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行合一。 1，知行合一的背景，按照传统的观点，应该是知先行后的，但是阳明却说知行合一。这是因为朱熹的格物求知造成了许多人知而不行的原因，王阳明沿袭了陆九渊开创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学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念。王阳明以“知行合一”的理论反对朱熹理学的“外心求理”观念，提倡躬体力行，是内外相统一的思想路线。回顾宋明时代那段历史，可以发现，自南宋朱熹死后，或者是发扬朱子的思想，或者是诋毁其思想，从此至终都是以朱熹为中心点。到明代王阳明去世以后，也是同样出现这种或是扬王，或是诤王的情况。可以看出，宋明理学是以朱熹和王阳明所代表的两个不同派别为核心而展开的。虽然我们知道“心学”在南宋时期就由陆九渊开创了，但是“心学”发展到巅峰状态是由王阳明造就的。我们谈到“心学”都是以陆王并举，虽然陆王都为“心学”代表人物。但是两者并不是直接继承的关系，王阳明的心学也并不是直接从陆九渊那完全继承来的，而是他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反思而来的。“知行合一”理论的内涵“知行合一”理论是由“良知”衍生出来的。所谓“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何为“良知”呢？“知善知恶是良知。是天理之照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天理其实只是分善别恶的一个总名，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是“良知”。“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源头，也是归宿。即是“知行合一”认识的主体，也是知行的标准。“良知”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观念的一个集中概括与反映。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主要的观点大致可以分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知为行代，行中有知王阳明首先指出他的知行合一：“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上》）“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王文成公全书·答顾东桥书》）这里所说的知行本体就是王阳明哲学整个哲学的核心范畴————“良知”。“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工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王文成公书·答陆原静》）意思就是，从工夫上说，有知和行两件事，但就本体上而言，知和行都是同一个本体的发用，这个本体就是良知，指的也就是所谓的天理。良知包含的不单纯是知，而且也包括行，单纯的说知不是良知，仅仅践行也不是良知；而是既知又行才能是良知，作为本体的良知则会表现为一致的知和行。王阳明说：“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变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王文成公书·答友人问》）又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述说，但是不能分为两个方面去做。知不能离开行，行也不可抛弃知。两者互相并进不可以分开。他反对“心外求理”的“知先行后”，主张“悟理于心”的“知行合一。”“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来源于他继承孟子有关良知的思想。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这里的良知良能是指上天赋予人的道德。孟子看来，人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是与生俱来的。王阳明继承孟子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升华为“心之本体。”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良知是天理之照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传习录·中》）将良知看作是天理。“知行合一”学说当中的“行”是指对良知的践履。一方面指主体心理上的意念活动。他在《传习录·下》中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认为意念有善有恶，当然“行”也就有“为善”、“别恶”的两种功能。不过善恶只是同一心理活动的两个层面而已。另一个方面指的是主体的实践行为。他说：“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王文成公书·答友人问》）“行”是依据主体的意念而有的具体行为。是本体的一种外在显露。“行”。就是有意的去做一件事情。行就是有目的的行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要将人们把言行统一到知中来，以知为行，以知代行。他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大学问》）当你见到后，头脑中的念想产生后，便已经是行了。这里说的就是以知为行。王阳明的“知”和“行”是相互融通，彼此包含的，两者是分离不了的。 （二）“知外无行、知而必行、不知无行、行而后知”他反对“知先行后”的理论观点和只知不行的说法。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王文成公书·答友人问》）“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认为只作行的工夫，或者单纯的做知的工夫，都必然会走错道，更不能说是道德修养。又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知说一个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只为世间有一种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传习录·上》）又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工夫上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王文成公书·答友人问》）这就是说知行是要从良知中发用出来，既知又要行；知行统一，这才是真知真行。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只有知了去行，才能够知得真切。避免“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的境地。知而必行。王阳明说：“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专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知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者，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王文成公书·答顾洞桥书》）我们可以从上述的论述当中清晰的看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意在实行。王阳明的“知而必行”是“良知”自然由内向外显现的认识路线。也就是说，知对行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而行则是知的具体落实。总的来说，“知行合一”既总是知而又重视行，而大体上来说是比较倾向和重视于行的方面。
（三）知行合一，践履良知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还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文成公书·答顾东桥书》）这里说的是知的目的是为了行。是不是真知，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他说：“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传习录·上》）知，它是以行为目的和归宿的，而是否行则是检验是否真知的标准。总的说来，“知行合一”是在良知践行的意义上论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