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是要让对方买单。教育孩子,是希望向孩子传递我们的价值观。
本质上,这都属于要改变对方。
可是怎么改变呢?
首先,如果不考虑道德、法律,可以像黑暗腐朽的旧政府对待暴乱者(自称为革命者)那样,或者美军在关塔那摩监狱折磨战俘那样,确实也有不少人被改变了。他们有的变成了顺民,有的供出了机密的情报。
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有效。否则,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一定都被镇压下去了,咱们的新中国也不会诞生,当然美帝国主义也不会再经常身上闹跳蚤。
一般来说,你应该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就算是有这个权利的皇帝老儿,照样有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的时候),如果你想推行一件事或者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容易呢?
比如,你的孩子夜里十一点了还不睡觉,你可以:1、哄;2、骗;3、吓;4、唠叨催命;5、协商……
当然,你还可以直接揍他/她一顿。
可是孩子被揍了之后会怎样呢?也许会立刻变得很听话;但是也许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就敢反抗你,再甚至回敬你一顿王八拳;还有可能当时先屈服,之后嘛……
连我儿子在八岁多一点的时候就知道,“我长大了还是应该跟张向宁结婚,虽然我也很喜欢XXX。可是,她的妈妈经常很严厉地批评她——批得特别狠,还打过她。而且批评她的时候,还当着很多人。这还不算,她都哭得很伤心了,她的妈妈还是继续当着那么多人继续批评她。我很担心她长大了会报复她的妈妈,也很担心她长大了也那样去教育她的孩子。而张向宁的妈妈就不会这样。”
我很佩服儿子挑丈母娘的眼光,更佩服她在跟人相处和影响别人当中表现出来的情商。
我想起来历史上的三个故事。
“鸦片战争”后,一批洋务派官员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878年,李鸿章举荐上海招商局主办唐廷枢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开滦煤矿的前身之一),引进西方的机器及技术人员开采煤炭(美国总统胡佛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当时南有江南制造局,北有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成为洋务运动中的典型。
今天,开滦集团是国有特大型煤炭能源企业,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源头”和“北方民族工业摇篮”。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镌刻着1881年开滦创造的三个第一:“开平煤矿建成出煤”;“开平煤矿至胥各庄铁路投入使用”;“中国制造‘火箭号’蒸汽机车”。开滦煤矿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
但是关于这段铁路,却发生了一件及其耐人品味的波折。
为了解决煤炭的运输问题,李鸿章奏请朝廷,修建了这段铁路。建成后,因为蒸汽机头在行进中会冒出滚滚白烟,发出隆隆轰鸣,当地人闻之丧胆,朝廷守旧派官员也视为洪水猛兽,大肆抨击。
迫于无奈,李鸿章不得不令人撤下蒸汽机头,改用骡马拉运。
于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出现了:在枕木和钢轨之上,一节节现代化铁皮车厢缓慢运行着,在车头拉动的,不是蒸汽机,而是一群挥汗如雨的骡马。
这哪还是铁路,分明就是“马路”——由骡马拉动的运煤之路。
李鸿章对此有苦难言。他确实是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为了洋务运动,为了挖煤、修铁路真是操碎了心,但面对朝廷那一帮守旧大臣和当地士绅的反对,依然显得势单力薄,孤掌难鸣。
考虑再三,精明的李鸿章决定走最高路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趁着给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李鸿章进贡了一节小火车。随后,又修建了一条公里左右的迷你铁路。
一切准备就绪,再邀请慈禧坐上火车,尝了一回“鲜”。此时,老佛爷发现火车运行平稳,安全可靠,既是不错的代步工具,也可以用来运送货物,建好后真是利国利民,根本就不是守旧大臣口中所说的洪水猛兽。
老太后对铁路的看法由此大大转变,一条条铁路得以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出现,而蒸汽机头也重新开始在开滦煤矿的铁路上冒着白烟,发出轰鸣。
切身的体验,可以战胜偏执的成见。否则,任你说破大天,对方还是有可能不信、不接受。
第二个故事,是土豆的传播。
任何粮食作物的大范围推广种植,对于人类历史都是了不起的事情。同一片地上出产的食物更多了,可以吃的东西多了,能养活的人也就更多了。
纵观人类的历史,土豆几次将人们从饥荒的边缘拯救过来,还带来了农业进步,并且助力了人口膨胀。所以土豆真是功劳大大地。
现在,你能想象麦当劳、肯德基不卖薯条,看电影不吃个乐事薯片吗?我的英语很懒,但是我也记得初中学过的那个“国外名吃”——Fish and Chips 。
可是土豆在历史上的形象,那叫一个被黑的惨啊!
根据资料,早在大约在8000年前,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就开始种植这种茄属块茎植物,学名马铃薯。从此拉开了人类食用土豆的序幕。
印加人生活的地方,海拔超过3000米以上,气候严寒,但那里的土豆就是长得茁壮,经常就来个大丰收。所以,土豆的种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聪慧的印加人一度开发出了200多个品种(可怜我只知道山东土豆和东北土豆)。
他们不仅用烤熟一只土豆所需的时间长短来计时(有点像中国人说的“一炷香的时间”),还把土豆奉若神明,称它为“丰收之神”。想想看,土豆在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里,有多么的重要和神圣。
当然,这一切延续了几千年,却不为外界所知。
16世纪初,土豆被运上了西班牙人的探险船队。从那时起,伴随着迥异的文化背景以及致命的成见,土豆开始了它在欧洲跌宕起伏的神奇之旅。
当时的欧洲人以面包为主食。要想改变他们的饮食方式,无疑难如登天。我们现在不也为了豆腐脑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争吵不休吗?
于是,土豆彻底和“穷人、低等人的食物”划上了等号,实在没吃的,才会吃土豆。
而且由于土豆中含有毒性不低的龙葵碱,加上人们的吃法太过初级,经常直接生吃,或者太着急了没烤熟,导致中毒事件经常发生。
这样一来,人们对土豆更加嫌弃和厌恶,认为它是“邪恶的植物”。土豆不仅和地狱、魔鬼、邪恶等词汇被归拢到一块,而且还被视作催情的不洁之物(请脑补金庸先生笔下的“阴阳和合散”),直到19世纪都有人持这种观点。
当然,基于各种原因甚至是巧合,土豆慢慢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推广种植的不错了。但是在法国,它却又背上了一个新的黑锅。
土豆在切开后不久会发黑,法国人可吓坏了,脑洞又一次大开,认为土豆会引发“麻风病”。
当然,最终土豆还是在法国得到了挽回名声,成为重要主食之一的机会。运作完成这件事的人,叫安东尼•奥古斯丁•巴孟泰尔。
巴孟泰尔是一名法国的随军药剂师,曾经做过战俘。战俘嘛,吃的自然是“低等人的食物”。但他觉得土豆非常好吃。
事实上,在欧洲,土豆早就成为一些医院病人的日常饮食,而其中有的病人吃了之后身体倒是真的有所改善。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还曾经把土豆作为药品,送给罗马教皇庇护四世(他老人家没吃,不久之后还挂了)。
重获自由后,巴孟泰尔看到法国在闹大饥荒,就开始在自己的祖国推广土豆。
但是,这份爱国之心和悲悯之情这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转机出现在国王路易十六的宴会上,“营销大师”巴孟泰尔向国王献上了一束土豆花,立即获得玛丽王后的喜爱。
从此之后,王后出行经常要头戴土豆花,而国王也开始把土豆花别在纽扣上。土豆花一时之间成为了法国时尚界的新宠儿。
王室喜欢,这就让土豆成了高尚、时髦的代名词。这一步,是找“形象代言人”,典型的营销手段。
1772年,巴孟泰尔提出将土豆作为痢疾患者的营养配餐,并且获得了巴黎医学院“土豆可食用”的认可。这一招,叫做第三方权威认证。
1785年,巴孟泰尔又想出了一招。他在巴黎郊区承包了一片土地,自己种植土豆,然后请求国王派人白天重兵把守,但是到了晚上再让士兵悄悄撤离。
日子久了,周围的农民自然就被这神秘的现象所吸引,有些好奇心重、胆子又大的人,甚至还偷了一些拿到自家的田里去种。
很简单,苹果公司最善于用这一招——饥饿营销。
于是,土豆在法国算是彻底普及起来。法国人开始把土豆称为“地下苹果”。而久经委屈和磨难的土豆,一度帮助法国人度过了饥荒时期。
巴孟泰尔死后,被安葬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墓地之一,长眠于此的,是在过去200多年中为法国做出贡献的名人。他的名字还被刻在巴黎地铁站,以及第10和11区的一条大道上。并且,在摩泽尔省的蒙特迪迪耶,还有他的雕像。
派重兵把守却又晚上撤掉的手段告诉我们:有时候,制造稀缺,施以禁止,反而是最大的诱惑。
第三个故事还是与铁路有关。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曲阜市,具体说就是姚村镇宋村。这个小村子正好在京沪铁路的边上,我小时候还几次跑到铁路上去捡破烂卖钱买书。
京沪铁路的前身是津浦铁路。津浦铁路(Tientsin-Pukow Railway),始建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于1912年(民国元年)全线筑成通车,是中国向英德两国贷款修建的铁路。它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火车站。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使用,南京成为连接京沪的中间站,津浦铁路也延伸更名为京沪铁路。
曲阜明明处在津浦铁路的直线位置上,然而事实上,铁路进入曲阜境内腹地不远就转向西边的兖州,然后又反过来沿东南方向过邹县(今邹城市)南下枣庄,在此地域上转了个大弯,唯独避开了曲阜城。为了绕这个大弯,在我家北边有很长一段距离的一段铁轨,甚至是东西走向的。
火车拐不了急弯,降速加上拐弯,耗时间、多占地、耗物资、费能源,就是要绕开曲阜,怎么这么折腾呢?这是我小学四年级学了地理、会看地图之后的一个大疑惑。
回到当时,在正式动工前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清政府与英、德的资本集团草签了合同,德国公司就开始进行先期的勘探工作。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勘探工作进行到了曲阜。
我在1989年第一次在三孔景区里看到黄发碧眼外国人时还惊奇不已(少见必然多怪嘛),更何况是百余年前的人?
工程师和勘探人员在农田里穿行不息,测量、插标、记录……
这就引来很多农夫观望。这些外国人,在田野里钻来钻去,还不时鼓捣着三条腿的怪仪器,趴在上面向曲阜城内窥望。这是要干什么?寻宝?盗墓?不敢想象。
坊上的村民颜士其看见这些(按辈份比我高六代),就跑去报告给了钦设林庙守卫百户张东敏。
张东敏听了之后大惊,农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再说这是在孔圣人的府邸和坟茔附近,就连忙向衍圣公府禀报。
末代衍圣公孔令贻听过之后,同样感觉事态很严重,便动身前往农田想去去阻止他们。而当时德国人却不予理会,因为他们跟清政府签过合同了,那是有契约精神的。
回到府中之后,孔令贻内心十分焦虑,觉得愧对先人,也愧对族人。深思之后,先是通过周馥(时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
周馥先是向德国人交涉:孔子是我们的至圣先师,我们尊崇他,就像你们尊崇耶稣,你们现在惊扰我们的圣地,是万万不允许的,最好的办法是修改铁路线路。
回到曲阜后,孔令贻命人贴出告示说:“上月德国公司来曲境插标,修理铁路,将标杆插于至圣林前,横斜而过,大非情理。经与电达青岛德国铁路总公司商议,将至圣林前一节所插标杆即行拔弃,请百姓放心,不要猜忌。”
这下,老百姓安心了,一些谣言也消停点了。在外地的孔氏族人听说了这件之后,也都非常高兴,祖上的陵寝不会被惊扰了。
但孔令贻内心的焦虑却没有完全散去,如果外国人就是坚持铁路线不改,还是按着以前的线路,还是要惊扰孔氏先茔,怎么办?
据说,根据津浦铁路南北径直走向,铁路线将直接穿过曲阜城的西边,其中有一段距孔林西墙根仅约50丈。
经过一番考量之后,孔令贻再次来到济南,与周馥商议,最后以“破坏圣脉”、“震动圣墓”为由,奏请朝廷使铁路线改道兖郡,也就是今天的兖州。
晚清政府虽然害怕外国势力,但毕竟事关国运,再加上孔圣人在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分量(乾隆到了曲阜万仞宫墙也得乖乖走着进门,到了大成殿也得对着孔子的牌位老老实实祭拜),奏折递到了慈禧手里之后,老佛爷这次恩准了。最终在各方斡旋和协商之下,最终还是同意津浦铁路绕道兖州。
铁路由歇马亭村入境曲阜之后,经吴村、柳庄、姚村、白家店等直达兖郡,再从兖郡经程家庄、东滩,绕回邹县。铁路距离至圣林最近距离有十余华里,不会震动圣墓。铁路也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弯。有了我小时候钻过很多火车的姚村站。
有意思的是,1919年11月8日,末代衍公公孔令贻病逝北京。灵柩运回故乡时,运送灵柩的专列所到达的地点就是位于曲阜西北的姚村火车站。由于姚村火车站离孔府足有10公里,家人迎接时走了很长时间,花了好多气力,费了很多周折。
有人说,由于津浦铁路绕开了孔子故乡曲阜,不仅造成筑路成本增加,资源浪费,还直接导致这里交通闭塞、商贸不开、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贻害后世百余年。
我小的时候,家乡很多人对兖州、东滩、邹城等地的煤矿和工业发展和交通便利羡慕不已。
但是因为不敢、不能打扰安睡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当时的曲阜人民似乎也就不敢、不能这么想问题。就是想了,你也不敢、不能这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活在“应该”里。
时光如梭,在这90多年之后,京沪高铁选线时,当地强烈要求在曲阜设站,带动旅游经济发展。最终,京沪高铁从曲阜城东经过,并在孔子作《春秋》处的息陬镇设立曲阜东站。
前段时间,京九高铁途径濮阳却不在濮阳设站的消息,点燃了濮阳人的委屈火药桶,各种“不答应”此起彼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想改变人的思想或者观点,有时候还需要时间——可能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相信你已经懂了,一件事情的成功,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形式、好的途径和方法,还需要有时间,以及——祝自己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