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骈拇》 （第八）外篇

原文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枝于手者，龁之则啼。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侍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译文

并生一起的脚趾，枝生出来的手指，是由自然天生的，超出正常人所得。附赘身体的肉瘤，是属病态生出的，超出天生的本体。推行仁义去扩充、人们自然的本性，并将仁义的作用、比附于五脏功能，这样去做不合乎、人们道德的本性。所以足趾并生是、连缀一块无用肉，枝生出来的手指，是一无用的指头，它们畸形出自然，而非后天加上的。然而仁义就好像、五脏病生的肉瘤，它是多余有害的。仁义将邪僻理论、强加于人的行为，并滥用人的才智。

超出本体多余的，眼睛过分的明亮，就会迷乱于五色，就会乐编织文采，就像华丽礼服上、色彩斑斓地耀眼，离朱正是这种人。超出本体多余的，耳朵过分的灵敏，就会精于谱五音，就会热衷用六律，金石丝竹的乐器，黄钟大吕的律调，奏出音乐不惑人？师旷正是这种人。超出本性多余的，儒家编制出仁义，用于闭塞人天性，从而捞取好名声；岂不是使天下人，喧嚷仁义去奉行、力所不及的礼法？曾参史鰌他们俩，是这类人的代表。超出本性多余的，名家长于施辩术，累瓦结绳般用词，玩弄辞藻说空话，并且心思驰骋于、坚白同异论题上；这些难道不都是，为求名誉苦精神、争执利益的言论？杨朱墨翟他们俩，是这类人的代表。上述病态生出的，附加在了人性上，是多余旁门左道，不是让精神自由，不是天下至正道。

那些合乎于自然、本然实况的事物，既不失人的本性，又能真实感受到。它们合生在一起，那就不算是过错；它们枝生出来的，也就不算是多余；长的不算是多余，短的不算是不足。野鸭小腿虽然短，接上一段会痛苦；野鹤小腿虽然长，切去一段会悲哀。事物原本是长的，不可随意地切断；事物原本是短的，不可随意地接长；这样各种的事物、也就没有忧虑了。哎呀仁义或许是、不合人的本性吧！不然倡导仁义者，为何会多忧愁呢？

脚趾并生一起的，切开那就会哭泣；手上长出六指的，咬断那就会哀啼。上述这两种情况，或多应有手指数，或少应有脚趾数，不管是多还是少，忧愁都是一样的。当今世上的仁人，放眼而望会忧虑、世间人们的祸患；那些不仁义的人，遗弃真情与性命，不择手段贪富贵。哎呀仁义或许是、不合人的本性吧！不然夏商周以来，天下的人为什么、因它喧闹不休呢？

依靠样规和墨线、圆规矩尺去校正、天下事物的形态，这是损伤了事物、自然本体的行为；依靠绳索和胶漆，强制性地把事物、相互粘合在一起，这是剥夺了事物、自然状态的行为；运用礼乐和仁义，对民爱抚和教化，安慰天下的民心，这是违背了事物、自然真情的行为。天下事物各自有、它们本然的真性。所谓本然的真性：曲的不靠样规校，直的不靠绳墨画，圆的不用圆规圈，方的不用矩尺定，粘合不必用胶漆，捆缚不用绳收紧。所以天下万事物，自然生长而不知、自己 是怎样生长，各得其所而不知、自己为何有所得。古今道理是一样，人们不能人为地、让事物受亏或益；然而为何用仁义，如用胶漆和绳索、缠绕粘合道德呢？这样一来就使得，天下的人迷惑呀！

小的迷惑会使人，搞错自己的方向；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自己的本性。怎么知道如此呢？虞舜标榜仁义来，扰乱天下人有的、自然本性的和谐；人们奔命于仁义，岂不是用仁义来，改变人的本性吗？所以我们今天就、试着讨论这问题：从夏商周三代来，天下无人不是用、外在事物来改变、自己自然的本性。小人是为了私利，从而丢失了性命；士人是为了美名，从而丢失了性命；大夫为扩充领土，从而丢失了性命；圣人为世人幸福，从而丢失了性命。所以这样四种人，事业虽然各不同，名声称谓也不同；但在伤害人本性，为了外在的事物，丢失性命这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臧和谷这两个人，同时各自去放羊，都把羊给放丢了。问臧干什么去了，他说是挟着鞭子，手拿竹简在读书；问谷干什么去了，他说玩博塞游戏。两人所做事不同，但在丢羊这事上，他们却是相同的。伯夷是为了清名，饿死在首阳山下；盗跖是为了利益，死在了东陵山上。他俩死因虽不同，但在残害生命上，在伤害人本性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何必要赞许伯夷，而去指责盗跖呢？天下的人都在为、某种目的而献身；有为仁义而牺牲，世俗称之为君子；有为财货而牺牲，世俗称之为小人；但在牺牲这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有的被誉为君子，有的被责为小人；若就残害人生命，损伤人本性而论，盗跖伯夷都一样。何必要在他们间，区分君子与小人？

改变本性求仁义，虽像曾参和史鰌、那样精通仁和义，不是我认为完好；改变本性求五味，虽像俞儿善调味，不是我认为完善；改变本性求五音，虽像师旷通乐律，不是我认为聪敏；改变本性求五色，虽像离朱用色彩，不是我认为明锐。我所认为的完好，不是称道的仁义，是人各有所得宜；我所认为的完善，不是守仁和行义，是人依性而顺情；我所认为的聪敏，不是超自然本性，听到外在的声音，是人含藏他们的、自然本性的聪敏；我所认为的明锐，不是超自然本性，看到外在的文采，是人含藏他们的、自然本性的清明。不能看清他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他自得，而求别人之所得，是求别人之所得，不安自己所应得；人若贪求能达到、别人达到的程度，是求别人的程度，不安自我的境况。那些跟着别人的、价值导向去生活，从而失去自身的、自然本性的人们，无论盗跖和伯夷，同是偏僻的行经。我愧于不能认识、宇宙事物的变化，愧于不能够理解、事物变化的规律

所以不敢说从上、奉行仁义的节操，并且也不敢从下、去行偏僻的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