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来源：《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1、孔子生平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 551 年生于鲁国，它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做了高官。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 年。

2、孔子和《六经》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

    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7 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

        一方面，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

      另一方面，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予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3、社会秩序——正名

治理国家先要“正名”。“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

孔子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

     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

      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

      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4、人的德行——仁、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1）仁者爱人

      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

     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

（2）义利之辩

      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5、仁之方：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推己及人   

 忠（肯定方面）--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恕（否定方面）--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絜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6、知命——无所为而为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

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

      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做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做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

7、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1）孔子志于学=志于道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

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2）孔子体验的超道德价值

        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混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8、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

    到公元前2 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的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

    再到公元前 1 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

    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1 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

    直到 19 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

【想法】结合另一本说历代财政制度的书看很有立体玄妙感，政治之术于乱世是“统”，于太平是“治”，而“思想”和“经济”就是治的两条腿。“统”是前置条件，但“治”不好了也很快分崩离析。那么在什么背景推崇什么样的思想就很有考究了，秦焚书坑儒到汉独尊儒术，秦是第一个统一帝国，更多是土地上的统一，之前割据太久并无先例，其推崇“法家”便是以铁律奠定根基。而汉朝是进一步更为深入的大一统，当群众对制度有了敬畏服从之后，便要深入到思想，儒家三纲五常便是再好不过的武器了。西方好像也是这样，罗马帝国从铁血法典到经院哲学，好神奇，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