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乃至不谈恋爱，成了大问题。出生率直线下降，人口增长迅速迎来拐点，老龄化与少子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扑面而来。
前几天，《婚姻法》修订稿征求意见，有两点引发广泛关注：结婚不用户口本了，拿身份证即可，而且没有登记地限制；离婚冷静期，一方即可随时撤回。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要“开源节流”啊。第二反应则是：开源节流不适用于解决婚育问题。为什么？因为离婚难只会进一步降低结婚欲。所以，用心良苦恐怕要适得其反。
昨天，又看到一则新闻：云南大理摸排出大龄未婚男性3万余人，将通过政府牵线解决一批、自由恋爱解决一批的方式，逐步解决大龄青年婚姻问题。我不禁由衷感慨：政府真是操碎了心啊！无限责任，啥都管。问题是：这样拉郎配真的好吗？有认真考虑过青年男女的心理和感受吗？不过，话说回来，政府为了让大家快结婚多生子，也真是费尽了心思。
1。
其实，我觉得，真正解决婚育问题，不在于技术手段，而在于改变婚育观。孔老夫子说的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七大姑八大姨磨碎嘴皮子也不管用，政府耍点小伎俩就能管用吗？婚育观才是造成当前婚育问题的关键。而婚育观的改变，则涉及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需要深入剖析，一一寻求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两个观念可谓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直到二十世纪末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二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前，还有个第三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三点，可以说彻底巩固了传统中国的不息繁衍。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被彻底废除了，新社会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这一点，当时是看不出对婚育率有啥影响，但现在看其实影响也很大。为什么？因为以前你不结婚不行啊，父母可以逼着你结婚。现在自由恋爱了，也就隐含着一条：我不仅拥有和谁谈恋爱的自由，而且拥有谈恋爱和不谈恋爱的自由。这是纯理论思考啊，并不代表我支持包办婚姻，众所周知也毋庸置疑，自由恋爱绝对是社会的进步。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长久以来就像人类的潜意识一样自然而然，似乎不需要思考，也没有人去思考是不是一定要如此。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长大成人了嘛，当然要找配偶、生孩子、延续祖祖辈辈的生活。为荷尔蒙所驱动，为异性所吸引，为爱情而眩晕，为恩爱而执着，一切皆天经地义。但是，这一本能，渐渐的，也遭到了质疑：长大了就一定要结婚吗？这一变化，本质上也是社会进步，是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是孝悌的当然要求、忠孝的生理基石。放在古代中国，那就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传宗接代，几乎是刻入男孩子骨髓的基因，也是深入女孩子心灵的使命。谁家香火在谁这一代给断了，那绝对是无法承受之重。拼命地生，不生出个男孩儿誓不罢休，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这样的情景今天在某些落后地区也依然存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一看似不可撼动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心中已土崩瓦解。如今，不用说中年人、年轻人普遍能接受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甚至没有后代的局面，就是很多老年人也转变了观念，不再以“无后”为天塌下来的大事了。
根本上说，婚育观的转变是人性解放的结果、社会进步的表现。谁今天如果还抱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等传统观念，那基本是要被看作老古董的。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迈向现代化、发达阶段后，都会出现婚育率直线下降的问题。伊斯兰世界是个例外，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在兼容现代化方面面临更大的内生阻力，其利弊得失一言难尽。
2。
中国传统婚育观轰然倒塌，还有得救吗？对不起，没救了。我们今天在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传统婚育观不属于优秀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婚育观作为传统中国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怎么能独善其身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一套，属于宗法制度的一部分，而宗法制度是适应农耕文明而建立的制度。在过去的农村，一村人都是盘根错节的大小家族。人多势众，家族发达，话事权就大，所以家家户户都希望人丁兴旺。家里没个男人，没个壮丁，在农村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儿。家里男丁多，人人一根棒子，往大门口一杵，谁敢惹你？另外，追求人丁兴旺也与小农经济有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必须人多才能有更多的土地、劳力、收成、保障。而且龙生九子，说不能哪条飞黄腾达，家族就跟着沾光。
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农业虽然在国民生产中仍然举足轻重，但相对地位已经远不如从前。与之相伴的是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扎根城镇，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来大大小小的家族分崩离析，即便留守农村的人们依然有家族联系，其组织力、凝聚力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则是家庭规模的减小。不仅大家族没有了，大家庭也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宗法制度已经丧失了存在基础和必要性。作为宗法制度一部分的婚育观，当然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另外一个动摇宗法制度的根本性力量是法治。法治社会，顾名思义，社会治理依赖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家规。家族力量虽然仍在农村发挥作用，但更具主导性的是法治。遇到问题找政府，走法治渠道，而不是诉诸家长裁决，宗法制度的作用也便失去了价值。不仅失去了价值，而且是涉嫌违法的。既然一个人、一家人不需要家族庇护，不用打群架，也可以很好地生存，那么，为什么还要生那么多孩子呢？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宗法制度本身就不是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而是应当被抛弃和取代的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是要被淘汰的旧的上层建筑。宗法制度尚且无地自容，更何况其中的婚育观呢？
3。
当然，婚育观的转变，绝不仅仅是因为农耕文明的弱化、宗法制度的消亡。事实上，婚育观的转变有着更直接的原因，同样是源于经济基础的问题。不得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真好用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没钱。
对，没钱。没钱，怎么结婚？怎么生活？怎么生孩子？怎么培育孩子？尽管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都较长辈青年时期有很大提高和改善，但相对于生活成本、教育成本而言，这些提高和改善只能换来“呵呵”。这个时代，“没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当然，绝对的“没钱”也俯拾皆是，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年代。
我的父辈常说一句话：有苗不愁长。我们小时候那么多孩子，还不是一样都长大了。
但说实话，过去和现在不能比，现在的人们对孩子的期望、对教育的投入，孩子们身处的竞争、面临的内卷，怎么能与几十年前相提并论呢？你可以不卷，但你不得不卷。这就是现实，身心俱疲啊！
让人身心俱疲的，不仅是这些，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上班累不累？加班累不累？应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累不累？学习累不累？终身学习累不累？笑脸相迎累不累？装模作样累不累？谨言慎行累不累？夹着尾巴做人累不累？所以，影响婚育观的现实问题不仅仅是“没钱”，还有社会问题，简言之：“累”。更深入的剖析，应该是“失望”。
在疲惫的状态中，如果能看到明确的希望，那大家还是会有乐观的心态、积极的婚育观的。可惜，希望渺茫。我不说中国，我只说世界。当今世界，冲突不断，战火纷飞，民生凋敝，民粹横行，各种思想和行为的极端，形形色色无廉耻无底线的政客，哪里能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明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过去几百年了，共和、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理念践行几百年了，还有那么多国家死死抓住落后的铁轨不肯放手，人类文明的前景何在？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怎么能对未来不忧心忡忡呢？
对世界失望的人，你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呢？自己疲惫不堪，为什么还要创造更多的人来承受这疲惫不堪呢？敢于结婚，敢于生孩子，那要有多强的责任心和多大的勇气？
所以，归根结底，要想让年轻人恢复谈恋爱的本性，喜欢结婚生子，关键在于让他们热爱生活，而要让他们热爱生活，关键在于我们要共同创造轻松、美好的生活。一句话，要让年轻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耳熟能详的三个词，内涵有待深度发掘。
我们常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什么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民生等等的改善，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就没有动态把握住人民群众的追求。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好满足之后，更需要精神、权利等层面的满足，比如思想表达、社会自治、参政议政等，这就需要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更多制度性安排，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念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有更深层次的获得感。
同样，幸福感也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更包括社会环境的内涵式发展、社会治理的内在性改善等，也包括源头上治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学生减负，为老师减负，为家长减负，为上班族减负等。让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美好生活，提升生命质量。
安全感，更不能简单理解为社会治安好。财富能不能得到稳定保值，财产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隐私会不会被随意侵犯，住宅会不会被任意检查，孩子会不会被人当作软肋拿捏等，这些都是更深层次的安全感问题。只有真诚、具体、系统地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才能创造更加安全的环境。
4。
在中国，恢复传统婚育观是绝无可能了，那么就要培育新的婚育观。新的婚育观，包括热爱世界、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对未来充满希望，对社会充满好感，对爱情、家庭和拥有自己的孩子充满向往，对人类的发展、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兴旺有着朴素的责任心，对让新生命来到世界享受生活充满自豪等。
这婚育观，不是能凭空培育出来的，而是必须基于对美好世界、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打造。这打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个全人类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人类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关系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政治家们担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