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春节，我最为得意的就是大年初二、初三要到两个舅家去拜年。一般都是初二去同家庄的舅家，初三去三池村的舅家。
我的母亲1951年正月出生于三池村的成姓人家，我的三池外婆姓王。三池外婆有兄妹六人，唯一的小妹嫁到了同家庄村。我这个姨外婆嫁到同家庄后多年未曾生养，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后又不幸夭折。我母亲大概在两岁左右被我三池外婆送到了她的妹妹家，承担起了给同家庄李家开门立户的重任，于是就有了我同家庄的外爷和外婆。
我的母亲初到同家庄，得到了同家庄外爷、外婆的千般疼爱。然而不幸的是，1957年我的母亲在六岁的时候，我同家庄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小姨）因病不幸去世。于是，同家庄的外爷家只剩下了我的外爷和我的母亲。
当我的外爷再次考虑迎娶他的新娘时，有了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将我的母亲送回三池村亲生父母家，一种是既然到了同家庄那就继续留在同家庄村。
三池村的外婆知道自己的亲妹妹去世了，自己的闺女和姨夫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呢？俗话说，“姨姨亲，姨姨死了就断了根”。三池村的外婆和外爷，当然希望将自己的孩子抱回家。
此时，我同家庄的外爷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见识。他认为，孩子到了同家庄的李家，就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因为自己要续弦而将孩子送回。此时我的太姥姥，也就是我三池村外婆的母亲也坚持孩子留在同家庄的女婿家，于是我的母亲也就留了下来。很快，在我同家庄外婆去世后不久，我的母亲与同家庄的外爷就迎来了新外婆。
我的新外婆出生在离同家庄不远的西同醍村，姓赵。新外婆先前在吉家咀村生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改嫁到同家庄时带来了我的姨妈。我的姨妈比我的母亲大一岁，当时也就七八岁。于是，同家庄的外爷家就有了四口人，我的外爷、我的外婆以及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他们四人在同家庄镇上靠近街道的家中开启了新的生活。
（1）
我的外爷出生于1922年，1949年之前他在澄城县跟着当地的杂货铺子学做生意，用我们当地的话来说就是熬相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村里的会计、队长等职务，后来因为外祖父的识文断字以及严谨认真的个性特点，成为了村信用社的代办员。
当然，外爷早年的这些经历我都是听一些老人以及我的母亲和姨妈的讲述而得知。虽然外爷留给我的印象随着岁月的变迁有些模糊，但是好多场景，仍然保留在我的记忆里而挥之不去。
在我的印象中，同家庄的外爷很是能干，按照同家庄村里人的说法就是我的外爷是个能行人，是个有本事的人。
外爷家位于同家庄村的东边，院子坐南朝北。院子的西边是五间砖瓦厦房，厦房的后边是两孔用青砖箍成的窑洞。窑洞的西边有砖砌的台阶，沿着台阶攀援而上是一座两扇的木门，到窑洞顶上需要打开木门才能进入。
窑洞的顶部是一片光洁而平整的地面，与村庄中的打麦场有些相似。窑洞顶部经常停放着一个小小的青色石碌碡，用来平整窑洞的顶部地面。而窑洞顶部四周低矮的砖墙形成了一个类似城堡样的空间。
到了窑洞顶，视野很是开阔，向南边望去，除了可以俯瞰整个院落，更可以看见远处台地上的建筑和村落，到了每年的九月九同家庄古会时，戏台上艳丽的戏曲场面可以看得清楚。窑洞的北边则是一片种着小麦的田野间或有着一两家住户。东边偏南面的是同家庄街道，不用看也知道那街上有着供销社、邮局、骡马市场、各种吃食小摊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西边则是同家庄村一家一户高矮不一的瓦蓝色厦房以及夯土而成的苍黄色土墙。
从窑洞顶部下来，可以走砖砌的台阶，但是我小时候经常与表兄弟们沿着台阶边的青石斜坡滑下地面。最终的结果经常是惹来大人的惊呼与阻止。有一年，初二到外爷家拜年，吃完饭，照例是在窑洞边的台阶斜坡滑来滑去而乐在其中，等到晚上回到段庄村自己家中发现新缝制的棉裤竟然磨烂了一个大口子，漏出了白色的棉絮，招来母亲的诉说与责怪。
外爷家的五间大瓦房，与一般人家的不太一样。它既不同于老式的关中经典老厦房的结构，也不像我家相对简易的乡村厦房。介于老旧传统建筑与新式简易的土木结构厦房之间。总之，它有着传统精美讲究的一面，也有着一定的改革与创新。房子的顶部，有着应该有的砖雕脊兽，两面山墙上装饰着恰到好处的蓝色砖雕，其上显示着细长的兰叶和圆形的梅花。
五间厦房隔成了三个房间。靠近院子大门的是一间厨房，而临近厨房靠近后边窑洞的是两间独立的卧室。
最为温馨的当然是保留有厨房的这间房屋了。我们到了外婆家，打打闹闹，各种故事似乎大多都发生在这间屋里。
在我的印象中，到了冬天，我的外爷、外婆一般都住在厨房里。当然在此要说的是在过去关中人的厨房可不仅仅是做饭的地方。
一进门，盘有灶台，灶台上照例是大锅，灶台的旁边是风箱，灶口前边放着一把小凳子，人就坐在小凳子上，一边照看炉灶，一边拉着风箱。灶台下的火道通着土炕，到了冬天，始终保持着土炕的温暖。房子靠近西边的地方放着一把椅子，我的外爷经常拿着黄铜色的水烟锅，坐在那个紫红色官帽椅子上就着用纸卷成的细媒纸（可以通过人的吹气，根据需要提供火焰用来点燃烟斗中的烟丝）吸着水烟。
中间的屋子和靠近砖窑门口的房间应该是正房。每间房子都盘有土炕。炕的正中间，不像我家只是一个简单的小砖洞，用来存放零散的柴屑等杂物，都有半隐于地面之下的砖火炉。这些青砖火炉子的外部刻有精美的砖雕，让年幼的我用手逗来弄去，流连忘返，感受到一种工艺的繁复和器物的精美。
外爷家门房的位置盖有一座门楼。出了大门靠近东边的是由一排褐色麻石组成的石头台子，可以用来坐人。正对大门是一间照壁，这间照壁将家中的景象与东西向的巷道进行了适当的分割。
出了外爷家的大门，西边就是同家庄一队的巷道，而东边似乎只有一户人家，再向东、向南走就可以看到一座涝池。
这座涝池在我们的家乡还是有一些名气。它的外形是一个金鱼的形状。鱼嘴在正南方，涝池偏东南的部位有两个弧形的圆洞，当涝池的水过多时，水就通过这两个圆洞流到了村南的另外一个涝池。不过，这两个出水的洞口恰恰像极了金鱼用来呼吸的腮。
沿着涝池边往北走，可以看到涝池东边靠近街道的地方修筑有几个水泥台阶，经常可以看到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穿着鲜艳的衣裳，一边拉着家常一边轮着棒槌，“砰砰砰”地清洗着各类衣裳。
涝池的尾部，是一片稍显开阔连接着村里其它几个巷道的扇形地界，每当大雨落到村庄时，这些上天所赐的雨露就一路汹涌通过鱼尾流入到这个鱼型的涝池。
小时候的我，经常从外爷家门口出来，径直走到涝池的鱼嘴部位，找一个地方，围一个小小的堰塘，留一个小口，在自己小小的塘堰里放一点点的馒头屑，一边看着涝池边的人来人往，一边等着涝池里的小鱼自动来到我的堰塘。看到有小鱼入了堰塘，此时赶紧用泥巴将堰塘的缺口处堵上，然后就大呼小叫手忙脚乱地将滑溜的小鱼苗抓到各种玻璃瓶子中。
到了吃饭的时间，在外婆或者小姨等人的吆喝声中才会回到外爷家中，少不了的是因为弄脏了衣裤和手脸被母亲数落一顿。不过顶多是数落，毕竟外爷、外婆就在旁边，爸妈口里说到的无非就是，“七岁、八岁，瞎的没样！七岁、八岁，猪狗见不得！”
（2）
我们家所在的段庄村距离同家庄公社东边偏北大概有二里路。小时候的我，在父母的怀抱中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同家庄村和三池村。大概到了五六岁的年龄，男孩子探索世界的天性慢慢的苏醒了。我和小伙伴们走遍了段庄村的角角落落，大队部、打麦场以及村外的野地，都留下了我们稚嫩的脚印。
具体的时间现在肯定是一个谜了，而且永远无法考证。大概四岁左右，我忽发孩童英雄的气概，独自一人按照先前和母亲去同家庄外爷家的印象，一路探索着竟然来到了同家庄的街道。
当时的同家庄主街道还在现在街道北边一个不深的东西向南北不到一里路的壕沟里。从段庄村到同家庄街道先要向南拐一段路，然后沿着一面向西的大坡走下去，才能到达街道的繁华处。
四五岁的我，从段庄村一路蹒跚，带着懵懂与新奇，来到了这个通往街道的半坡上。此时，在当年的骡马市上就看到了我的外爷。在我幼小的头脑里，我模糊的知道我的外爷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为乡人们牲口的交易提供一些说合服务。
在同家庄的街道上猛然看到了小小的外孙子，我的外爷兴奋异常。五十多岁的外爷当即抱着我，将我带到街上，给我买来了好吃的。后来，又从街上的烧饼铺子，给我买了一个烧饼。
后边的事情记得不是很清楚，知道的是，我拿着外爷买来的烧饼回到了位于段庄村的家中，向母亲、父亲炫耀着自己的成就，好像自己瞬间真的长大了！
小时候，外爷待我很好。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经常到外爷家去。每次到了外爷家，经常能够看到外爷穿着白色的土布袜子，蹲在厨房的炕头，吸着水烟，花白的头发旁边在白色的烟雾中。
大概在1976年左右，我的家乡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一个白姓妇人与她的情夫用砒霜害死了她的丈夫。案件细节不是很清楚，可能主谋是白姓女子的情夫，因而白姓女子没有被判死刑。不过按照当年的司法要求，是要举办公捕和游行大会的。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外爷抱着他的外孙子，也就是我（当时三岁左右），沿着潮水一样的人群赶着看热闹。汹涌的人群、开阔的天地、昏黄而又泛着暖色的夕阳以及紧紧抱着我的外爷，给我留下了有关外爷以及同家庄公社的最早印记。
（3）
时间到了1978年的年初，我的外爷还不到56岁。吃饭时感觉不舒服，吃不下去饭，出嫁到北长益的姨妈的丈夫曾经当过赤脚医生，于是我的姨夫就带着我的外爷来到西安，对我外爷的病情进行了检查，诊断结果是食道癌。
当年的食道癌，是不治之症，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外爷罹患食道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1957年，我的外祖母带着我的姨妈来到同家庄。当时同家庄的外爷家共有四口人，分别是我的外爷、外婆、我的姨妈以及我的母亲。这四个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在我外爷的努力下重新组合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的外婆到同家庄后为我的外爷先后生下了我的大舅、二舅、三舅和小姨。
我的大舅出生于1959年，二舅出生于1962年，三舅出生于1965年，而我的小姨出生于1968年。加上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这个家庭大大小小是八个人。
冬去夏来，春种秋收。
我的外爷在原来五间西厦房的基础上，1972年又在院子后边加盖了两孔用青砖箍成的窑洞。这两面崭新的瓦蓝色砖窑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了却了他早年在澄城县熬相公的一些夙愿（当年的陕西澄城县流行住窑洞，好多人家都不盖瓦房，而是建造冬暖夏凉的砖窑。20岁之前外爷在澄城县熬了7年的相公，跟人学做生意，澄城县的窑洞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外爷还从北长益村柳师长（应该是解放前杨虎城部队）家购买了五间厦房的木料，想着在合适的日子再盖上一座全砖的东厦房。
现在我仍然难以想象的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早期，我的外爷除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之外，怎么还能够在院子里盖起两孔砖窑。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农村正是生产队的时代，农民一年的劳作除了换回填饱肚皮的口粮外，就所剩无几了。
后来我听人说，当时我的外爷除了在农村生产队劳动外，还经常到位于同家庄街道的一些国营单位帮忙，打一些零工，除了在生产队的收入外还能再挣得一份额外的收入用来补贴家用。
现在能够记起的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个春天，外爷带着我、小舅、小姨等人一起在同家庄的供销社的地下果库帮助清理储藏的苹果。我们在外爷的带领下，欢快地分拣着各式各样的苹果。当时的苹果对于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可真不多见。我们这些孩子一边干着手头的活计，一边嘴里吃着有些外伤的苹果，感觉真是幸福，似乎将一年的水果都吃进了肚里。我想我的外爷就是这样，在当时的环境下，带着他的家人们通过辛勤的劳作，一点一点慢慢地改善着家里的生活。
但是1978年年初，家里的顶梁柱病了，而且是无法治好的癌症。现在无法想象当时我的外婆、我的舅舅和小姨们是一种怎样的恐慌与绝望。但是生活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到了1978年的11月间的冬日，我的外爷经多方医治无效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我的姨妈、我的母亲已经出嫁，留下的是家中四个年幼的子女和我的外婆。
外爷的葬礼是在悲伤及无助中进行的。那个时候我的大舅尚在合阳中学读高中，年龄仅有19岁，对于家中发生的变故没有能力解决，而我的外婆是一个妇道人家，在我外爷的呵护下，主要操持的是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在我的父亲正当年轻，当时在农村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于是安葬外爷的一些大事基本上就是我的父亲和北长益的姨夫来共同决定。
安葬外爷那天的一些场景我仍然能够记起。
当时的我来到了昔日熟悉的同家庄院落。过事用的火炉就搭在砖窑的门口，席面摆在院子中央的空地上。迎面看到的就是穿着白色孝衣的小舅，当时的小舅可能才有13岁左右，只是个半大的孩子，而我的小姨当时刚好10岁。我的小姨和小舅哭的已经失声，但是再悲痛的哭声也无法唤回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外爷。
现在想来，我的外爷肯定走的不甘心。
据说，我的外爷出生于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不过在他幼小之时他的父母就先后离世，他的哥哥将他养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是受尽了艰难。后来他自己靠着勤奋与努力离开了老屋，一个人来到家族的马坊院，独自撑起了一份家业。
外爷去世的1978年，整个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折点。我那卓有见地的外爷没有等到改革开放就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世界。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当时我的大舅未及弱冠，我的二舅、三舅也就是十来岁的孩子，而最小的小姨不到十岁。这一家老小先前之所以生活尚可，靠的都是我外爷的一己之力。
外爷离世的时候，看着年幼的孩子和我的外婆，一定是满怀悲苦之情。正所谓，心有不甘而又无力回天啊！
（4）
外爷的去世，对于同家庄的舅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外爷在世时，为人厚道而又不失精明，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而又能灵活应对，在同家庄村中有着自己的交往圈子和个人威望。他以一己之力在马坊院里白手起家，建起五间精美的厦房、两孔青瓦砖窑，养活了自己的四个孩子，极尽为父责任，为我的姨妈和母亲找到了合适的人家，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完成了对女儿们的使命。
我的外爷与我的父亲、我的姨夫关系都很好，对于我们这些外孙子也是疼爱有加。
有时候在想，我的母亲确实命苦。两岁左右被自己的亲生母亲送到自己的小姨家承担起顶门立户的责任，不到七岁自己的小姨又离开了人世。按说，同家庄这个家庭对于她来说似乎已经没有血缘关系可言。但是每当我和母亲聊起她的娘家时，她都肯定的将同家庄的外爷家当成了自己的娘家。
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同家庄的外爷对她是真好！
母亲小的时候，同家庄的外爷将她视同己出，吃饭、穿衣都是尽量满足。到了上学的年纪，我的外爷将母亲送到同家庄小学读书，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送女孩子读书的家庭还是不算很多。
小时候我经常看着自家厦房里架在台板上油漆有精美图案的箱柜（我们家乡称作板箱），以及放在炕边的红色的用来放置家中零碎物品的横条型木柜而痴迷。这些器物上精美的图案、光亮的油漆、把手上精美的铜制扣件都引起幼小的我对于精美器物的向往。而这些物件都是我外爷为母亲置办的嫁妆。
在我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到同家庄回娘家。每次回家，我的外爷、外婆都要将父母送出很远。有时，我的外爷会将一些辣椒面、花椒粉等类似的生活用品揣在怀里，然后趁人不太注意塞到我母亲的手里或者包里。七十年代，当时在中国所有人面临的都是生活用品的短缺，外爷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于母亲在生活方面的接济，想来真是太不容易。
外爷对于姨妈也很好。
外爷和外婆供我的姨妈读书，在我姨妈成人后，为我的姨妈报了西安工厂招工的名，虽然最后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去成，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够想着将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送出去参加工作，体现了我外爷当时的眼光和对我姨妈的关心和爱护。后来，外爷托媒人将姨妈出嫁到了北长益的一户富裕家庭。而对于姨妈和我母亲的陪嫁，外爷都是按照当时的最高标准来置办。
我的姨妈、我的母亲其实都不是外爷的亲生女儿。但是她们只要谈起我的外爷，从来没有说到半点的不是，有的都是感恩和怀恋之情。
然而，天不假年，我的外爷在自己56岁时，这个家庭还需要他来庇护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
正所谓，英雄嗟命蹇，宝剑叹凄凉。
（5）
外爷去世后，我的外婆承担起了抚养年幼孩子的责任。我的外婆嫁到同家庄后，为我的外爷生下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外爷在世时，所有的对外交往都由外爷做主，家中的杂事外婆处理好就行。然而随着外爷的去世，只能由我孱弱的外婆来支撑起这个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家了。
1978年，我的大舅刚满19岁。在我外爷病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家中为大舅订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作为未婚妻。这个姑娘当时能够与外爷家订婚，很大程度上看重的是外爷的精明和能干。
当年农历的9月9日，正是同家庄镇上的九月九古会。大舅的未婚妻来到了外爷家中，我仍然记得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姨妈对这位大舅的未婚妻进行了很好的招待。当时请女孩子吃饭的时候，需要将我以及姨妈家的表兄弟们支开，以免我们这些不懂事而又馋嘴的孩子们坏了招待新人的大事。
但是不管怎样，当时的外爷病情已经很重了，到了外爷去世时，女孩家按照农村的礼节置办了简单的门户。外爷去世后，就坚决与大舅解除了订婚的约定。
后来，我的外婆还是在亲友的帮助下，为我的大舅、二舅、三舅分别找了对象，组成了三个家庭。这在当时的农村，可真不容易。当然，我的二舅、三舅都很能干，他们的成家，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自己的个人能力和自我操办。不过所有这些也都离不开外婆一个妇人的张罗和操心。
舅舅们结婚后，我的大舅和小舅仍然住在老屋，后来由于疾病，我的大舅离开了人世，老屋里只留下了我的三舅一家。而二舅和二妗子划了新的院基地搬离了老屋，在自己的努力下搭盖了简易的土坯房屋，离开了生养自己的老屋，开启了他们的生活。
对于我小姨的婚事，大家都很操心。我的外婆一直想着将她的这个小女儿嫁到离自己近一些的地方，以便能够照顾自己。于是就在同家庄三队找了一户人家，小姨就在自己最为美好的年纪，离开了外爷和外婆共同操持的家，嫁到了同村的小姨夫家。
只是造化弄人，后来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原因，我的小姨与小姨夫远走新疆，在靠近乌鲁木齐的昌吉州购置了房屋，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了新疆，现在很少回来倒成了离外婆最远的女儿了！
最后我的外婆和三舅家生活在一起。1997年，我已经大学毕业，操劳一生的外婆，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外爷、外婆最后都埋葬在了家族位于同家庄一队南岭的墓地。在我外婆去世第一年春节烧纸祭奠时，我们一行人，穿着白色的孝衣，在舅舅们的带领下，络绎前行。我的二舅、小舅、小姨还有我的母亲、姨妈们跪在外爷、外婆的坟前，放声大哭，诉说着对于自己父母的思念。
我们这些孙子辈的人，看着摇曳的纸钱，明灭的火焰、远处苍黄的山沟，迎着寒冷的北风感受着人生的苍凉和无奈。
作者简介：吉世栋，陕西合阳人，就职于国企，喜爱阅读与思考，关注持续成长，感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