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三转一响”
一
当一个瓷盆、一个暖水壶做为嫁妆就能牵手一生的时代渐渐远去；当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三转一响”的时候；当一幢幢小洋楼代替农村小土屋；当一辆辆小轿车停在农家小院地坝里。我们突然发现，社会的变化实在太快，日常生活的模样早已改变；可我眼里，仿佛还有自行车、缝纫机转动的影子，我的耳边仿佛还传来收音机里悦耳的歌声。
要知道，在中国广饶的土地上，20世纪60年代开始渐渐流行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统称为“三转一响”。这些物件，让上了年岁的人如数家珍，伴随着当时的人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让人记忆犹新的历史。
当一个人有了这“三转一响”，意味着他的家庭已经达到当时的小康水平。“三转一响”折射出的是，20世纪60、70年代物资匮乏，人们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影。
我们家的“三转一响”，是在1978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家中的收入一天天好了起来，父亲一步一步添加了自行车、缝纫机，后来又买了手表和收音机。
那时候，在广大的农村，每家每户散养鸡鸭，家家户户养很多生猪，为了不影响环境卫生，实现农村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的柴火，从而减少乱砍乱伐树木。当时国家推广实行了农村沼气项目，让沼气替代传统的木柴，保护自然环境。
心灵手巧的父亲被乡政府派去学习沼气池设计、施工、安装等技术，学成归来后成了土专家。被乡政府派出到各村上门指导技术，动员家家户户建沼气池，政府每户补贴800元(在当时八十年代可不是小数目)。
为了完成推广建设沼气池的任务，父亲买了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每天骑着自行车走村入户，大量建设沼气池，给贫瘠美丽的乡村带来了一盏盏沼气灯，带来了一遍光明的世界！
自行车是立了大功的功臣。记得这辆自行车在我们家里十多年，没事的时候我总爱推着它逛，逛着逛着就学骑车，竟然没有摔过跟头，轻轻松松就圆了我的自行车梦。后来还骑着它穿山越岭，第一次到了县城，从县城驮着五十多公斤，三麻袋的红辣椒，跑六十多公里，其中还有二十公里的烂路、山路，回到家！
二
时光老人总是在不断地制造痛苦和悲伤。在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时候，母亲的病情加重，卧床不起，终于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离开了我们。
母亲走后，父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又当爹又当妈，年幼的弟弟才两岁多，有多少衣服裤子需要缝补，又有多少被褥床单蚊帐要打补针。
不得已，两个姨妈才筹钱为父亲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父亲就在这台缝纫机上修修补补我们姊妹的衣服裤子，也为邻居乡亲们免费缝补；爱钻研的父亲买来缝纫书籍，照着书上图纸尺寸，自学裁剪技术，不仅学会了中山装、西装，而且还自己制作当时流行的各式女装、喇叭裤、军便装等等，没过两年，父亲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师傅。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农村已完成了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人们温饱问题。改革的萌动，开放的探路，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新农村的面貌。
许多农民开始种菜；进城卖菜，进城打工的人络绎不绝；电视、冰箱、洗衣机被搬进低矮的大杂院；青年男女可以手拉手跳起集体舞，可以烫头染发；气功风靡一时，迷倒大批信众；港台歌曲到处流行。
这就意味着中国农业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市场需求开始饱和，农民“种地”的收入开始减少。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南下深圳、广州，掀起了一股打工潮。随着回乡打工妹的反馈，外出打工进厂需要技术，特别是进服装厂需要缝纫技术。聪明的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头脑迅速转动起来，何不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办培训班呢？
于是在各村小学校、大队部出现了许多缝纫技术培训班招生的小广告。一批又一批少男少女走进了培训班，缝纫机一阵一阵轰响起来，欢声笑语荡漾在故乡的炊烟里。
父亲认认真真，自制教具，自编自印教材，毫无保留，手把手地传授技艺。异地教学，走村走户，只要有人愿意学，再远都去。
可以说，父亲的培训班为深圳广州的服装厂培养了大批的缝纫技术人才。
三
如果说自行车在20世纪60、70年代还有实用性，那么手表在那个年代就是奢侈品了，就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时候的年轻人照相，都会故意把衬衣或衣服袖子挽起来，露出上海牌手表来照，好洋盘哟！
那时候，我们家是买不起手表的，连我们村子里也没有戴得起手表的人，我们对手表的认识最初来自农村坝坝电影。电影里解放军发起进攻时，首长大都是抬起手腕看手表，滴滴答答地指针指向发起进攻的时间了，首长就会发出一声让我们最兴奋、最期待的命令：“开炮！”或者是一声响亮的声音：“狠狠地打！”
手表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觉得是世上最奢侈的东西。学校里高年级的同学会在手腕上画手表，我们低年级的几个小不点，总是排着队等他们给我们用钢笔把手表画到手腕上，心里美滋滋的。
后来，我用上钢笔了，就先在自己的手腕上画上一只手表，先画一个圆圆的表盘，再画上指针，然后画上表链，一定不能忘记在表盘上画一个上发条的小疙瘩。然后再给弟弟妹妹们画。父亲见了，还会指导我们画，把这假手表画到极美！
父亲因为天天外出施工，不得不买了个双狮牌夜光表，晚上借着一点微光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父亲不是一个炫耀的人，他的表总是藏在衣袖里，从来不露在外面。父亲说手表只是一个计量时间的工具，有时夜晚睡不着觉，父亲会把手表放在我枕边，听着“滴滴哒哒”均匀的声音，要不了多久就睡着了。父亲时常告诫我们：“做人要像六点钟堂堂正正，做事要像秒针踏踏实实！”
那时的手表多是机械表，每天都要上链条，拧多了总会出现问题，这时就要找修表匠了。在20世纪60、70年代，铁匠、木匠、修表匠……这些靠手艺吃饭的职业让人羡慕不已。手表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技艺高超的修表师傅非常吃香。
以至于1985年我高中一毕业，父亲便要我去干修表这一行。父亲在收音机里听到攀枝花(以前叫渡口)有个钟表培训班，就准备了学费和路费，催促我去攀枝花学技术。于是我走山路去公社，坐客车到市区，再坐轮船到了一个偏避的小镇，在小镇火车站坐火车到了攀枝花。本来说好去找表叔的，但到渡口市公安局问，表叔一家搬走了。无奈又跑到宝鼎煤矿找到幺舅，脸膛黑黑的幺舅一听说修手表，哈哈大笑说：“没得修头，有啥子前途吗？”。幺舅拉着我喝酒吃肉，还买了块红旗牌手表送给我。
就这样，修表的事泡汤了。
虽然没有学成修表手艺，但幺舅花钱给我买的手表，我常常带在身边。听着手表清脆的滴答声，感觉生活如此美好，似乎我的人生前途也是一路阳光。
这块表我一直戴到了1995年。后来有了BB机，BB机里有时间功能，手表似乎成了多余的配置。再后来又有了手机，手机功能就更多了，不仅可以看时间，还有定时的闹钟，对时间掌控就更方便了。
时间的车轮飞速到了21世纪，有一次朋友聚会，我戴上这块红旗牌老表去了。有位朋友看到了，问我多少钱买的，是什么牌子。我笑着说是红旗，快二十年的老表了。朋友说，赶紧扔了，戴这种表掉身份。他让我看他的手表，说是世界名牌，价值十多万，我一听顿时矮了半截，再看我的可怜的手表时，觉得真的是丑陋，一点档次都没有。
转念一想，我又自嘲起来，十几万的手表我决计是买不起的。到现今，手表真正成了一个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了。我并不羡慕那些戴奢侈的、价值连城的金手表的人，就如同一件地摊货照样可以御寒遮体一样，没必要羡慕有钱人的一件名牌衣服价值几何？并不因为你戴着什么牌子的手表你就是一个守时诚信的人。
于是我把这只老掉牙的红旗表收藏了起来。幺舅虽然离我而去了，这只表就成了一种美好的寄托，我绝不会因为手表廉价而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态度。奢侈的东西可以存在，而我对曾经经历过的美好感觉和向往才是我今生最最值钱的奢侈品。
四
能拥有一台收音机，是20世纪60、70年代家庭生活富裕程度的标杆。“听到响，才领证”是人们当时对结婚条件的描述，这个“响”指的就是收音机。
我最早接触到收音机，是在1976年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大老表飞叉叉地跑来请我们一家去吃夜饭，说是幺舅回来了，带回了一个“叫叫”。太老表眉飞色舞地说：“一个铁匣子，一尺多长，有个皮包包装起的，太神奇了，一按开关，就能发出声音。悦耳动听，还会唱好多歌曲呢！”
我们姊妹一听，忙跟着大老表跑去外婆家。只见外婆的地坝里，摆了一张八仙桌，桌子上放着个黑黑的铁盒子，铁盒子正在唱歌。桌子周围围满了人，有坐在凳子上的，有站着的；有大人也有小孩，大家兴高彩烈地围着幺舅。
幺舅当兵转业到攀枝花煤矿做了工人，每年回家一次两次的。孤独的煤矿工人很寂寞，就买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收音机来打发无聊的空闲时间。这不，回家探亲就顺便把这铁盒子背回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铁盒子叫收音机。
我们家的收音机是在我上中学初期，父亲加了十几个夜晚的班，编“夹背”(背兜)卖了50多元，在乡场上买回了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收音机。
收音机很大气，也很漂亮，棕色的木质外壳，比幺舅的铁匣子大了好多。前脸左半边有一块黑色的花丝布蒙住面板和扬声器，右半边是安有玻璃的波段数字表，右侧边是电源开关和收台旋纽，顶端还有两根天线。
收音机买回家里，每到傍晚夜幕降临时,父亲就会坐在写字台前的靠背椅上，收听“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与“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些节目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等同于现在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
父亲还特别喜欢听王刚老师讲《夜幕下的哈尔滨》。每当王刚老师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时，父亲会把我们兄妹叫上，把收音机音量调大，放在饭桌上，我们就围桌而坐，听得津津有味。
《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
王一民、李汉超、罗世诚、肖光义等等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打动着我们，恨不得生在那个年代，恨不得马上参与打小鬼子的战斗。
老先生卢运启，出身名门望族，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他牺牲性命保住了民族气节，令我们肃然起敬……特别是他的女儿卢秋影和王一民的深厚情谊，还有那种埋在心里的爱，不是不能爱而是为了革命不敢爱……更深深敬佩日本学者玉旨一郎对中国革命无私的帮助……
我们一家就在王刚老师略带沙哑而磁性十足的声音中，走进哈尔滨抗日的烽烟中。
父亲还和我们兄妹一起听评书。
可以这么说，每天定时的长篇评书连播，是我们一家夜里最好的精神伙伴，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吃过晚饭，就着煤油灯，赶紧把作业做完，就等着收音机的评书连播了。即使没做完或者正和小伙伴们疯玩着，我也会立刻无条件停下，乖乖地坐在那里，竖起耳朵，沉浸在评书精彩曲折的故事里去。
我印象最深的几部评书是：《杨家将》《大刀记》《岳飞传》《隋唐演义》等。
听评书广播，最享受的时候是在夏季。夏天闷热，屋里呆不住，就把收音机抱到屋子外面，一边乘凉一边听广播，两不误，身心受益，很有情调。
听广播的时候，大人们手里还往往干着活，不是缝补衣服，就是扒玉米；而孩子们呢？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听故事了，那情景，至今想来，既温暖又有滋味，不知不觉间把漫长无聊的夜晚打发走了。
而听评书连播最担心的呢？就是正听得入神的时候，喇叭里忽然传出：长篇小说《岳飞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放，欢迎到时收听。于是，我们在万分恋恋不舍中，告别了当时的故事情节，期待着明天的连播了。
白天父亲干活去了，收音机就归我们使用了。我们会听“电影剪辑”和“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尤其爱听“小喇叭”节目。每个周末下午四点半，在外疯时，听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叫：“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便飞叉叉跑回家来。
后来，长大了，收入渐渐多了起来。就跑去新华书店买了《岳飞传》《隨唐演义》等好几部小时候听过评书的书来看，但不管怎么看，都感觉不到当年听评书那万马奔腾，气吞山河的味道了，只好摇摇头放下了。
现在，各种传媒已深入到千家万户，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与童年时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时时，我还非常地想念，那个有小喇叭的日子。是它，每天晚上，都忠实地陪我度过了难熬的寂寞，让我的童年增添了那么多的欢乐和情趣；是它，让我学会了一首首款曲，《酒干淌卖无》《信天游》《妈妈的吻》《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
20世纪80、90年代，是百花齐放，欢乐奋进的时代；“三转一响”不仅仅是时代的标志，更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欢乐时光；自行车承载了岁月的梦想，而收音机传递着改革奋进的号角；缝纫机曾给我们过往的生活增添色彩，生命之针的手表，滴滴嗒嗒推着时代的车轮前进……
“三转一响”是标志，是情怀，更是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