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庾氏家族会走上衰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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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赏誉》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译文】
庾子嵩评论和峤说：“好像高耸入云的千丈青松，虽然圪节累累，可是用它来盖高楼大厦，还是可以用做栋梁材。”
01 颍川庾氏，
颍川庾氏在汉魏六朝是一个功勋卓著的家族，对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又是东晋四大文艺世家之一。
颍川庾氏在东晋一朝文学家辈出，创作成就显著。
但其家族地位和文学成就在南朝急遽衰落，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形成巨大反差。
学界对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文学创作多有深入研究，对颍川庾氏文学创作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达到鼎盛，由此出现了一批世家大族。
庾氏家族在东晋四大家族中属于影响较小、实力较弱者。
在短短几十年内，庾氏家族经历了其他大族要上百年时间才经历的政治历史演变轨迹，故而对庾氏盛极而衰的原因进行探讨就具有重要意义。
02 庾亮对家族兴起的作用。
颍川庾氏兴起于魏晋之间，西晋时代有名人。
司马睿出镇建康后，庾亮，公元289-340年，过江为其镇东将军府西曹掾，其妹嫁给司马睿之子司马绍。
司马睿在位时，庾亮历任中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
司马绍即位后，升任中书监，王敦败后，转任护军将军，掌管禁军。
庾亮本人因儒雅而善谈玄而为当时人推重。
司马睿时，他反对司马睿加强皇权的措施，保护门阀士族的利益，曾受到王敦的赞赏。
晋明帝司马绍平定王敦后，亦曾试图加强皇权，临死之际，准备让宗室西阳王司马伷及抚军大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同其宠信的右将军虞胤辅佐太子司马衍，排斥王导等朝廷大臣。
庾亮突入皇宫，向明帝力陈如司马伷等得势，将危及东晋政权的稳定。
在他的策划下，明帝遂让他与王导等门阀士族人士辅政。
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后，明帝司马绍皇后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庾亮改任中书令，与录尚书事王导共同执政。
庾亮进一步排除司马宗室。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南顿王司马宗以谋反罪被杀，西阳郡王司马伷被免去太宰之职，降爵为弋阳县王，汝南王司马统被废为平民。
对王导、庾亮维系的门阀政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苏峻、祖约等流民帅，他们在平定王敦叛乱中立有首功，事平之后；祖约从平西将军升为镇西将军，仍为豫州刺史，率其兄祖逖原北伐之众屯守寿阳，今安徽寿县。
03 为什么短短几十年，便盛极而衰？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达到鼎盛，由此出现了一批世家大族。
庾氏家族在东晋四大家族中属于影响较小、实力较弱者。
在短短几十年内，庾氏家族经历了其他大族要上百年时间才经历的政治历史演变轨迹，故而对庾氏盛极而衰的原因进行探讨就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庾氏虽有两重身份，但属新出门户，力量弱小，根基不稳。
庾氏家族在晋之前名位不显，“难入高门之列”，后通过庾氏族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和皇室联姻，地位得以擢升。
由此得知，庾氏没有王谢等有深厚的家族背景给予支撑，故难以在政坛长久立足。
庾氏既为外戚又为士族，为了维护两方利益，在执政过程中需与各种势力周旋，因此所面临的矛盾异常尖锐。
在“主少臣强”的情况下，庾亮作为外戚掌握政权，招致其他势力的不满。“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
此时，庾亮与皇室宗亲、王氏家族、强藩陶侃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矛盾。
庾亮与皇室司马宗之间的矛盾源于明帝朝。
时皇权伸张，南顿王宗和元帝虞妃之弟虞胤得以重用，于殿内掌禁兵，并集结勇士为党羽，对庾亮等朝臣极为轻慢。
庾亮、王导趁明帝病危之时，剥夺司马宗的兵权，结果导致庾亮专权，引起皇族不满。“宗遂怨望形于辞色”，而司马宗“又素于苏峻善”。
之后，二人矛盾激化，司马宗不满庾亮欲密谋废之，庾亮在不禀报成帝的情况下，擅自将其诛杀。
王氏家族在统治集团中资历声望较高，当时王导对庾亮专权内心不满，庾、王之间不得不互相克制。
庾亮对王导采取拉拢打击政策，《晋书·卞壶传》载：“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卞壶奏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
东晋的每一任执政者，都要考虑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关系。
对于执政者庾氏而言，即为庾亮与陶侃的关系。
庾氏为世家大族，有着十分强烈的士族意识，对寒人出身的陶侃自是轻视和不信任。
后苏峻叛乱，庾亮报温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
这进一步说明庾亮最先考虑的还是对付陶侃，对苏峻反倒不以为意。
此时，陶侃控制尤为重要的荆州地区，并且对庾亮也有着敌对情绪。“侃、（祖）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后苏峻、祖约发难，陶侃持观望态度。
由此可知庾、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
第二：庾氏实行的峻急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
东晋是一个侨寓政权，政局不稳，就其当时的形势而言，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安置北方迁来的侨民，如何处理南北世家大族之间、地方流民武装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边境上不时的外来威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东晋政权的存在与否。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是笼络人心，求得生存，以此稳定统治基础。
王氏辅政，实行的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宽和政策，协调各方利益，强调统治阶级内部以和为贵，不至于激出动乱，使得基础不牢的东晋政权能够尽快稳定下来。
王导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这种“愦愦”之政，是适应了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的。
庾亮执政后一反王导的宽和政策，主张“任法裁物”，采取严厉激进的方式，以求重振晋朝。
这样的峻急之举必定招致各方怨怒，甚至发生乱事，其中以苏峻之乱最为突出。
苏峻是流民统帅，手中掌握着实力强大的流民。
“永嘉之乱”时，苏峻帅流民数千家泛海南渡，得司马睿嘉赏。
苏峻叛乱是庾亮不考虑现实情况下实行过于激进的政策所致。
第三：北伐失败是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东晋时期，北伐之举时有发生，前有祖逖率领流民独立经营北伐，后有东晋权臣世家大族或力倡北伐之议，或慷慨北伐之行。
咸和八年，后赵石勒死，庾亮认为恢复中原的时机已到，遂有“开复中原之谋”。
调兵遣将，进行北伐军事准备。
表请桓宣任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以其弟庾怿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弟庾翼任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毛宝任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统领精兵万人戍守邾城。
庾亮自己亲领10万大军，移镇襄阳石头城，为诸军声援。
此外，还派遣偏师进攻蜀中的成汉政权，俘获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
在完成上述布置后，又上书晋帝，要求北伐。
然朝臣赞同者寥寥无几，加之石虎遣将攻邾城，毛宝、樊峻战死，北伐未及发动便夭折。
不久，庾亮亦忧愤发病而死。
庾亮死后，其弟庾翼为都督，统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假节代亮”，镇武昌。
庾翼都督六州时，为了北伐，一方面安置南渡流民屯田，储存军粮。“诸郡失土荒民数千无佃业，翼表移西阳、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于浔阳”。
另一方面，庾翼征发所都督六州士庶的奴僮及牛车驴马，引起强烈不满，造成百姓嗟怨。
庾氏兄弟的北伐，一次以未得到朝廷同意而罢，一次未及大举行动而终，其失败的原因归根在于北伐的时机不成熟。
庾氏北伐，其所作所为虽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却侵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失去了他们对北伐的支持。
历经多次动乱之后，此时朝廷也愿意偏安一隅，并无恢复中原之志。
在北方，后赵势力依然强大，此时北伐必然失败。
另外，庾氏在北伐过程中在长江沿岸经营的成果，并未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而龙亢桓氏以此为基，在上游骤然兴起，取庾氏而代之，驱除庾氏家族的势力，这极大地加速了庾氏门第的衰落过程。
第四：家族文化的衰颓。
东晋前期是庾氏家族政治上的峰巅，是该家族成员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这个家族文化上最辉煌的时期。
但自五世之后，家族文化开始没落，朝中已少见庾氏族人踪迹。
庾氏后世子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愈来愈暗淡，文事活动也在急剧衰落。
东晋一朝百余年间，庾氏成员有著述及文事活动者14人，而南朝至隋初170余年，见于史籍的庾氏文人仅8人，且其文化成就也远远不能与东晋时期相比。
庾氏第五代庾亮、庾冰等人多凭自己文化和品行上的优势跻身于统治阶层，并且一度控制朝政大权，但他们的子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晋书·庾亮传》记载庾冰之子“希既后之戚属，冰女又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并显贵”。
他们的仕进道路已失去了父辈的个人奋斗性质，而是依靠门第资荫，纨绔子弟的奢糜气息在他们身上已不时地散发出来。庾希之弟袭“尝贷官绢十匹”，遭其父痛打之后，才“市绢还官”。
庾希为徐州刺史，曾因坐失数郡而被免官，其间竟多次盗窃国家军用物资。
刘宋时代的庾登之，冰之玄孙，曾为宋武帝镇军参军，与王弘、谢晦、江夷等当世名流“皆相友知”，但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不涉学”，刘裕北伐之际，军中将士畏途怯战、士气低落，而身居军中要职的庾登之竟“以母老求郡”，且“二三其心”，结果被刘裕怒除其名，后为西阳太守，出入觐见，“备持箱囊几席之属，一物不具不坐”，后终“莅任赃货，以事免官”。
尽管在当时的庾氏子孙中也出现过像庾持、庾自直等“好为奇字”的文人学士，但终不是家族发展的主流，他们已无力挽回家族的颓败大势。
五世之后，庾氏家族成员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家族文化优势丧失，必然影响到家族政治的发展。
【收获】
庾氏家族走上衰落的道路的原因
1.后代子嗣短命或是缺乏政治才能；
2.家族文化的衰退；
3.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