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军统局的电讯密码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其军政机关密码的使用也更为广泛，在密码编制技术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尤为典型的是其由戴笠负责的最主要特务机关军统局（1938年8月成立，前身为1932年4月成立的力行社特务处），自1932年起开始建立独立的秘密无线电通讯，至抗战爆发前即已形成覆盖全国、远涉海外的庞大系统，其电讯总台的月通报量达到上百万字，几乎使用了那个时代全部类型的密码，是国民党方面诸类型密码的集大成者。
军统在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系统之初，因其保密需要，没有使用通行的摩尔斯电码，而是独辟蹊径创立了一套他们自己称之为“特种符号”的专用电码。
特种符号与摩尔斯电码相比确实有其保密的优势。因为当时电报中通用摩尔斯电码，全世界的报务人员都知道这点点横横电码的含义，能够很迅速地记录下来电码，再根据电码本还原成文字。特种符号却完全不同于摩尔斯电码，不了解其组成的人，基本是没有办法抄取下来的，试图破译军统密码的势力，既不易抄取特种符号，则没有办法开展研译。
比如“军”字，其汉字明码为“6511”，如以摩尔斯电码拍发为“-..../...../.----/.----”，报务员都知道这组电码是“6511”，如以特种符号来拍发则为“--.--/.-.-/.--..-.”。如此一来，且不论军统密码保密性如何，仅其电台的特种符号就让对手难以琢磨。军统对于自己的特种符号也特意加以防护，在其电讯训练班中，只有在履行过加入军统手续的人员才可以接触学习特种符号，所以军统局使用简单的密码也能够保守其无线电通讯的机密。
但是，这套特殊的通讯保密办法在用了6年多后，到了1939年却不得不作以改变，因为当年军统的秘密电讯系统遭到一连串的破坏和叛变。自7月起，南京、苏州、镇江及山东全省的电台因为叛变而被破坏；10月，北平又有1座电台被破获；12月，武汉台也被破坏。总计全年被破获或叛变的电台数量达18座。在沦陷区电台频频被敌伪破获，很多电讯人员投敌，特别是军统局电讯督察李开峰投靠日伪后，专门从事破译工作，不仅使得特种符号的保密作用丧失了，而且让敌人一听到这类电波，就知道是军统的电台，必然会加以注意，如果长期监听，也存在被敌人破译或破获的危险。因此，军统在1939年10月停止使用特种符号，改用通行的摩尔斯电码。
军统局自1933年12月起即开始其电讯侦察工作，从侦察工作中摸索了较为丰富的电讯保密工作经验，这直接就体现其密码编制较国民党其他系统要更科学些。军统在1934年曾派出人员到黄季弼处学习破译，但学成后却在戴笠安排下回到了译电部门负责编制密码。军统电讯工作负责人魏大铭起初不甚理解这一安排。直到抗战中，天津抗日杀奸团的祝宗梁由重庆返回天津，戴笠命发给密码本，祝宗梁却认为密码本不便携带。戴笠命令魏大铭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军统局自用的密码是由译电科编制，而译电科是不与通讯部门往来的。但为了解决密码携带问题，译电科科长姚敦文亲自携带密码本来见魏大铭，魏大铭发现，“译电科的密码指标，可以放在电文内任何位置，相当复杂，确实甚难破译，需要些技巧”，魏大铭由此恍然大悟，竺烈民等学过破密技术的人员正是指导密码编制的最佳人选。他还引述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暗号班人员的话，说抗战中“国军的密电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能破译，只有军统局金华站有一种破译外，其余均未破译过”，以此来证明戴笠安排破译专家来编制密码的高明。
在军统内部电讯工作安排上，将报务部门与译电部门分开，据毕业于军统息烽训练班的报务员胡衡德回忆，“收报工作和译电工作是分开的，我们收发人员见不到密码，所以我做了好多年电讯工作，但电讯上到底说些什么，我全无所知。这也是军统局防止泄密的措施之一”。通过分隔报务与译电部门的办法，防范了以往报务员容易在电台通报中不慎泄露信息的问题。
军统局的译电部门除了负责译电外，还负责密码的编制，其密码编制工作更是由曾经参加过密码破译的人员担任。因为他们对国内外各方的电讯密码有所研究，所以在其自用密码的编制使用方面能够做到特别加以注意。
一是大量编制密本。据在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第四期学习的马永德回忆，“军统局有其专用的填写密码码本，必要时可利用通用的明码本填写密码。有时为了更严格保密，多用局内码本”。当一些特工人员在接受特工任务时，由局本部主管科室指定专人与之接头，领来两本码本仅其二人商定填写办法（即单线联络办法）。可用毛笔或钢笔在码本每页的左边右边上方角上填写拟妥的四位数字，填在每页角上的即称角码，每页上方称横码，左右两边称直码，可再拟定。尔后使用办法：或以1、3、5、7、9日，用直码加横码减角码；或以2、4、6、8、10日，用横码加直码减角码求出来四位数字就是密电文上要用的四个阿拉伯字。当单日子用过相当的时日后害怕保密度不强，双方可再改用双日子。据1939年统计，当年由军统局编制分发的密码本达529部，这样即使某地某本密码被破译，也不至于影响到其他地方的使用。
二是分类发放密本。按照电报往来的多少，决定不同级别密本的发放，其中，站以上发最机密的密本，组或小组发次一级的密本，个人则发普通密本，另外编制了一种会计专用的密本，专供会计部门来往文电使用。为了使用方便，密码还分为业务与军情两类，凡是四字数码电报，都属于业务电讯，由军统局第四处处理；五字密码大多是军情电讯，直接送给局本部译电室翻译。
三是审慎使用密本。因密本发放较为广泛，可能被敌人获得，敌占区也很难做到经常更新密本，于是在使用密本的基础上，另引入美国发明的“加码法”（又称“活译法”），也就是在使用密本一次加密后，另外再加上约定的数码，这样就使得原码再次发生变化，在报文中相同的文字呈现出的电码也就不会相同，使得敌人无法通过报文分析来破解密码。加码法在1938年底开始使用，1939年逐渐推广全国各区站及直属组，成为军统秘密通讯中最常用的密本使用办法。抗战胜利后，对各省站增加密本发放数量，一个省站就有好几套密本，加码表也经常更换。
如这份从中美合作所档案中摘录下来的电报，能够较好地说明军统局的密码编制和使用。这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由上海发给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转报戴笠的电文。使用的是五字密码，一组五码数字对应单个汉字或固定用语，说明这种密码已经彻底脱离开传统的四码数字明码本体系。从短短的电文来看，“兄”“合作”“先生”等字词均有重复，而电码却不相同，说明已实现了“同字不同码”，编制得相对较为科学。从脱密手续来看，抄报纸上标注的“非本股承译送中美所译办”，是由军统局译电股批注的，说明这一密码电报应由中美合作所负责翻译。
长期活动在日占区、曾任军统局上海行动队队长的毛森，总结过他的电台未被敌伪侦破的经验，除了设台地点保密、突然发短报等原因外，在密码使用方面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注意不使用通用的报文格式，常用报头报尾字眼“先生”“钧鉴”“职”“叩”等坚决不用，“将上级长官尊称及自己姓名（皆用化名）、日韵、时刻等，插入电文中间，不列在头尾，使其找不出相同电码，无从着手侦破”。二是当时军统的密码通讯中使用加码表，但因加码表很难送到敌占区，“我国自作聪明常规定用诗词（如木兰词等）译成明码，作为加码表，与密码本查出之字逐一相加”，敌伪方面如军统叛变的李开峰等人很熟悉这种以诗词作加码表的办法，这种密码保密性很差，毛森的译电员在使用中极为谨慎，坚持使用美式加码表，终于能够保守秘密。毛森认为他在日占区活动的最大成功就是保持电讯联络。
正如毛森所说，加码表的问题是军统密码的一个软肋。如1939年12月，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的第六组对军统局局本部密码工作是这样评价的，“译电部门工作颇为紧张，编印密本也能随时变化，符合保密的要求，不过加码表未能每日变换，尚需改进”。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其所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也认为，“戴笠的情报机构从未采纳过克格勃倾向于使用的一次性密码簿制度。这是目前人们知道的最安全的密码系统”。魏斐德所说的克格勃使用的“一次性密码簿制度”，是苏联情报机关长期使用的密码体制，因为其在密码本基础上使用了“无限乱数”，从而使得密码电文完全不重复，真正做到了一次一密，所以是那个时代最为安全的密码系统。中共方面使用的高级密码“豪密”，也是属于这一体制的。
军统的加码法密码在原理上与苏联情报机关密码是相同的，但其在使用中为方便起见，往往是使用的诗词译为明码作加码，甚至很多时候如毛森所说的，就是使用一句常见的七言诗句作加码，这样在报文中很快会出现重复，其密码就不会做到绝对安全。能不能破译他们的密码，主要是看对手的水平。魏大铭说，“军统局在沦陷区内电台经常通讯者，每天将近百座，七八年来，从未因敌人侦测或破密而遭破坏”。
其实，这只说明日本人还不具备破译军统密码的能力，并不能证明军统密码的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二局，经过被称为“密码脑袋”的破译专家王永浚半年时间的艰苦研究，于1939年夏天即解决了密本加表密码的破译技术问题，从军统密码入手，破译了蒋介石军队及军统等特务系统的大量密电，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和在各地制造的反共活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为此给王永浚题词：“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
ps:至今已发在简书的全部章节标题如下：
第一章中国密码战的开端
第一节汉字，电码，密码
第二节密码的出现
第三节密码破译活动与甲午战争
第四节清末民初密码的应用
第五节密电剖疑“刺宋案”
第二章破密第一人
第一节国与共，谁第一
第二节破密第一人蒋宗标
第三节张大帅的“黑室”
第三章偷看他人信件的绅士们
第一节偷看，也许还能看破
第二节偷密码的人
第三节蒋介石与阎锡山的暗战
第四节成败皆因密码破译的刘湘
第四章密码编制技术的发展
第一节国共密码之比较
第二节军统局的电讯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