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读《晋书》，那我们会很容易产生对王衍的负面印象：他夸夸其谈，起初好谈纵横术，但当有人想要推举他去当辽东太守时，他却退缩了，并从此改谈老庄玄学；他胆小怕事，明知道愍怀太子被陷害的，不仅不敢仗义直言，还申请让女儿与太子离婚；他身居高位，却只求自保，将弟弟和堂弟派往军事要地荆州青州任职，说兄弟在外而自己在京，“足以为三窟矣”；他贪生怕死，对侵略晋朝俘获自己的羯人石勒阿谀奉承，劝他称帝，才导致连石勒也忍不住对他产生恶感而杀了他。虽然晋书中也写他“神情明秀，风姿详雅”、“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山涛看见他之后也不由得感叹“何物老妪，生宁馨儿！”，但那些污点记录是如此的刺眼，以至于那些描写他的风姿的文字显得那么的软弱无力。
这样的一个人物，很难不将其以“清谈误国”的形象联系起来。
而在《世说新语》里面，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高士”的形象。只见他与人清谈论玄，品评人物，见他行事朗朗高洁。他会因为阮修对老庄和儒教异同的应答而将其拔擢为部下。愤怒的族人用椤砸他，他也并不计较；裴邈骂他，他也是不动声色。虽则《世说新语》里也记载了桓温对其的痛斥，但在《世说新语》的全书中，我们并未看到对王衍的过多指责。书中，王衍的事迹多记录在文学、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作者态度相对呈正面乃至赞赏的篇目，而对其持负面评价的记载所占比例实小。除了桓温的恶评以外，他故意杀掉彭城王爱牛来吃的事情可以算一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晋书》和《世说新语》中，对于人物的描述与评价是存在着两套不同的体系和价值标准的。《晋书》作为官方史书，看重一个人对政权的贡献以及在礼教统治之下的行为举止，而《世说新语》更多地重视一个人真实存在的生命价值，着重通过记录人物的言行来给予那个时代的人生命存在的重要证据。
对于作为个体的王衍而言，是对国家政权的责任在他的人生中占的比重和意义重大呢，还是他本身的清谈好玄更具有意义？我认为该是后者。王衍是有才的，《世说新语》多次记录他与人谈论玄学的故事。虽然王衍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让后人品评，但能凭借他的家世和才华，风姿与口才成为一时清谈领袖的王衍，自然不会是没有真才实学。撇开他在政事方面的行事不谈（正如世说新语里面记载的那样），王衍，如果他生在太平时期，也没有身居高位，那他将会是一个完美的名士和才子。他会活得真正像《世说新语》里面的那个样子。可惜，王衍，他的德性配不上他的绝世风姿和才华。时代将他推上了风云诡谲的政坛高位，既是害了他，也是害了这个国家。他将两个女儿分别嫁与外戚与太子，是想行骑墙之举，无论哪一方得势，他都能获利。然而他对太子见死不救乃至落井下石的行为让他为世间不齿。当他被俘虏的时候，石勒其实仍然敬重他的盛名而与之畅谈数日，直到他劝石勒称帝，才让石勒鄙弃他的为人从而对他下了杀手。在政坛上，他没有办法认识到，或者，他意识到了但却没办法做出的高风亮节的明智举动，是他在正史上留下恶评的主要原因。人格上的缺陷以及政治智慧的欠缺，造成了王衍的悲剧。哪里是清谈误了国呢？以他的性格，即使不清谈，也未必能够逃过这些风波。更何况，清谈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是时势发展出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