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一书作者、英国人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有两个身份：历史学者与政治家。这二者，恰巧呼应了此书厚重的历史感与浓烈的现实感。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书具有现实感，并不奇怪。不过汉南的现实感是如此激切，有时竟置真实的历史于不顾，对历史的诠释，不无削足适履、强作解人之处，这是我们阅读此书之时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
《自由的基因》初版于2012年，书名How We Invented Freedom & Why It Matters（《我们如何发明自由，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翌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改作Inventing Freedom: How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Made the Modern World（《发明自由：英语民族如何缔造现代世界》）；三年后译入中土，名目再次变换。然而无论怎么改，都不脱“自由”二字。大体而言，这是一本礼赞自由之书。令人想起艾吕雅的诗：“凭借一个词的力量，我重新开始生活，我生来是为了认识你，为了呼唤你的名字，自由。”
汉南开宗明义：“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自由的故事，或者说，是盎格鲁圈的故事。”这就迫使我们去了解一个有点陌生的概念：盎格鲁圈（Anglosphere）。所谓盎格鲁圈，美国作家詹姆斯·贝内特的诠释：“要成为盎格鲁圈的成员，需要遵循那些构成英语文化核心的基本习俗和价值观，它们包括个人自由、法律之治、注重合同与契约、自由是政治及文化价值的第一追求。组成盎格鲁圈的国家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大宪章》、英国和美国《权利法案》、陪审制、无罪推定以及‘一人之家即他的城堡’等普通法原则。”质言之，盎格鲁圈不仅是文化概念，还是政治概念。
从英国追寻现代世界的起源，往往把起点定格于《大宪章》及其时代。汉南深邃的目光则越过《大宪章》的遗迹，投向更古老的英国。古老的英国，三个相互关联的价值，注定要改变人类：第一，个人自治的观念，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中；第二，集体决定须由代表作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第三，法律不仅仅是统治者意志的具化，它作为传自先辈的习惯性权利，约束国王一如约束最卑贱的臣民。
11-12世纪英国的黄金时期，一套建立在先例而非成文法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成长起来。这就是至今仍令英语民族引以为豪的普通法。汉南总结了普通法区别于当代大多数民法体系的四点特征：第一，普通法尤其强调私人所有权和自由契约；第二，普通法建立在“法不禁止即可为”的观念之上；第三，监督国家法律是每一个人的事；第四，法律是国家的而非国王的这一事实，需要一个能够反映民意的裁判庭来加以确认。
这个裁判庭，以前叫贤人会议，现在名曰议会或国会。1014年，英国陷入巨大的灾难。丹麦人占领了伦敦，“史上最倒霉的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弃位而逃，流亡诺曼底。贤人会议给了他一个复位的机会，当然有其条件：不再课以重税，古老的法律必须受到尊奉，国王必须发誓将来接受贤人会议意见的指导。贤人会议逐渐实现了它的代议制功能：。
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被迫在兰尼米德签署《大宪章》，把自己关进法律的铁笼。17世纪，英国贵族势力衰落，商人与市民阶级崛起，展开了与王权的斗争，他们从故纸堆中翻出《大宪章》，作为批判和反抗王权的武器，当他们最终取胜，《大宪章》进而被供上神龛。对此说法，汉南有些不屑，他心中的《大宪章》，光芒从未黯淡。然而我以为，哪怕《大宪章》经历了三五个世纪的沉寂，那又如何呢，它是种子，播种与结果，从来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只要我们能等来收获的那一天，才能证明种子的价值。
正如汉南所言，《大宪章》堪称英语民族的政治《圣经》，不仅滋养了英国，还哺育了美国。进一步讲，《大宪章》可谓整个现代世界的荣耀。其第三十九条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些字词，时隔千年，依然光芒四射。
所谓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即我们所熟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汉南使用这个名目，倒也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为了引出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即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终结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汉南将光荣革命称为“盎格鲁圈起飞的时刻”，以此为起点，盎格鲁圈发展出了一套小政府、个人主义、重视商业的国家制度，并且开始把目光朝向外面的世界，以现代企业取代陈旧的行会和垄断，拓展全球市场。这显然区别于欧洲的演进趋势。麦考莱《英国史》结尾，曾盛赞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
把美国独立战争称之为“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除了美国在盎格鲁圈之内，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美国开国所依赖的价值观，不是创新，而是承袭。汉南指出，美国国父始终以保守主义自居，从不认为自己是革新派，在他们眼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捍卫他们作为英国人自始就有的自由遗产。
汉南立志追寻“现代世界的由来”，从公元之初薄雾冥冥的日耳曼丛林出发，他向读者描述了自由的基因如何播种、扎根、开花、结果。然而，不论历史的荣光何其辉煌，都无法遮蔽现实的晦暗：在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盎格鲁圈已经发生了致命的变迁，甚至可以说是质变。英语国家纷纷奔往与传统相反的方向：大一统、中央集权、高税率、国家控制。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丧失他们的卓越。
在汉南写作此书期间，正值巴拉克·奥巴马当政，这是汉南极度厌恶的一个人。奥巴马不仅反英，还降低了与印度的同盟，为了近海钻油权差点与加拿大大打出手，看起来，他对盎格鲁圈的破坏不遗余力；同时，奥巴马与欧盟卿卿我我，他向欧盟领导人表示，过去美国太过自大，未能好好向欧盟学习。这一切，使汉南不无忧愤，以至《自由的基因》结尾部分，潜藏了一股怨气。
当然，这本书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作者不加掩饰的英国人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感。汉南竭力把英语民族与自由挂钩，甚至视自由为囊中之物。
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南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还是一位政治家；如果我们能理会汉南的苦心，他试图通过这本书挽救盎格鲁圈的崩解与英国的衰微，那么大抵可以原谅他的褊狭、专断，与这本书的种种缺陷。
那么，当英国人公投退出欧盟，美国人选择特朗普作为总统，这是否意味着盎格鲁圈的失败？还是意味着盎格鲁圈所主导的全球化、精英化和政治正确的主流文化遇到了真正的麻烦——盎格鲁圈不足以带领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抑或只是时机未到？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押韵下曲折前行。试想，如果没有盎格鲁圈来主导人类前进？又有哪种文明担当其任？
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