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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地区能种水稻的地方恐怕只有我们宁夏了。九曲黄河到了这里突然就转了个弯，鬼斧神工的河套平原就躺在这里。宁夏大米的品质一点也不比东北大米的品质差，但由于产量有限一直不为人知。

我就长在这块土地上，也亲眼看着这片土地一点点改变模样。

在我小的时候城市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到我爬上房顶也看不见它。那时候，夜晚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抬头就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奶奶家院子很大，大到容得下两棵苹果树和两颗梨树在它怀抱里共同生长还不显得拥挤。

苹果树是奶奶嫁到这里时爷爷亲手种下的，梨树是我满月的时候爷爷种下的。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从柜子里拿出爷爷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神采奕奕的老头。

这个老头是这个村子里最有学问的人，他在省城读过两年大学。在那个年代里读过大学的人在整个县城里都屈指可数。

奶奶说，如果不是生在那样一个年代，爷爷一定能读完大学，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时代最终没能造就出一个人奶奶所期望的爷爷，因为家里那三亩半水稻没人种了，全家唯一的劳动力远在省城读大学。

当时人们的观念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爷爷不得不回家操起了那一亩三分地的心。

那个年代的夫妻大概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吧，我这样想。爷爷虽然没有读完大学，农业社还是给了他一个生产队会计的职务，这意味着他不用像大多数人一样做体力活来挣工分了。对于一个书生来说这简直是上苍开恩。

有文化在某些特殊的时期不一定都是好事，比如说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虽然没有接受过体制内的教育，但家里早些时候是富农，所以上过几天私塾。

在那个时候，识文解字而且不会洗衣做饭的女人，的确不太受欢迎。在那个全民抓生产、人人是社会主义螺丝钉的时代，有几个男人娶女人回家是为了吟诗作对的呢。

这样的男人虽然少，毕竟还是有的。在命运的安排下，某天我爷爷被一个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三姑夫”连拉带扯，去了五十里之外的奶奶家，那是一次相亲，也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当时，爷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身后的三姑夫一招“排山倒海”，推进了奶奶的家里。

爷爷第二次去五十里外的奶奶家就没有人强迫他了，他骑着产自上海的永久牌自行车，带着小半筐夹着枣泥的白面馒头，哼着小曲就去了。为了借这辆自行车和这半框馒头，他求了生产队里一半的人。

奶奶出嫁那天，她的父亲（我们姑且叫他马先生吧）马先生借来了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和五斤白面。五斤面和两斤胡萝卜叶子烩了一大锅面条请众人吃过后就算把闺女嫁出去了。

奶奶是过了门之后才开始学着做饭的，奶奶说做饭是需要天赋的，很明显她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想奶奶大概没有说谎，要不然几十年过去了她做饭怎么会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爷爷那会每天下午就被拉出去批斗了，那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因为整个公社有被批斗资格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有时候下了必修课后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奶奶就会从炉膛里扒拉出两个烤好的地瓜放进爷爷手里。

爷爷一边吃着地瓜，一边给坐在旁边的奶奶讲《隋唐演义》，据说爷爷十分喜欢《隋唐演义》，以至于奶奶都能背出隋唐里的每个桥段。

奶奶每次跟我讲起这些时，都能让我觉得这一切美好得像是一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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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时代就变了，爷爷被安排到了一家水泥厂当会计，后来当了主任。爷爷和奶奶生了五个孩子，我爸是老大，之后是我三个姑姑，最后是四叔。

我出生的时候四叔还在念书，三个姑姑都已经嫁人成了家。那时候我是这个家里的宝贝，大姑和二姑每次来都会给我带蜜果和红薯干，三姑是个理发师，我的头发在小学毕业之前一直由她做主，虽然发型从来没让我满意过。

四叔则什么事情都能帮我摆平，有四叔在，村子里的小孩和狗都不敢欺负我。四叔那时候已经被爷爷安排进了水泥厂当工人了，那时候工人和现在公务员一样都是很吃香的职业。

四叔在我眼里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至少看起来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是我见过第一个留长头发的男人，也是村子里唯一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

四叔有一辆摩托车，每次他骑着摩托车长发飘飘的驶出村口时，所有老头老太太都会目送他一直到拐角处，然后议论纷纷。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四叔谈恋爱了。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谈恋爱，也许不是。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当时他的女朋友是我的语文老师，姓杨，人长得十分漂亮。顺便提一下我当时念的那所小学是一所极不规范的学校。

这位语文老师是四叔的高中同学，和四叔一样没能读完高中就辍学了，却突然站在讲台上当起了老师。

对于这所小学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因为当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兼美术老师和音乐老师，以及班主任的“李大爷”就住在我家隔壁，经常来我家关切地问我“作业写完了没呀？”之后会顺走我们家桌子上的两头蒜，李老师肩头上的担子很重，所以损失两头蒜并不能让他老师的身份遭受质疑。说李老师肩头上担子很重的是我们的校长，因为让李老师身兼数职的决定就是他下达的。当时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他拍着李老师的肩膀声音洪亮地宣布了这件事情，随后他骑上他的踏板摩托扬长而去。其他老师纷纷向李老师表示祝贺，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这三门代表人类科学以及艺术的课程由李老师一人担任，这当然不是为了凸显他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只是由于教师资源缺乏。而当时代课并没有多余的酬劳，其他老师当然不愿意揽这摊子事情。

这位“李大爷”是十足的“二把刀”。我爷爷给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他负责给其他人记公分，时代变了他摇身一变就站在讲台上。至于为什么说他是十足的“二把刀”，原因是当时作为小学生的我们经常能听出他在哪里讲错了。他经常讲错，但是由于没有人敢站出来指正他的错误，所以他通常会将错就错。在数学课上，一百以内的加减法经常让他晕头转向，美术课上，他用粉笔画了一只类似于猪的动物，却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那是狗。鉴于以上原因，当他站在讲坛上以音乐老师的身份出现时大家都对他投去了宽容的目光，也就是说即使李大爷把国歌唱出二人转的味道来大家也能原谅他。李大爷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叫作《送别》，李大爷说那首歌写的是朋友分离时的情景。即使大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李大爷还是出口不凡，刚开嗓子唱了第一句就给了同学们当头一击。那个声音让我们想起了过年时，村子里杀猪的场景。

这所学校奇葩的不止是老师，很多硬件上的东西让人听上去很头疼，比如这所学校没有围墙。

学校前面是一条水渠，沿着水渠向东走五百米就是我们的村子，向西走五百米是一个不知名的厂子，常年飘出难闻的气味，后来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工厂是生产红糖的，那种气味来自被榨取过的糖萝卜残渣。

厂房的大院里有两颗杏树，结出来的杏子又软又甜。一般情况下我们放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厂房院子里转悠一圈看看有没有掉下来的杏子，有时候我们也爬到树上摘一点，前提是看大门的老头和他的大黄狗不在。

学校后面是一大片田野，一条从很远的地方驶来的铁路将这片田野一分为二。铁路这边是我所在的村子，另一边是另一个村子，两个村子里的小孩基本上都在这所学校念书。经常在老师上课的过程中，突然就有人趴在窗户上冲里面某个学生喊：“XXX，我和你妈下地干活了，门锁了，给你钥匙。”趴在窗户上的一般是某位学生的家长，老师也只能无奈地请他们将钥匙递进来。

当时体育课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给学校的操场除草，另一项是自由活动，我喜欢后者。学校的操场上铺满了煤渣，但在北方莺飞草长的季节，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野草，从煤渣的挤压下探出头来。

我十分欣赏这些野草，但老师一声令下，我还是不得不将它们铲除。很多时候我想问，为什么不能让这些草自由生长，得到的答案是：“因为这是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