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桑、黎塞留和笛卡尔，分别是17世纪艺术界、政坛和哲学界的三位巨人。而16世纪则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科学启蒙的世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麦哲伦、马丁·路德、加尔文、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帮助欧洲人打开了眼界和思想，造纸术和印刷术加快了知识的传播。虽然罗马天主教会对于知识的垄断和思想的禁锢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是，很多人还没有从反智主义和僵化思维中彻底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精神在欧洲日益兴起，激励着有理性有热情有追求的人们在前人智慧和经验的基础上去更广泛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和人，并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战胜挑战，建立一番丰功伟业。
出生于这样的时代，对于有理性有热情有追求的普桑、黎塞留和笛卡尔无疑是很幸运的，他们渐渐地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一步一步搞清楚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并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在过程中有取有舍，有继承有突破，最终，在自己的领域中各自开辟出一条道路，让后人可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一）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普桑的父亲是一个退役军人，惨淡经营着一个小农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去做律师。普桑八岁的时候，看到一个画家为当地教堂作画，他知道了自己想要做一个伟大的画家。青年时期，他在法国各城市辗转学艺，靠画画谋生，看到一个收藏家所藏的拉斐尔作品，他知道了自己想要去意大利学习绘画。二十多岁时他曾经攒足旅费到达佛罗伦萨，但是，以他的当时画艺还无法立足，贫病交加，只得返回法国。1622年，他结识了来法国旅行的著名意大利诗人马里诺，并为马里诺的诗集画插图，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友。1624年，马里诺把普桑带到意大利，至此，三十岁的普桑终于可以潜心学习研究拉斐尔、提香等大师们的杰作、技艺和艺术理念。
黎塞留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父亲曾经为亨利四世效力。学习军事和神学之后，黎塞留被亨利四世任用为小教区的主教，从这个卑微的起点，他一步一步走上位极人臣的巅峰。贯穿他的政治生涯，黎塞留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就是一个强大的法国，即一个无论是内政、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殖民地，还是宗教、文学、艺术和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强大的法国。临死前，他把自己精心书写的巨著《政治遗嘱》和一笔巨款留给国王路易十三；当被祷告牧师问到，是否原谅他的敌人时，为加强王权而树敌无数的黎塞留坦然回答，“除了国家公敌，我没有敌人”。黎塞留做过很多残忍、狡猾和卑鄙的事情，也做过很多睿智、英明和伟大的事情，不管阴谋阳谋好事坏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法国强大起来。关于这一点，法国人要等到1871年法国输掉普法战争之后，才能真正明白。
笛卡尔生于富裕的贵族家庭，他不用为金钱操心，对于权力和虚名也没有欲望。笛卡尔想要的是寻求“世界这本大书”的智慧。笛卡尔很早就发现，神学院教科书上所谓的精妙论证都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假说。他周游欧洲，结交饱学睿智之士，“随处对遇见的种种事物注意思考”，并“收集各种知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在睡觉的时候，梦见自己“被风暴吹到一个风力吹不到的地方；得到了打开自然宝库的钥匙；开辟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道路”。从迷茫到清晰，笛卡尔慢慢搞清楚自己想要的，就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体系之外，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在当时，数学、物理学、生理学等学科都从属于哲学）。1628年，怀着坚定的信念，笛卡尔移居荷兰，并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一直过着离群索居、安静自由的学者生活，潜心学习、研究、思考和写作。
（二）搞清楚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并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普桑在对绘画艺术的追求上极其勤奋和专注。当他的诗人朋友马里诺把他推荐给红衣主教巴尔贝利尼时，马里诺是这样说的，“你将发现这个年轻人有着魔鬼似的狂热，疯狂地沉浸于绘画中。”他要么阅读古希腊罗马的书籍，要么醉心于意大利的山水风景，要么整天画画，要么研究拉斐尔和提香；不过，他“既不像拉斐尔风流多情，也不像提香热衷名利”，而是过着朴素自律的生活。普桑更愿意相信努力而不是相信灵感，他独立完成了大约400张画，其中342张留存至今，另外还有1300张素描。
普桑在意大利的早期作品（例如《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清晰地反映出拉斐尔和提香的影响：来自神话、历史和宗教的题材，戏剧性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复杂而典雅的构图，井然有序的几何结构，众多有雕塑感的形象，鲜艳的色彩和明亮的光线，充满象征意味的细节，“梦幻般的整体感”，以及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崇高气息。这幅名为《日耳曼尼库斯之死》的作品是普桑受红衣主教巴尔贝利尼的委托创作于1628年，它在普桑的绘画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798年，享誉英国的瑞士画家弗斯利写道：“即使普桑没有创作其他绘画，仅凭这一幅作品他就可以获得不朽名声”。
日耳曼尼库斯（公元前15年-公元19年），是深受罗马军团和民众爱戴的英雄，也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人。历史学家认为，他很可能是在处理东方事务时被叙利亚总督皮索下毒而暴病身亡，而指使皮索的人则是皇帝提比略，因为提比略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任罗马皇帝。在日耳曼尼库斯的床边，将士们悲痛欲绝，有人指天发誓要替他报仇。掩面哭泣的女人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她牵着的小男孩名叫卡利古拉。随后，皮索在罗马接受审判期间自杀身亡；阿格里皮娜后来因为谋划对皇帝提比略的反叛而被放逐，并死于流放之地；卡利古拉在遭多年软禁和死亡威胁之后，成为提比略的继任者（卡利古拉，罗马帝国的第三任皇帝，最终沦为一个疯狂的暴君，并被禁卫队队长杀害）。罗马帝国早期三个著名的悲剧性历史人物在普桑的这一幅画中同框，几多悲情惨剧，几多权力斗争的阴谋冷血，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不禁感叹唏嘘。这幅作品完美地奠定了普桑在意大利和法国画坛的古典主义大师地位，并且，它也为即将诞生的法兰西绘画与雕塑学院指明了历史画的方向；两百年后新古典主义代表雅克-路易·大卫的绘画风格隐约浮现。
和普桑一样，黎塞留也是一个非常爱读书和思考的人。普桑用绘画语言，黎塞留则用文字来表述思想。1618年，作为摄政太后的亲信，黎塞留被发动政变的国王路易十三放逐到阿维尼翁；在这里，他写成了《保卫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原理》一书。该书得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的欣赏。1622年，黎塞留被教皇提拔为红衣主教。此前，他成功地协调国王和太后的关系。路易十三对黎塞留非常满意且日益信任。1624年，39岁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出任法国首相。“怎样让法国强大起来”，是黎塞留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问题。
“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耶稣的这句话记录《马可福音》中；法国历史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大贵族和国王之间的斗争，天主教和新教势力之间的斗争，让许多法国国王颜面扫地，让法国长期疲弱不堪，频频受辱于英国和西班牙。近代政治学奠基者马基雅维利（1469年-1527年）同样对意大利的内部分裂痛心疾首，他在《君主论》中热切地主张君主加强王权，建立强大的军队以便早日统一意大利，恢复古罗马的荣光。从《圣经》、《君主论》、历史和政治实践中，黎塞留搞清楚了让法国强大的核心关键，他把自己的施政纲领总结为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从本质上讲，这两个目的其实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即消除法国内部纷争，让法国统一起来，同时，让法国外部的敌人分裂，相互纷争。这意味着对内严厉打击反叛国王的新教势力和封建贵族，强化中央集权，对外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英国、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去对抗号称天主教保护者的神圣罗马帝国，左右“三十年战争”的走向（最终，黎塞留给法国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而这正是法国在欧洲大陆上两百多年霸主地位的来源之一）。
笛卡尔很清楚既然自己要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那么，他就不能依赖任何权威，即，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是由亚里士多德或教会所提出来的就把它当作真理接受下来。他意识到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制定出自己的“理性的规划”，也就是说，要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可以系统地有序地进行思维。他说，“非常肯定的是，毫无章法的探讨和混乱的反思只会惑乱自然之光，并蒙蔽我们心智的力量。”（笛卡尔在书中数次使用“自然之光”这个词代指“理性”）。
在他最重要的名著《方法论》（1637年，又称为《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中，笛卡尔总结了一套可以应用到所有知识领域的方法，它包含以下四条规则：
“第一条，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与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的心里、使我无法怀疑的事情除外，不要多放一点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把我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他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无疑。”
在今天的人看来，笛卡尔总结的方法论似乎平淡无奇，理所当然，但是，在普遍迷信权威的当时，笛卡尔的方法论有着很大的革命性，它帮助人们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以怀疑的态度、理性的精神、有序的条理去摸索世界和人的真相。在1960年系统工程的方法论诞生之前，西方科学研究基本上就是按照笛卡尔的方法论进行的。
普桑、黎塞留和笛卡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取舍，哪些继承和突破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欣赏几幅普桑在意大利的早期作品：《圣伊拉斯谟的殉道》1628年、《诗人的灵感》1630年、《海神的凯旋》163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