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六经
中国古代的各派哲学家由于有了私学而兴起，其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大量招收私人学生的第一人，有的学生还陪伴他周游列国。他的思想见于他的言论集《论语》，这是由他的几个学生收集编撰而成的。（或者可能有再传弟子）
孔子姓孔名丘，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在今山东省南部，祖先是周朝之前的商朝后裔，商朝被周朝取到后，后一封宋国由于政治动乱，可是家族在孔子出生前已经失去贵族身份，迁居鲁国。
孔子生平详见中国最早的史籍《史记》第47章《孔子世家》。从中可以知道孔子家世贫寒，在鲁国政府任职到50岁时已经升到高位。由于政局混乱，被迫退职出走。此后13年间，他周游列国，指望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理想，却到处碰壁。晚年回到鲁国故乡，三年后逝世，时为公元前479年。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刘歆论道儒家时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孔子时代的私学，讲授“六艺”，是指儒生应当学习的《诗》《书》《礼》《乐》《易》及《春秋》这六门功课。《乐经》现已佚失，《春秋》是鲁国篇年史，记载了鲁国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79年的历史。《易经》原来是一本卜筮之书，后来儒家把它作为形而上学来看待。
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六经是孔子所著；另一派认为，孔子著《春秋》，篇《诗经》和《书经》，评注《易经》，修订《礼记》和《乐经》。
其实，六经之中，没有一卷是孔子所著、所编、所评注或编纂。孔子并不是有意识的写书给后人阅读，当时私人著述还没兴起。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人教师，但他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述家。私人著述是在孔子之后才兴起的。
早在孔子之前，六经便已经存在了，它们是孔子所继承的文化遗产。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孔子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儒生。他希望经他教导的学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即所谓“成人”。
作为教师，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向学生解释古代的文化遗产。因此在《论语》中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
另一方面，在解释古代的典制、思想时，孔子是以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去诠释古代的经书。如讲授诗经的时候，他强调其中的伦理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说明孔子在讲授经书时，注入了新的思想。
孔子的弟子也仿效老师，在传授经书时注入了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样，在历代传授经书的过程中形成了无数注解和诠释，后来形成的《十三经注疏》，其中大部分是对六经的注疏。
这是孔子和与他同时的其他儒生不同的地方，使它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由于这派学者都是谱习六经的专家，因此他们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不仅对经书与心的解释，他对个人与社会、人与天、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都有自己的见解。
关于社会，他认为，一个社会要能够走上正轨、井然有序，首要是“正名”。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问老师：“卫国国君期待你去施政治国，你准备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一定要先正名分）。《论语·颜渊》篇还记载，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换句话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君应有的品质。即“为君之道”。如果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实”（实质），成为名实一致。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具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配不上“君”的名字，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在社会里各有职责和义务，任何人有其名，就应当完成其责任和义务，这便是孔子主张的“正名”的意义。
仁义
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人一者一夜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循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易。用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常用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图“利”。儒家认为“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儒家认为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的儒家常常强调“义利之辨”，认为这是道德学中最重要的一点。
“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得多。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循的义务，那是他应该做的。但是这些义务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为父之道就是由爱子之心出发去对待儿子，为子之道就是由爱父之心出发对待父亲。《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它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词自此有时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行，这便是隐忍一词的含义，在这场合下，“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
忠恕
《论语·颜渊》篇记里记载，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里还记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因此，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并不仅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还有另一方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
后来，有的儒家把忠恕之道称为“絜矩之道”，意思是说，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礼记》中有一章《大学》，汇集了公元前三世纪到前二世纪儒家的一些著述，其中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礼记》中还有一章《中庸》，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中第13节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上述《大学》的段落着重讲的是，一个人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怎样由人及己，懂得所不应当做的方面；引自《中庸》的段落，着重讲的则是一个人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推己及人，怎样主动去做。无论是哪种情况，用以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都出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
忠和怒的做人原则也就是“仁”的原则。因此，一个人按“忠”“恕”行事为人，也就是“仁”的实践。这种实践引导人去完成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就包含了“义”这种为人的品质。因此，“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论语》中，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每个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絜矩），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实践“仁”的方法，就是这样简单。因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儒家从“义”又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人做自己所当做的，因为这是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不是由于道德要求之外的任何考虑。在《论语·宪问》篇里，一位隐士讥讽孔子，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微子》篇中，子路告诉另一位隐士老人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后面将会说到道家主张无为，儒家则教导为而无所求，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去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己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命”字通常译作“命数”“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门日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做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
能够这样做，人就不必拳拳于个人得失，也不怕失败，就能保持快乐。这就是孔子何以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是因此，他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
孔子的心灵修养
在道家著作《庄子》一书中，我们看到道家往往嘲笑孔子的眼光只限于仁义道德，只知道道德价值，却不知道还有超越道德的价值。从表面看，他们所说是对的，而从深一层看，他们其实是错的。孔子对自己的灵性修养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所说的“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志于道。”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所说的“道”，含义是“道路”或“真理”。孔子说他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说懂得了立志学道。现在人们所说的“学”，是指增长知识，而“道”则是指悟性的提高。
孔子还说：“立于礼。”（包括礼仪和举止得当。《论语·泰伯》）他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的含义，意思是他到30岁时懂得了行事为人的准则。
他说四十不惑，从前引《论语·子罕》篇之“知者不惑”可以知道，他回顾自己，到40岁时，懂得了人生的智慧。
直到这时候，孔子所认识到的大概只是道德价值。但是自此以后，到五十、六十岁，他懂得了天命和顺命。换句话说，这时他进一步懂得了在道德以上的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和苏格拉底有点像。苏格拉底觉得自己是承受了天命来唤醒希腊人；孔子也觉得自己承受了一种神圣的呼召。例如在《论语·子罕》篇里记载，孔子及其随从弟子曾在匡这个地方遭到拘禁。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如果天意是要让文明灭亡，后人如我者流，就不会有参与文明的机会，既然上天没有要让文明毁灭的意思，匡人就阻挡不住我的工作。）《论语·八侑》篇还记载孔子率弟子过仪这个地方，会晤了当地小官，这位官员见到孔子之后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天下无道已久，上天是要把夫子当作唤醒大众的警钟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做他的工作吋，意识到他是在遵循天命，受到上天的呵护；换句话说，他意识到那比道德更高的价值。
孔子所意识到的比道德更高的价值，和道教所意识到的有所不同。道家并不承认一个有智慧、有目标的上天，他们所寻求的是与混元真体的神秘结合。因此，道家所主张和经验的超越道德价值比通常所说人际关系中的观念更为超脱世俗。
如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孔子到70岁时，可以从心所欲，而所做的都合于规范，他的行为不再需要意识去引导，可以顺乎自然。这表明了圣人在心灵修养上最后阶段的造诣。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西方，人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就是孔子。在中国，孔子虽然家喻户晓，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就历史说，他生前主要是一位教师，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位；但在去世之后，渐渐被尊为唯一的夫子。地位凌驾于所有其他教师之上。到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他的地位又被提高了。当时有些儒家甚至认为，孔子受命于天，继承周朝之后，开辟了一个新朝代，这个朝代没有皇朝，也没有帝王，但孔子成为无冕的“素王”。这个说法如何能与历史相适应呢？按照这批儒家学者的意见，早在《春秋》中便预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孔子修《春秋》的本意并不是为鲁国修史，而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孔子被推崇到比君王更高的地位。当时不少人认为，孔子是一位人间的神祇，他预知在他以后会有一个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而预先悬示一个政治理念，使汉朝有所遵循，把它付诸实现。这种说法盛行于西汉末年，这时候孔子位极尊荣，儒家俨然成了一种宗教。
这个时期并不太长，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初，儒家中崇尚理性的一派尽上风。自此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一位神祇，但他是人们心目中最崇高的“夫子”。直到19世纪末，因为孔子受命于天，应当成为帝王的理念又曾盛极一时。此后不久，清朝被推翻，民国成立。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到人世之下。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是承认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不再是唯一的夫子了。
孔子生前已是人民公认的渊博学者。《论语·子罕》篇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意思是说，达巷党这个地方有人说，孔子是个伟大人物，学问广博，以至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成就。）从前面引述中可以看到，孔子认为自己继承了古代文明，极力加以复兴；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他。他自称对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实他的学派对古代文明重新诠释，取古代文明的精华，创立了一个文明传统，一直延续到晚近的时代。现在，中国又面临一个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在历史上虽然只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位，但明中叶后尊崇他为“至圣先师”，可以说是不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