别扭地叫了她一声妈。　

读初中的三年，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学校附近的一处铁道兵烈士陵园祭扫和瞻仰铁道兵烈士。每一个班扎一个花圈。花圈是用松柏，黄色和白色的菊花扎成的，花圈上写着挽联。二十多年来，我只记得一句，是教我们班的一个数学老师谢海萍老师写的——青山埋忠骨。高大雄伟的烈士纪念碑直指云霄，很是震撼。我们在烈士纪念碑前列队唱国歌，那氛围很是肃穆，我感到全身僵硬。烈士纪念碑正面镌刻着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几个鎏金大字，背面镌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毛主席题词。字体走向气势磅礴，像直飞云天的蛟龙。

学校请来一位当年修成昆铁路的老铁道兵，给我们讲他们如何如何修的成昆铁路。年代久远，我已记不详实，只能大体领会：成昆铁路是一条了不起的铁路，成昆铁路的修通，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奇迹。老铁道兵戴着一顶草帽，穿着草绿色的老式军装，背着一个草绿色的军用帆布包。

老铁道兵滔滔不绝地讲着，修成昆线如何如何艰巨，经常有铁道兵被隧道里的落石砸死砸伤，有铁道兵因为连续作战，实在困乏，会从桥上掉到山箐涧沟里摔死。我就纳闷，我的父亲修过成昆线，为什么他从来不讲他当年修成昆线的事给我听。父亲唯一的一次，仅仅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修过成昆线奶母庄隧道，修过泽润里2号隧道。有一次，父亲的一个老乡也是当年修成昆线的一个老铁道兵。两人喝酒喝到尽兴处，那人激动地对着我父亲说，当年要不是你，我早就死啦，还能活到现在，所以说你是我们这批老乡中最聪明最厉害的人。

学校下午5点半下课，7点上晚自习。吃过晚饭后，同学们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三五成群，去看火车，去看铁路。我就取笑，火车天天开着，有什么好看的，同学们就找各种话回怼我。后来，有一个老职工退了休，他的家就在铁路边上。好些时候，我们上班都会看见他坐在铁道旁。一整天坐着，看火车开来开去。

二

1999年的秋天，我怀揣着稚嫩的梦想，来到了成昆铁路，又回到了泽润里车站。泽润里车站，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的童年。才下到工区的第一天，工头便安排我参加工区挖翻浆。铁路道床道砟板结失去弹性，又加之积水，在列车反复的辗压下，石浆就会往上涌，雨天形成翻浆冒泥，反复的恶性循环，从而破坏铁道线路的稳定，严重危及行车安全。

早上，天空飘着绵绵的秋雨，秋雨洋洋洒洒，落在我们的脸上，头发上。离铁路不远的田野，到处呈现出一派颓败的景象。各种庄家，均已收割完毕。我们扛着大头镐、钢叉、三齿耙，走在铁道线上，走在雨雾朦胧的山野里，那样的情景，宛如一群北归的大雁。我们把脏污板结的道砟用大头镐一镐一镐的斫松，再用三齿耙刨走，然后重新回填干净的石砟，最后再用大头镐夯实道床。才一个早上，我的手套就被泥沙磨破，泥沙把手掌咯得通红。那时，我觉得时间似乎已经停止，左看表，右看表，工头还不喊下班。后来，实在抬不动时，我便把装满石子的撮箕搁在肚子上抬。下班时，每个人身上都蘸满了厚厚的泥浆。下班回到宿舍，脱下衣服时，我的肚皮黑黑的。也管不了太多，从宿舍接根皮管冲洗一下。后来工区盖了洗澡堂，条件好多了。

我们经常在下班后，五六个人围着一根皮管，青天白日下，轮流着冲洗，其间不乏有人来一两声高亢的吼叫。冰凉的水冲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身上，很快，地上就汇聚成一条小溪。刚开始，我觉得有点不雅，难为情，因为不时会有女家属从我们面前经过。看看大家都这样，女人们从我们面前经过时，好像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我这样一想，也就无所谓了。有时洗到兴头上，几个男人便打情骂俏，这时女人们见了便早早的绕开。

在泽润里小站的每一个夜里，我像一只孤单的夜鸟。泽润里小站仿佛是一个很多年前，就为我做下的鸟巢。天一黑，除了自己的宿舍，小站一片漆黑。我的那个小黑木屋早已不在。我们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白天，我们用大镐敲打大地，夜晚，星光敲打着小站。白天，我们汗流浃背，汗水满面，夜里，小站挂满了雨露和冰霜。

在小站上吃饭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吃饭的时候，大伙敲打着各自的饭碗，一起涌向食堂。总有人扯破嗓子高声大喊：吃饭啰！，喂猪啰！，捣脖子啰！。吼声响彻整个小站，不时会惊起几只山雀。

吃过晚饭后，再没别的事干。天黑了下来，小站死寂一般，火车的长笛偶尔划过夜空，像一道长长的伤口。

在小站上，我最怕的就是晚上。小站的夜晚是凄凉的。小站的夜晚，大地一片昏睡。在风清云淡的夜晚，月亮仿佛一位疲倦的母亲，她在久久地徘徊，不愿离去。

在泽润里工区的时候，我很认真很用心地看了一晚上的月亮，是睡着看的。月亮初升的时候，像有人提着一盏昏暗的灯，迷茫的走在远处的山峦上。慢慢地月亮照亮了整个山峦，山峦也随之清晰起来，一高一矮的两座山峰紧挨着，月亮正好在山峦的凹陷处。在月光的映照下，矮的山峰像一个坐着、身子向前倾的人，高的山峰像一个弯着腰的人。这时，月亮如同一道昏暗的窗户，透过窗户，宛如看到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在倾心交谈，只是无法猜测他们在谈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们像这样了好多年。

月亮继续升高，高过山峰十几米高的时候，两座山峰又变成了两间大房子。依稀可以看到，远处山上的树木像房顶上的炊烟，袅袅升腾的炊烟，仿佛为人间送来一个永久的神话。

当月亮升得很高的时候，看不见了山峰，大地变成银色的世界。

睡在小站上，看着雪白的月光洒满整个小站。整个宿舍一片雪白，所有的烦躁、喧嚣，戛然而止。我躺在宿舍里，伴着皎洁的月光，外面的清风、虫鸣、薄雾，像在轻摇着我的窗帘。我把窗帘轻轻卷开，推开窗子，好让外面的世界，一起涌进宿舍。顿时，潮湿的空气，弥漫开来，让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凉风沁入我的肌肤、充满了我的整个小屋，我舒服，想必小屋也一起跟着我舒服。

把一天的劳累漂洗在月光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静。此时，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幻想，甚至可以想入非非。可以把月亮想象成一个落魄的画家，还没经我同意，他便在我的窗子上随意点染；可以想卖给我酒的女人，她在干什么，还可以想象，小站上肯定有人酒喝醉，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人。

在泽润里车站的那些日子，工友们最喜欢整的事就是整喝醉酒的人的恶作剧。曾经有一次，一个工友喝醉酒呕吐，另一个工友就把这个喝醉酒的人的鞋子放到他床头，当这个喝醉酒的人半夜起床解手，或是早上起床上班，这人必定是双脚踩进了自己的呕吐物，而不知所以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这名喝醉酒的工友知道后，就会寻找机会报复。比如在你喝醉酒酩酊大醉时，就会把你宿舍里的电扇开着，照着你的脸吹上一夜，第二天你准鼻子眼泪俱下。玩得最过火的一次是一个工友喝醉酒呕吐得人事不省，另一个工友把这个喝醉酒的工友的电饭锅放到他床头，据说还通了电，保温着。但是也是从这个恶作剧后，就再没人整恶作剧。

月亮西沉，银色的大地变得墨黑起来。窗外的柳树抖落下满身的妩媚，露珠滴落，溅湿了一地，有几片柳叶老去，落在地上，有几片新叶长出，挂在枝头。窗外，高大的柏树遮住了我的视线，再看不见月亮。月亮落山了，我睡在小屋的一角，小屋睡在小站的一角。

好几个无眠的夜晚，睡不着，我索性把窗帘拉开，让月光尽情地撒泻进来。雪白的月光照着洁白的墙壁，照着我裸露的躯体。我就像一只疲倦的青蛙，迷失的蹲在一堆枯萎的荷叶上，回味着春天的味道。对于我的春天，就是我的初恋。每个人的初恋都是刻骨铭心的，我的初恋也一样。失去初恋的日子，我的心口疼了好几个月。现在想想，是因为自己活得太真实，还是因为爱情有些时候是需要谎言来维护。

我主观上不相信鬼神之说，但灵魂深处又趋之若鹜，罢之不能。在分手的那段时间里，我跑到一个山里的土地庙磕头，向山神祈祷：神啊！如果有惩罚，就把所有的罪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然而，我今天的生活，真的就应了那句当时的谶语。

如果说夜晚是一部晦涩的历史长卷，小站的夜晚也一样，能坚持读下去的人少之又少。晚上，我和工友们有时候集聚在一起顽牌，有时候去街上吃烧烤，有时候去KTV唱歌。在离泽润里站不远处有一条七八十米长的小街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小小的一条街道，有三家歌厅，四家烧烤店。

刚下工区时，我相当反感赌博和上歌厅的。我曾大言不惭地说：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我说这话的时候，一工友满脸的鄙夷，他撇了撇嘴，嘲讽地说：小伙，大话不要说早，环境能改变一切，包括你头上的那蓬卷卷毛。

没坚持半年，我便二者均沾。第一次进歌厅，还是这位工友硬拽着我去。虽然我俩并没做什么，但从歌厅里出来，我还是难过了很久，我在自责自己思想堕落。自责过后就是寻找心理上的平衡，那几天，我患得患失，感到别人看我的眼光都是异样的，仿佛每只眼睛都在嘲笑我。我挣扎、犹豫，最终以失败告终。

自从谈了女朋友后，我就再没完牌和进歌厅唱歌喝酒了。有一次，一个歌厅小姐问我，问我来歌厅干什么，我说唱歌、喝酒。她说哪儿不可以唱歌喝酒，不吃锅巴就少来锅边转，像你这种人，这种地方还是少来。就为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她当初的样子。

在泽润里工区的日子里，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晚上出去巡查铁道线路。晚上一个人背着巡道包走在铁道线上，旷野里漆黑一团，铁道线路两侧的山坡上，有几处坟冢。在有月光的夜晚，可以隐隐的看见。特别是雷雨天，一个闪电，浑噩的大地像被劈开了一道口，几座坟茔就像从地缝中钻出来。飘零的纸钱，在风中瑟瑟抖动，一些树叶落下，另一些树叶又被风卷起。阴阳两界的思念，吓傻了我这个不知情的外人。每当我走到这几处坟冢的时候，我都有意回避，尽量不往那看，可越是这样，心里越是害怕。这个时候，我就大声的唱歌，大声的叫嚷，企盼赶快来一列火车，哪怕是听到远处村庄里的一声狗吠也好。

有一晚，我走进黑黢黢的北甸一号隧道，隧道里凉阴阴的。刚进隧道不久，我的手电就突然熄灭，好在，我事先准备了一把预备电筒。我不慌不忙，把预备电筒从包里拿出来。当我打开预备电筒，才走出两步远，预备电筒又突然熄灭。那一刻，我就像一个疯子，毫无来由，自己和自己讲起话来。我对着隧道大声斥责，何方鬼神，出来，出来，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感到全身的肌肉瞬间就僵硬起来。更为可怕的是，我小步小步的摸黑走出隧道，抱着一丝希望，重新按了一下电筒的按钮，我手里的电筒居然又亮了。我舒缓了一口气，心思着怎么这样奇怪。我继续往前走，走过了阿姜郎大桥，远远的我就看到铁道旁的山坡上有一个高高的白色身影。霎时，我全身的汗毛和头发都竖立了起来。如果拿不实到底是什么，那晚我肯定要吓了不知怎么样。豁出去了，我握着电筒，朝白影走去。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做好最坏的打算及搏斗的准备，直到走近，心才算落定。原来是电杆上新贴上的两块反光瓷牌，标示着各种电力数据和参数，以便检修和巡查。

回到工区后，第二天我就请工长老田吃饭，席间我说，我不敢再巡道，以后替班巡道别再让我替（工区有专门的巡道工，遇巡道工调休，就派其他职工顶替巡道）。老田傻笑，问我为什么，我说昨晚见鬼啦。然后我就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添油加醋，有板有眼的说了一遍，只是没说最后我去看，发觉是电杆上反光磁牌的事说出来。老田似乎被我说信了，仰着头看着我傻笑。在坐的几个职工家属附和着说，神气弱，就容易看见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打那以后，老田再没派我去替班巡道。

在泽润里线路工区的几年时间里，我和工友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日复一日的捣固（用大头镐将道砟使劲打塞进轨枕底部，使钢轨轨枕底部石砟饱满，能承受火车巨大的辗压力和冲击力）。

刚开始学捣固时，我看到工友们满身是汗，汗水多时竟从他们的安全帽帽檐往下滴。汗水一滴一滴的滴打在钢轨上，溅起一朵朵小花。我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没想现在的我跟当年的工友们一样，经常在劳作的时候，汩汩流出的汗水模糊双眼，蜇得眼睛生疼。前几年还好点，没有那么多汗水。

一次手工捣固时，一块石砟飞溅过来，正打中我的鼻尖。血顿时冒了出来，就像一条欢快的小溪，想起在学校里许下的豪言壮语，我感到了耻辱。在学校上学那会儿，我们几个舍友豪言壮语，好男儿志在四方，工作以后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血还在不断的流，我师傅杨金山赶忙掏出一支烟，猛吸几口，把烟灰抖在我的鼻尖上。同事高波从铁道旁拽了一把蒿草揉了揉，把它敷在我的鼻子上。然后愧疚的笑了笑，说不好意思。其实手工捣固时，石砟飞溅起来伤人是经常的事。我师傅把两只裤腿摞起来，煞是得意地说，你看看我的两只脚。师傅的两只脚到处是疤痕，很明显是被石砟飞溅起来击伤的。那些大小不一、色深或浅的伤痕，像一张张小嘴在坏笑。在一次手工捣固时，我亲眼看到师傅的左眼球被一粒细小的石片击中。那天，他淌了很多眼泪。去县医院不敢取石子，去州医院才把石子取出来。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受过六次伤。分别在泽润里工区，青龙寺工区，大德工区，棠海车站，勤丰营工区。在泽润里那次，是我自找的，算是咎由自取。玩了一夜的牌，第二天早上昏头砸脑的，一根拉杆把我绊了一个趄趔，大头镐从肩上滑下，把头顶砸了一道口，缝了五针。私人诊所，没有麻药，粗枝大叶的缝了一下。总想工长老田会让我休息一、二天，结果半天都没让我休息。又不敢洗澡，只好逢头垢面的过了几天。在大德站焊限高架的那次是无奈的，由于梯子的高度够不到，我只好一只手抓着限高架，另一只手拿焊钳，突然，一滴豆大的铁水滴下来，把我的手袖烙通，铁水直接渗到手背上，烙了一个肉坑。

2004年3月，泽润里工区划归昆明工务段管辖。听到这消息，除李绍才和潘福华失落外，工区里，其余的人很兴奋。随着铁路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铁道部提出的铁路跨越式发展，加之铁路第六次大提速。铁路上上下下都紧绷着一根弦，一根生命的弦。地方讲稳定压倒一切，铁路讲安全压倒一切。苦干、实干、拼命干的条幅随处可见。天天有领导下现场抓违章违纪，不是坐在火车头上，就是下工区走现场。也难怪，铁路伤不起，人民的生命财产伤不起。铁路需要严格的管理，安全是铁路永恒的主题，安全是铁路人的魂魄。大伙为什么高兴，我不知道，我高兴的原因是不用担心会被调到其它更为偏远的小站。对于昆明工务段来说，泽润里站是最偏远的小站，再怎么调也不会把我调到哪儿，难道还会把我调到昆明，我这样想着就高兴。我是一个在一个地方呆长就不想走的人。

李绍才和潘福华家在绿丰和平乡，听到合并消息的同时他俩收到了调往昆明昆东站上行场工区的调令。他俩都是劳务工，一个月就是七八百块钱，能在家附近打工，是他俩最大的心愿。他俩走的那天，请工区的所有人到街道上的馆子里吃了一餐。当时的气氛很凝重，完全没有平日里的活跃。其实我们也不希望他们调走。平日里我们在一起吃酒，讲笑话，在一起抬钢轨，挣得青筋暴突，在一起捣固、理道床，你帮我，我帮你的场景又一幕幕在我脑海里回旋。那一刻，没有语言，只有一次次的碰杯，时间不会为我们而定格。酒一杯又一杯的喝下，都没过多的讲话。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李绍才站起来，朝着工头满怀眷恋，无奈又企盼地说：工长给是（是不是）你不要我们两个了，看不起我两个是劳务工。工头一时语塞，嗯嗯，嗯嗯了半天才说：不是，小李！我也很无奈。我们有一句找一句的安慰他，我们说去昆明没什么不好的，去见见大世面，对你将来有好处，你又不在铁路上干一辈子。

李绍才去了，过得很苦，随时吃咸菜泡饭，营养跟不上，大病了一场。后来媳妇也跟着他去了昆明，在一家作料厂上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句话用在李绍才头上一点不假。在过去的那几年里，他骑摩托把左腿小腿骨摔断，大儿子爬树把脚摔成骨折，媳妇得阑尾引发了一个大手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老母亲又病逝。现在好了，他媳妇在作料厂一个月几千块的收入，他休息回家带点农用机具回家卖，一个月也有二三千块的收入。2012年他干脆辞职，回家开了一家农机店，生意很红火，短短的几年，资产上了百万。

2005年我去了李绍才哪儿，他骑单车来昆明牛街庄接我。那天下着雨，把我送到宿舍，李绍才调头骑着车就进入雨中。李绍才要去买菜，我不让他去，他犟着要去。我退步说，要买菜也可以，我和你去，他不肯，反而骂了我一顿。李绍才走后，我看了一眼他的宿舍，在他宿舍的墙角，摆放着几个凌乱的碗，一颗蔫的白菜泡在电饭锅的内锅里，几颗发白的饭粒飘浮在上面。我走到他的床旁，床上有本《知音》，我随意翻了下，见里面有张信笺。信笺上写着：我今年没有去收包谷，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头顶着包谷花，双脚沾着黄泥走进城市的。这条路，我还要走多久？虽然我把床放在了城市，但我却没感到我睡在城市里。我每翻一个身，都会感到我是睡在老家的那块包谷地里。我的爱情虽然不算完美，但在我的爱情之花里，最艳丽的一朵是在老家的那块包谷里。我相信，我的梦想和追求，将会随着那块包谷地，因季节的转换而丰盈。

我看着看着眼眶就潮湿。李绍才回来了，买了很多肉菜。

这些年让我感动的事很多，最让我感动的还要算我的工友李兴群。现在写来，心里还隐隐作痛。由于他身材矮小黑瘦，人又憨厚老实，大家都叫他小苗族，时间一长就成了他的名。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3月的一天，他骑着摩托刚出工区大门遇到我。我问他要去那里，他说要回家。他忧心忡忡地说：小王，我家里怕是出事啰，我昨晚打了一晚上电话都没人接。我说别急，先回去看看，不要家里一样事没有，你先在路上出事。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在工区办公室里玩。我师傅接了一个电话后，惊愕地说：小苗族家死人了。我们一个都不信，骂我师傅瞎说。我师傅严肃认真，带有伤感地说：是真的，刚才小苗族打来电话，说要请几天假，他媳妇和两个娃娃都被水淹死了。凝固，像死神一样的凝固，我们半天也没回过神来，随后，我们相继离开了办公室。段里知道这事后，特批了几个月的假给他，算他正常上班。

我所感动，敬佩的是一个普通的职工在这个时候，组织观念、纪律观念依然没忘，在家破人亡的时候，还记得给单位第一时间请假。后来听人说，他媳妇领着两个姑娘去地里干活，地边有一个水潭，小女儿知道他要回家，就到水潭里用鱼笼捉小鱼。当村里人把她们捞起来时，一起捞上来的还有一个鱼笼。

三

2008年下半年，我调入青龙寺车站线路维修工区。

在泽润里车站的几年里，我先后有两次短暂的离开。2002年我进青龙寺机械化工队，2004年进广通探伤组。在青龙寺机械化工队的日子里，天天操作小型养路机械。我们的小型养路机械是由一台拖拉机机头做动力，带动一块偏心铁做高速运转，产生高频率震动，通过震动使钢轨轨枕下的石砟充实饱满，达到人工捣固的作用。作业一天下来，十个手指会不由自主颤动，手指头与手指头相互捏拢时，就像敲鼓一样，会自然弹开。吃饭的时候，手指不听使唤，根本无法夹菜。两只耳朵唧唧地叫，整个鼻孔全是黑烟黑灰。就算人在家休息两三天，流出的鼻涕依然还是黑的，也不知肺黑了没有。那时候虽然很累，我却很乐意在这样的班组。因为我们是流动班组，管理相对要松一些，杂事也要少一些。再不用担心晚上出去巡道，夜间冒雨巡查线路。

每天下班走回驻地，我们就到铁路沿线找野菜，到田野里捉蚂蚱，到鱼塘里钓鱼。餐桌上顿顿都很丰盛，伙食费也不贵。走回驻地后，大家各有分工，真可谓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酒是每晚都要喝的，每晚都要喝到夜深人静。

青龙寺站是个中等站，也是成昆线上的一个大型物流集散地。每天有大量的货物从青龙寺车站发往全国各地。青龙寺是个新兴发展起来的工业小城镇。在这里生活很方便，我到青龙寺工区没几天就自己另起炉灶。后来又有几个劳务派遣工和我搭伙。我另起炉灶的目的是可以悄悄地躲着吃酒。由于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工区食堂是绝对不允许吃酒的。几个劳务工不管不顾，他们说一个月才拿一千四五百块钱，苦了贼死，还这样不准那样不准，没有什么干头。干一天算一天，那天把老子惹火，老子拍拍屁股走人。后来又有两个小兵（退伍军人）加入我们的行列。自从两个小兵的加入，我们的业余生活可谓过得风生水起。两小兵有自己的车，老爸都在银行系统任高职。每次回家都有好喝好吃的带来，几个劳务派遣工也不闲着，上天入地，各尽其能。有到河渠里捉牛蛙捞泥鳅的，有上山捕鸟拾菌的，几乎每天都有一两样美味。

和这两个小兵一起分到青龙寺线路维修工区的还有一个女兵。刚下工区的时候，她不习惯在野外解手。小到撒泡尿，也要忍着从工地上走到工区里的厕所解决。不像我们，想解决问题，往铁道两旁的树林一钻，美其名曰，来个风景的。有些时候，要是没有女职工在场，就地转过身就解决问题。后来，这名女兵也就入乡随俗了。好些时候，作业地点离工区有五六公里远，想解决内急，就只能钻树林里。和所有女职工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忍着、憋着，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脸红彤彤地钻进树丛，矮下身子。解决好问题后，又脸红彤彤地走出树丛。刚下工区时，工间休息，我不会随便坐在地上，我怕把衣服弄脏。没过多久，我就乱坐乱躺。有时工间休息，实在累的时候，那还顾及，把手里的工具一丢，往潮湿的泥地上一躺，比睡在席梦思大床上还舒服。由于经常在潮湿的泥地上休息，好多养路工都有不同程度的风湿病。

在青龙寺线路维修工区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让我替他去看望，他多年以来一直还在来往着的一个老乡，是一个当年修成昆线的铁道兵。

“唉！宝，……”

“你说，我是不是就要死了？”

“宝，大爹就要死了。”

叫我怎样回答呢，我又能怎么说呢。可他真的是快要死了。我只能一遍遍地叫大爹，大爹……

老人没有像往常一样，嗳的一声答应我。他激烈咳嗽、喘息，仿佛一列驶向远方的火车，或许他在下一站就该下车。

老人的头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老人的家安在农村，他家离铁路不远。身体还在好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走出家门，看看铁路，看看火车。我经常能遇见他，每次遇见，他都会说，宝，你们过来这边上班啦。

“哎！……，哎！……”

老人有人也哼哼，无人也唧唧，仿佛死神已来敲门。

“哎！……，快！快把门关上，别让阳光进来。我见不得一点光，我怕光得很。”我惊讶、害怕，身子有些发毛发冷。房门是关着的呀，并且仅有的一道窗子，已被封堵得严严实实，为什么还要叫把房门关起来。老人躺在床上，头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像是戴着一张恐怖阴森的面具。我不敢再往床上看。我开始有些埋怨父亲，为什么要打发我来看一个将死之人。

老人哼哼着，他的女人轻轻地拉开关着的房门，然后又重重地将房门关上。“砰！”房门一声闷响，老人哼了一声，没在言语。床上的被褥微微动了一下，老人把脚手缩进了被褥的深处。

老人出殡那天，他的女人说:“这些年，被他打够了。每次他放假回来，他人还未进家门，家里的狗老早就躲起来，鸡跑个精光。家里的猪，只要他在家，吓得一声都不敢叫哼。”

我突然对老人的女人肃然起敬。

2010年5月，我调离了青龙寺线路维修工区。可以说我是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的。一方面是因为我所要去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热坝，一个干热河的地带——元谋。另一方面一下子就离家两百多公里，每次回家来回在路上就要耽搁两天。按一个月休息八天回两次家算，来回路上耽搁四天，我实际在家的时间就是四天。自从离开泽润里工区的这些年里，我到过很多工区，认识了很多人，但我一个都不熟，更谈不上友谊和感情。

元谋真的很热，热了吃不下饭，热了睡不着。元谋有多热，热到一天喝下五六大瓶山泉水，尿意全无。每次撒尿，都很羞涩，一泡尿撒完，感觉还没落地。每天换下来的工装硬得跟油布一样，因为上面有白白的一层盐渍。

我离开青龙寺线路维修工区的时候，几个农民工问我要到哪儿去，我说去元谋。听说我去元谋，他们就摇头、咂舌。他们是我带过（负责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作业质量）几天的民工。

我至今还记得，有那么一天，我多想向天空一声大吼：我今天晚上请你们喝酒，但我始终没向天空大吼，也没请他们喝酒。那一天，我不停地把头扭向天空，冲着无云的天空，骂了一句贼干的太阳，咋这样热。一阵热风吹来，一股夹杂着刺鼻的汗臭味，直扑鼻孔。那味，酸中带涩，涩中带着酱臭。

也许是听到我的骂声，两个民工回转过头来，朝着我笑。我笑问，阿老俵，笑什么？一个阿老俵笑着说，太阳就是这么热的，我还第一次听到有人骂太阳的呢，你看那些树，怕是要死了。今年种下的麦子，该要挑多少水来浇。我赶忙搪塞、解释，我是说太阳太晒了，我没这个权力让你们停下来休息一下。阿老俵呲嘴一笑，不着边地说，今年天干，人容易得禽流感，在家里，没人敢吃猪肉，怕了要死，出来打工，两天吃一次猪肉，也没见哪个咋样。

刺鼻的汗臭味又随着热浪扑面过来，那味是来自一件件被汗水侵蚀而变得斑驳、煞白的黄马褂身上。我委婉地说，工区有澡堂，晚上可以去洗澡。阿老俵说可要两块钱呢，另一个阿老俵抢过话头反问我，下了班，吃了饭，几点了？这一句问话把我噎住了，我又重新打量起他们来，审视着他们。他们都是四十出头的年龄，凌乱的头发下面是枣红色的脸膛，脸膛上过多的褶皱深藏着污垢，就像一颗颗发了霉的红枣。

我还清晰记得，我领着他们在竹箐口隧道里扫粉煤灰。说到扫灰尘，我想说扫灰尘，说起来就是三个字，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让我一辈子不会忘记。隧道里，手电的光线就像萤火之光，汽灯的光亮稍好一点，但也就是像无人提的灯笼。他们有的带着口罩，有的用洗脸毛巾把嘴和鼻孔紧紧捂着，也有耐不住粉煤灰呛的，索性把衣服脱下，把整个脸和头包着。

事后我问工头，多长时间扫一次灰，工头说一般情况一年扫一次，以往都是我们职工自己扫，今年刚好遇到他们来我们工区更换钢轨。我愕然地问，怎么那么多灰尘，足足有两百多袋。工头说，它就是有那么多，我也不想有这么多。昏暗中，他们不停地用扫把扫着，用铁铲刮着，然后再把扫拢的灰尘装进袋子运走。整个隧道，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他们在尘雾中穿梭，听到嚓嚓的铁铲与水泥地面的磨擦声。我唯一能做到的是紧紧捏着对讲机，把对讲机贴在耳朵上，生怕漏听了列车信息。

在更换一处重伤钢轨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来到我面前，在太阳光下，舒展着脸上的皱褶，递给我一颗螺栓帽。师傅，这儿有一颗丝帽。我说：拿了远远的丢掉，锈头锈脑的。有个工区就是因为一颗螺丝帽被扣了50元钱呢。他看我没有要的意思，争辩道。他上身向前微倾，头往后仰，浑浊的小眼看着我，螺栓帽在他的手掌心里，就像托着一个盘子。那架势好比一个虔诚的仆人，手里托着一件宝贝在等他的主人来鉴赏和品玩。我莫名地生气起来，感觉自己受到愚弄。我大声说，装在你的包里面，拿回去卖了。我递支烟给他，他还是看着我，汗水已经惯满了他脸上的皱褶，仿佛一条条蠕动着的蚯蚓。我骂了一句贼干的太阳，他痴痴地望着我笑。我说拿来，以后也叫我阿老俵。我把他手中的螺栓帽朝着太阳的方向，远远地抛在铁道旁的树林里。

这样热的天气，连只鸟都懒得叫。你家是哪儿的？我问。

黑井，给有（有没有）去过？

去过，黑井给我的印象就是山大，听说养猪得把猪槽用铁链拴牢，不然会被猪拱下山去；还有一个印象就是那儿鸡养得多，狗养得少，不像现在有些地方，家家养狗，什么大狗、小狗、土狗、狼狗、哈巴狗，狗声载道，却听不到鸡叫。

狗是看门的，鸡是招待客人的，老头说话的当儿，几个大汗淋淋的人跑下铁道来，气喘喘地说，先喝口水。他们说着，便把背脊上的水瓶取下。喝完水，他们看了一眼太阳，重新拿起工具，各种金属的碰击声密集响了起来。那声音，就像一群鳄鱼在争夺食物，发出恐怖的撕咬声。

四

第一次认识元谋，是在历史教科本上。

历史教科书上这样写着，在中国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发现了迄今为止，所知年代最早的直立人，称之为元谋猿人。正因如此，楚雄元谋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东方人类的故乡。

再次认识元谋，我是从大量的电视，报纸的新闻报道认识元谋，说元谋是冬早蔬菜出口大县，每年有大量的冬早蔬菜畅销全国各地及出口世界多个国家。尤其是元谋的洋葱，更是得到国外的热捧和青睐。可不是，在元谋能禹冬早蔬菜火车转运站，每天都有堆积如山的各种冬早蔬菜和水果，通过火车，从成昆线输送到全国各地，送上万千百姓人家的餐桌。

2010年，我近距离地走进元谋。在元谋的那段日子里，我主要从事钢轨焊接和钢轨、道岔的整修。初到元谋，友人告知，元谋有三毒，小心为妙。我欲问之，友人掩口不答，让我慢慢体会。

刚到元谋时，我住在单位招待所。晚上，热了盖不住被子，蚊子在耳畔嗡嗡地叫，根本睡不着，闹腾得让人心烦气躁。有时为打死一只蚊子，狠狠在自己脸上打一巴掌。闹腾到夜里四、五点，气温降下来点，人实在支撑不住，可以勉强进入睡眠状态，便宜了那些嗡嗡叫着的蚊子。当它们吃饱喝足，凯旋而归时，身上的疙瘩就像荒原上一座座荒废了的蒙古包。这时，你气愤，你骂天，第二天晚上，它们同样集群而来，不管不顾，强行享受你的身体。我试过把门窗早早关上，试图把它们拒之门外，可天一黑，它们就从床下面，柜子后面飞出来。事后，我问朋友，你说的元谋有三毒，元谋的蚊子必占其一，友人笑笑，风趣地说，还有太阳和女人，老兄你慢慢享受吧。

元谋的太阳就像一个激情四射的女人，火辣、扎眼。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元谋的冷水会烫人。此话不假，夏天三、四点钟的时候，自来水管里的水真的会烫手。由于气温高，我们上班时间在下午三点左右，待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作业“天窗”点下来，开始施工时是下午五点左右，所以每天下班回到驻地的时间都在晚上八九点以上。在元谋能禹火车站的小街上，几乎每晚都能看到我们几个钢轨整修工的身影。我们穿着橘黄色工作服，灰头土脸、满身铁锈在人群里游走、穿梭，跟夜市里的香软画了个不对等号。

元谋的热，热得奔放，热得直接，不管你委身何处，你都躲不过。

在元谋，如果说最高的是山，那么比山更高的是攀枝花树。高大、粗旷的攀枝花树直指蓝天，傲视山野。春天还没到来，攀枝花就在冬天开了。一树树火红的攀枝花，开得灿然，开得热烈。在攀枝花开放的时节，你会看到，遍山遍野的红和蓝天白云交辉相应，自成一色，仿佛积攒了一个世纪的语言，又像一条古老的河床。我曾几次幻想，问自己它们是不是一群从未走远的古人，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问问当年的成昆铁路是怎样修筑成的，那些一整座一整座都是巨岩的石山，是怎样打通的隧道。有一次我和工友陶占尧、李远华在羊臼河车站到小村车站作业的途中，有幸遇到三个当年在这段修铁路的铁道兵。他们说他们在有生之年还想再来看看成昆铁路，再来看看他们埋着的战友。时过境迁，铁路依然还在，养护铁路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年最让他们难以忘怀的就是当年修筑成昆线的那些事；他们还说当年修羊臼河这一段时，一个师的兵力修不通，后来又从其它地方抽调了两个师的兵力过来。一个老铁道兵说着说着，泪水就濡湿眼眶。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他眼眶里挤满了坚硬的沙子——“我们刚来时，这儿简直就是不毛之地，这儿、这儿……，全部是茅草房，那像现在，家家户户都盖了砖房，都盖了高楼大夏。我们来到这儿修铁路时，十多岁的大姑娘还光着屁股。当地人还问我们日本人有没有走了，哎！……，都解放好多年了。”老铁道兵讲着，抹了一把眼角处的泪水。

我们离开了三个老铁道兵，他们沿着铁道走进了籁猫山隧道，在他们身后，两根钢轨延伸进了漆黑的隧道。

时隔一个月，我们三人第二次走进籁猫山隧道时，自然就谈到了那三个铁道兵。隧道里凉阴阴的，隧道的边墙有些地方还有岩石的棱角凸凹着。走进隧道一半的时候，陶占尧说他耐不住疼，他腰椎间盘突出，还在阿南庄车站时他就说腰杆有点痛，他一直坚持走了八九公里。他走两步就停下来，往后扭扭腰杆，又走两步。我说我帮他背包，他说不用。我们出来一趟就是十来天，每人都得背个大包。后来他再也直不起身子，站无法站，坐无法坐，整个腰椎脱节了一样。李远华把他背起，他痛得大叫。在那一刻，再痛也得忍着，总不能在隧道里呆着，我背着三个人的所有包和东西。待走出隧道时，我们三人都瘫坐在隧道口，足足休息了一个小时才站得起来。现在想来，当时背人的那一场景绝非偶然，在打籁猫山隧道时，肯定有很多铁道兵从里面被人背出来过。

走出隧道，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铁道上蒸腾起来的热浪扑到脸上，立刻引起一阵阵的刺痛。下午三点，天空阴沉下来，但依然闷热，我们三个人身上的工装都被汗水浸湿一大片，灰白色的盐渍蔓延开来，就像一朵朵云彩。片刻过后，瓢泼的大雨从天而降，我们撑开雨伞，可没过几分钟，全身就湿透。湿透的衣服紧贴着身体，身上感觉开出了几条小溪，雨水顺着我们的脸颊，头发肆意的流淌。

挨近傍晚，雨停了，太阳又火辣辣地晒着。在太阳照射下，我们身上冒起了股股白雾，我感到头阵阵刺痛，全身酸软，直冒虚汗。

我们回到羊臼河车站驻地，太阳已经西垂。蔚蓝的天际边漂浮着几缕细长的浮云，微微泛红。红如丹霞的太阳犹如一张娇羞的脸盘，把悠悠思念留给氤氤山岚。天边的那几缕浮云汇聚在了一起，色如红铜，形似薄沙。

见过很多美的晚霞，最美的一次，要数在羊臼河车站见过的这次。

四野暗淡了下来，大地很静，村庄很静。铁道上方的山脉，一条古道通连着远处的山野。灯火开始斑斓，香消的夜色，开始妙曼开来。一条没人再走的古道，像一双干涩的眼睛，看着黯淡的天空。可以想象得到，古道上，一溜深深浅浅的马蹄窝，积满雨水，月亮就睡在那里。听说，古道也有鼎盛的时候。古道鼎盛时，一条唯一与外界通联的山道，叫做茶马古道。

随着成昆铁路半个世纪的风雨兼程，铁路沿线的村落和乡镇，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其他地方得到了优先发展。也许有一天，成昆铁路会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更为高效快捷的成昆复线。值此，老成昆铁路将如一条山涧的溪流，汇聚到历史的古道上，在这条古道上，一溜深深浅浅的马蹄窝，看花开花落，看月落日出。

我们钢轨整修组一共有6个钢轨整修工，负责红江站至龙塘坝站，所有钢轨、道岔的焊接和维修任务。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与各种高速运转的机械和高温高热的活计打交道。钢轨的切、割、焊、磨，样样都是火花四溅，直面火星。尤其是铝热焊打磨、电弧焊焊补，钢轨的最高温度达到两千多度，肆意飞溅的火花，小心与不小心，难免都要被火星上身，即便带了防护备品，手上、身上，还是要被四溅的火星烙下一个个小肉坑。喷射的火花像一抹血红的晚霞，把我们遮裹得严严实实。如果说，把火花比作一朵盛开的雪莲，那么我们就是这朵雪莲的花蕊。

一件防护服，没穿几天就被火花烙得大洞小眼。一次，我们在钢轨铝热焊时，天热胀轨，必须得先用氧乙炔切断钢轨，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一块被火焰烧红的石砟炸裂，一粒豆大的石子飞溅起来，最后落到工友周军的手臂上。烧红的石子穿透了他的衣服，嵌进了他的手臂，就像一只吸血的苍蝇，死死叮咬着他。这个时候，如果他的手稍微抖动一下，哪怕轻轻抖动一下，那么割炬（割枪）的火嘴就会与钢轨的切割面密贴，融化的铁水和氧化物就会堵住割炬的火嘴，形成回火，引燃割炬。钢轨割了一半，伤损轨拿不出，新轨进不去，90分钟的天窗（特定作业时段），丝丝入扣，要精细到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工作流程，任何一个流程出岔子，整个焊接工艺就是失败，就是行车安全的隐患，后果不堪设想。周军纹丝没动，他摒住呼吸，沉着稳健，咬着牙直到把钢轨全部切割断。待把伤损钢轨掀走，新钢轨掀入，我才看到他额头泌出一层冷汗。即便如此，时间也不允许他稍耽搁一分钟，紧接着就是下一个作业流程用切割机切割钢轨。

事后我问，痛不痛，周军没直面回答，只是淡淡地说，干我们这行工作，那敢有半点闪失。

作为一名合格的钢轨整修工，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能，还要有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每一个作业流程，都必须是精品，没有从来，从干的说法。可谓牵一毫，动全身，一招不甚，满盘皆输。从来，从干，就意味着整个工艺失败，就意味着事故和安全隐患。

元谋基础维修车间，管辖成昆铁道线一百二十公里。好些地方不通公路，各种机械料具就只能靠我们肩挑背扛。即便在通公路的地方，各种机具、料具，常常要塞满一汽车。每天，我们把工具、材料从料库搬上汽车，再从汽车车厢里把工具料具搬到工地上，作业完后，再把机械料具搬进汽车运回驻地，摆进工具房。这一切做完的时候，也是万家灯火明，一轮清辉伴征尘。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老铁道兵说起，在打一平浪白虎山隧道时，在浇注一处避车洞基坑时，他的战友牺牲在那儿，为了记住那位战友，记住那个避车洞，他把一枚五分钱的硬币镶嵌在避车洞的拱顶上做记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