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是要让对方买单。教育孩子，是希望向孩子传递我们的价值观。
本质上，这都属于要改变对方。
可是怎么改变呢？
首先，如果不考虑道德、法律，可以像黑暗腐朽的旧政府对待暴乱者（自称为革命者）那样，或者美军在关塔那摩监狱折磨战俘那样，确实也有不少人被改变了。他们有的变成了顺民，有的供出了机密的情报。
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有效。否则，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一定都被镇压下去了，咱们的新中国也不会诞生，当然美帝国主义也不会再经常身上闹跳蚤。
一般来说，你应该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就算是有这个权利的皇帝老儿，照样有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的时候），如果你想推行一件事或者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容易呢？
比如，你的孩子夜里十一点了还不睡觉，你可以：1、哄；2、骗；3、吓；4、唠叨催命；5、协商……
当然，你还可以直接揍他/她一顿。
可是孩子被揍了之后会怎样呢？也许会立刻变得很听话；但是也许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就敢反抗你，再甚至回敬你一顿王八拳；还有可能当时先屈服，之后嘛……
连我儿子在八岁多一点的时候就知道，“我长大了还是应该跟张向宁结婚，虽然我也很喜欢XXX。可是，她的妈妈经常很严厉地批评她——批得特别狠，还打过她。而且批评她的时候，还当着很多人。这还不算，她都哭得很伤心了，她的妈妈还是继续当着那么多人继续批评她。我很担心她长大了会报复她的妈妈，也很担心她长大了也那样去教育她的孩子。而张向宁的妈妈就不会这样。”
我很佩服儿子挑丈母娘的眼光，更佩服她在跟人相处和影响别人当中表现出来的情商。
我想起来历史上的三个故事。
“鸦片战争”后，一批洋务派官员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878年，李鸿章举荐上海招商局主办唐廷枢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开滦煤矿的前身之一），引进西方的机器及技术人员开采煤炭（美国总统胡佛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当时南有江南制造局，北有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成为洋务运动中的典型。
今天，开滦集团是国有特大型煤炭能源企业，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源头”和“北方民族工业摇篮”。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镌刻着1881年开滦创造的三个第一：“开平煤矿建成出煤”；“开平煤矿至胥各庄铁路投入使用”；“中国制造‘火箭号’蒸汽机车”。开滦煤矿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
但是关于这段铁路，却发生了一件及其耐人品味的波折。
为了解决煤炭的运输问题，李鸿章奏请朝廷，修建了这段铁路。建成后，因为蒸汽机头在行进中会冒出滚滚白烟，发出隆隆轰鸣，当地人闻之丧胆，朝廷守旧派官员也视为洪水猛兽，大肆抨击。
迫于无奈，李鸿章不得不令人撤下蒸汽机头，改用骡马拉运。
于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出现了：在枕木和钢轨之上，一节节现代化铁皮车厢缓慢运行着，在车头拉动的，不是蒸汽机，而是一群挥汗如雨的骡马。
这哪还是铁路，分明就是“马路”——由骡马拉动的运煤之路。
李鸿章对此有苦难言。他确实是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为了洋务运动，为了挖煤、修铁路真是操碎了心，但面对朝廷那一帮守旧大臣和当地士绅的反对，依然显得势单力薄，孤掌难鸣。
考虑再三，精明的李鸿章决定走最高路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趁着给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李鸿章进贡了一节小火车。随后，又修建了一条公里左右的迷你铁路。
一切准备就绪，再邀请慈禧坐上火车，尝了一回“鲜”。此时，老佛爷发现火车运行平稳，安全可靠，既是不错的代步工具，也可以用来运送货物，建好后真是利国利民，根本就不是守旧大臣口中所说的洪水猛兽。
老太后对铁路的看法由此大大转变，一条条铁路得以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出现，而蒸汽机头也重新开始在开滦煤矿的铁路上冒着白烟，发出轰鸣。
切身的体验，可以战胜偏执的成见。否则，任你说破大天，对方还是有可能不信、不接受。
第二个故事，是土豆的传播。
任何粮食作物的大范围推广种植，对于人类历史都是了不起的事情。同一片地上出产的食物更多了，可以吃的东西多了，能养活的人也就更多了。
纵观人类的历史，土豆几次将人们从饥荒的边缘拯救过来，还带来了农业进步，并且助力了人口膨胀。所以土豆真是功劳大大地。
现在，你能想象麦当劳、肯德基不卖薯条，看电影不吃个乐事薯片吗？我的英语很懒，但是我也记得初中学过的那个“国外名吃”——Fish and Chips 。
可是土豆在历史上的形象，那叫一个被黑的惨啊！
根据资料，早在大约在8000年前，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就开始种植这种茄属块茎植物，学名马铃薯。从此拉开了人类食用土豆的序幕。
印加人生活的地方，海拔超过3000米以上，气候严寒，但那里的土豆就是长得茁壮，经常就来个大丰收。所以，土豆的种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聪慧的印加人一度开发出了200多个品种（可怜我只知道山东土豆和东北土豆）。
他们不仅用烤熟一只土豆所需的时间长短来计时（有点像中国人说的“一炷香的时间”），还把土豆奉若神明，称它为“丰收之神”。想想看，土豆在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里，有多么的重要和神圣。
当然，这一切延续了几千年，却不为外界所知。
16世纪初，土豆被运上了西班牙人的探险船队。从那时起，伴随着迥异的文化背景以及致命的成见，土豆开始了它在欧洲跌宕起伏的神奇之旅。
当时的欧洲人以面包为主食。要想改变他们的饮食方式，无疑难如登天。我们现在不也为了豆腐脑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争吵不休吗？
于是，土豆彻底和“穷人、低等人的食物”划上了等号，实在没吃的，才会吃土豆。
而且由于土豆中含有毒性不低的龙葵碱，加上人们的吃法太过初级，经常直接生吃，或者太着急了没烤熟，导致中毒事件经常发生。
这样一来，人们对土豆更加嫌弃和厌恶，认为它是“邪恶的植物”。土豆不仅和地狱、魔鬼、邪恶等词汇被归拢到一块，而且还被视作催情的不洁之物（请脑补金庸先生笔下的“阴阳和合散”），直到19世纪都有人持这种观点。
当然，基于各种原因甚至是巧合，土豆慢慢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推广种植的不错了。但是在法国，它却又背上了一个新的黑锅。
土豆在切开后不久会发黑，法国人可吓坏了，脑洞又一次大开，认为土豆会引发“麻风病”。
当然，最终土豆还是在法国得到了挽回名声，成为重要主食之一的机会。运作完成这件事的人，叫安东尼•奥古斯丁•巴孟泰尔。
巴孟泰尔是一名法国的随军药剂师，曾经做过战俘。战俘嘛，吃的自然是“低等人的食物”。但他觉得土豆非常好吃。
事实上，在欧洲，土豆早就成为一些医院病人的日常饮食，而其中有的病人吃了之后身体倒是真的有所改善。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还曾经把土豆作为药品，送给罗马教皇庇护四世（他老人家没吃，不久之后还挂了）。
重获自由后，巴孟泰尔看到法国在闹大饥荒，就开始在自己的祖国推广土豆。
但是，这份爱国之心和悲悯之情这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转机出现在国王路易十六的宴会上，“营销大师”巴孟泰尔向国王献上了一束土豆花，立即获得玛丽王后的喜爱。
从此之后，王后出行经常要头戴土豆花，而国王也开始把土豆花别在纽扣上。土豆花一时之间成为了法国时尚界的新宠儿。
王室喜欢，这就让土豆成了高尚、时髦的代名词。这一步，是找“形象代言人”，典型的营销手段。
1772年，巴孟泰尔提出将土豆作为痢疾患者的营养配餐，并且获得了巴黎医学院“土豆可食用”的认可。这一招，叫做第三方权威认证。
1785年，巴孟泰尔又想出了一招。他在巴黎郊区承包了一片土地，自己种植土豆，然后请求国王派人白天重兵把守，但是到了晚上再让士兵悄悄撤离。
日子久了，周围的农民自然就被这神秘的现象所吸引，有些好奇心重、胆子又大的人，甚至还偷了一些拿到自家的田里去种。
很简单，苹果公司最善于用这一招——饥饿营销。
于是，土豆在法国算是彻底普及起来。法国人开始把土豆称为“地下苹果”。而久经委屈和磨难的土豆，一度帮助法国人度过了饥荒时期。
巴孟泰尔死后，被安葬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墓地之一，长眠于此的，是在过去200多年中为法国做出贡献的名人。他的名字还被刻在巴黎地铁站，以及第10和11区的一条大道上。并且，在摩泽尔省的蒙特迪迪耶，还有他的雕像。
派重兵把守却又晚上撤掉的手段告诉我们：有时候，制造稀缺，施以禁止，反而是最大的诱惑。
第三个故事还是与铁路有关。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曲阜市，具体说就是姚村镇宋村。这个小村子正好在京沪铁路的边上，我小时候还几次跑到铁路上去捡破烂卖钱买书。
京沪铁路的前身是津浦铁路。津浦铁路（Tientsin-Pukow Railway），始建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于1912年（民国元年）全线筑成通车，是中国向英德两国贷款修建的铁路。它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火车站。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使用，南京成为连接京沪的中间站，津浦铁路也延伸更名为京沪铁路。
曲阜明明处在津浦铁路的直线位置上，然而事实上，铁路进入曲阜境内腹地不远就转向西边的兖州，然后又反过来沿东南方向过邹县（今邹城市）南下枣庄，在此地域上转了个大弯，唯独避开了曲阜城。为了绕这个大弯，在我家北边有很长一段距离的一段铁轨，甚至是东西走向的。
火车拐不了急弯，降速加上拐弯，耗时间、多占地、耗物资、费能源，就是要绕开曲阜，怎么这么折腾呢？这是我小学四年级学了地理、会看地图之后的一个大疑惑。
回到当时，在正式动工前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清政府与英、德的资本集团草签了合同，德国公司就开始进行先期的勘探工作。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勘探工作进行到了曲阜。
我在1989年第一次在三孔景区里看到黄发碧眼外国人时还惊奇不已（少见必然多怪嘛），更何况是百余年前的人？
工程师和勘探人员在农田里穿行不息，测量、插标、记录……
这就引来很多农夫观望。这些外国人，在田野里钻来钻去，还不时鼓捣着三条腿的怪仪器，趴在上面向曲阜城内窥望。这是要干什么？寻宝？盗墓？不敢想象。
坊上的村民颜士其看见这些（按辈份比我高六代），就跑去报告给了钦设林庙守卫百户张东敏。
张东敏听了之后大惊，农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再说这是在孔圣人的府邸和坟茔附近，就连忙向衍圣公府禀报。
末代衍圣公孔令贻听过之后，同样感觉事态很严重，便动身前往农田想去去阻止他们。而当时德国人却不予理会，因为他们跟清政府签过合同了，那是有契约精神的。
回到府中之后，孔令贻内心十分焦虑，觉得愧对先人，也愧对族人。深思之后，先是通过周馥（时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
周馥先是向德国人交涉：孔子是我们的至圣先师，我们尊崇他，就像你们尊崇耶稣，你们现在惊扰我们的圣地，是万万不允许的，最好的办法是修改铁路线路。
回到曲阜后，孔令贻命人贴出告示说：“上月德国公司来曲境插标，修理铁路，将标杆插于至圣林前，横斜而过，大非情理。经与电达青岛德国铁路总公司商议，将至圣林前一节所插标杆即行拔弃，请百姓放心，不要猜忌。”
这下，老百姓安心了，一些谣言也消停点了。在外地的孔氏族人听说了这件之后，也都非常高兴，祖上的陵寝不会被惊扰了。
但孔令贻内心的焦虑却没有完全散去，如果外国人就是坚持铁路线不改，还是按着以前的线路，还是要惊扰孔氏先茔，怎么办？
据说，根据津浦铁路南北径直走向，铁路线将直接穿过曲阜城的西边，其中有一段距孔林西墙根仅约50丈。
经过一番考量之后，孔令贻再次来到济南，与周馥商议，最后以“破坏圣脉”、“震动圣墓”为由，奏请朝廷使铁路线改道兖郡，也就是今天的兖州。
晚清政府虽然害怕外国势力，但毕竟事关国运，再加上孔圣人在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分量（乾隆到了曲阜万仞宫墙也得乖乖走着进门，到了大成殿也得对着孔子的牌位老老实实祭拜），奏折递到了慈禧手里之后，老佛爷这次恩准了。最终在各方斡旋和协商之下，最终还是同意津浦铁路绕道兖州。
铁路由歇马亭村入境曲阜之后，经吴村、柳庄、姚村、白家店等直达兖郡，再从兖郡经程家庄、东滩，绕回邹县。铁路距离至圣林最近距离有十余华里，不会震动圣墓。铁路也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弯。有了我小时候钻过很多火车的姚村站。
有意思的是，1919年11月8日，末代衍公公孔令贻病逝北京。灵柩运回故乡时，运送灵柩的专列所到达的地点就是位于曲阜西北的姚村火车站。由于姚村火车站离孔府足有10公里，家人迎接时走了很长时间，花了好多气力，费了很多周折。
有人说，由于津浦铁路绕开了孔子故乡曲阜，不仅造成筑路成本增加，资源浪费，还直接导致这里交通闭塞、商贸不开、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贻害后世百余年。
我小的时候，家乡很多人对兖州、东滩、邹城等地的煤矿和工业发展和交通便利羡慕不已。
但是因为不敢、不能打扰安睡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当时的曲阜人民似乎也就不敢、不能这么想问题。就是想了，你也不敢、不能这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活在“应该”里。
时光如梭，在这90多年之后，京沪高铁选线时，当地强烈要求在曲阜设站，带动旅游经济发展。最终，京沪高铁从曲阜城东经过，并在孔子作《春秋》处的息陬镇设立曲阜东站。
前段时间，京九高铁途径濮阳却不在濮阳设站的消息，点燃了濮阳人的委屈火药桶，各种“不答应”此起彼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想改变人的思想或者观点，有时候还需要时间——可能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相信你已经懂了，一件事情的成功，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形式、好的途径和方法，还需要有时间，以及——祝自己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