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国度。一个大总统母嘎贝统治了三十年，在发展中抱尽了各种大腿，从西方列强到红色中国，每一次为了显示跟新大腿的亲密无间，都无一例外跟前大腿非常的决绝，终于在歪歪扭扭的前进道路上把自己成功地洗白成了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黑人兄弟。
津巴布韦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通货膨胀及其严重，有点像二战后的德国。单纯的津巴人以为止住物价飞涨的办法就是将货币面值给加大，于是出现了千万、十亿、千亿的津巴布韦币，印出来的大票子红彤彤的，像极了中国烧纸用的冥币，但即使是这样，千亿大票也不如一美元值钱，于是整个津巴布韦的货币系统完全崩溃，国内通用的货币变成了美元、普拉（博茨瓦纳通用货币），甚至是实物交换——有的津巴人坐长途车去另一个城市，全国统一票价是一只老母鸡，如果老母鸡在长途过程中很争气地下了一个蛋，那么这个蛋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司机的小费。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津巴人纷纷跑到周边国家去谋生路，博茨瓦纳作为南部非洲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国家，自然成了津巴人的首选。 我们当时所在的项目就有很多津巴人，理查德就是其中之一。
理查德是一个水车司机，将近40岁的年龄，大大的眼睛，非常清澈，岁月在他的脸上刀削斧凿般刻下了各种印记，唯独给他留下了一双美丽的眼睛；消瘦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皮肤棕黑，属于扔在人群中肯定找不着的那种普通类型。
然而，他是我最好的水车司机。执行力高，我说的任何事情他都不折不扣地照办，毫无怨言，手脚干净，从不偷东西，这一点说起来好像不算优点，可是能在津巴人中挑出来一个完全没有小偷小摸习惯的人，真是不太容易了。理查德总是微笑着跟我说话，他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他说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刚刚4个月大，他说他的家人都在津巴布韦，到了圣诞节他把攒的钱都拿回家，够把房子的围墙全砌起来了，如果花的节省，还可以给家里加装一扇门。
由于邻国劳工的大量涌入，导致博茨瓦纳国内的就业形势变得严峻，于是博茨政府下令，严格审查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可以引进国内稀缺技术工种劳工，但是申请费很高。门槛的突然加高使得在博茨的津巴人无所适从，他们绝大部分空有一身力气，并且即使是有一技之长，他们一样付不起高昂的工作证申请费。理查德就是黑户中的一员，虽然他干的是博茨瓦纳最稀缺的水车司机工作。警察经常光临我们施工现场来突击检查外地劳工，这种例行检查有时很严厉，甚至出动直升机，这种情况下，这些津巴来的黑户劳工通常落荒而逃，一头钻进茫茫的原始灌木丛林没命的跑，以期能躲过检查。
介于理查德工作上优秀的表现，我决定给他办一张合法的博茨工作证。拿到工作证的那一刻，理查德很激动，连着跟我说：thank you,sir!——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只是举手之劳；而对于他来说，则好像是开启了一道光明的大门。
我不愿意听过多的感谢，只是告诉他以后好好做事。他则对我更加谦卑起来——平时给我递东西的时候都是右手掌朝上，左手托着右胳膊，半弯着腰，等我把东西从他手上拿走，他会跟我说一句：thank you, sir；开着20吨的大水车在路上，碰到我的车从后面开过来，一定把双闪打开，慢慢让到路边，让我的车先过去。
有一天，我的黑人大工长告诉我：理查德近几天可能是病了，越来越瘦，早上起来一直在抖，并且还时常呕吐。我一惊：这种情况下应该马上去医院，根本不能再操纵大型机械了，如果途中病发，后果不堪设想。我赶紧开车赶到施工现场，找到正在水车里面的理查德，询问他的病情，并告诉他应该马上去医院。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以往十分顺从的理查德，这次表现得非常激动，冲我大吼大叫，说他根本没有病，健康得很，还让我告诉他是谁给他造谣，他要去揍那个家伙。
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当然希望他是健康的，可是他如果真的瞒报病情，一旦出现问题，他要丢掉这份工作，我也要受到严重的损失。他一再对我表示他很好，让我放心。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怕因为去治病而丢掉这份工作，他知道我这儿紧张的施工进度——不可能空出水车等他哪怕一个礼拜的。但是我不能让他用命去保住工作，到了晚上下班时，我和我的大工长再次找到理查德，让他尽早去医院——他在下班前又呕吐了几次。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虚脱了，看到我来了，他马上强打精神。
我再次严肃地告诉他，甚至是命令他必须马上去医院看病，不能拿性命开玩笑。同时，我让他不要担心，安心养病，等他好了再回到项目，我一定给他安排工作。
没有人能理解穷困而肩负责任的人对工作的珍惜与渴望，理查德并不相信我的话，此时的他就像霜打的茄子一般，萎靡地趴在水车窗口望着我，一声不发，清澈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祈求与失落。理查德当然明白我是对他好，他只是难以割舍这个工作机会。
第二天，理查德果然没来，以后就一直也没上班。听他的老乡说，他回津巴布韦去治病了。到了月末，开工资时候没人能替他把工资带过去，我就一直替他保管着，想着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把钱亲手交给他。
又过了一段时间，理查德的老乡告诉我，理查德死了，艾滋病。由于博茨瓦纳艾滋病高发，黑人兄弟们在这方面也不检点，我们项目二三百号劳工，偶尔因为艾滋病死了一个两个，对于在非洲呆了好几年的我来讲，已经是见怪不怪。只是，理查德的工资却成为了我的一个愁事——这两千多普拉该让谁转交给他的家人呢？
两个月后，突然有一天，我的黑人大工长在对讲机中大声叫我，急切地告诉我理查德的妻子来了，就在机修院子里面等我。我马上从现场回到办公室取了理查德的工资，赶到机修院里。见到理查德的妻子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一块大布把浑身上下围了个严严实实，应该是块花布，可是因为太脏，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了，头上包着一块黑布，坐在机修院废弃的大车轮胎边，身旁放着一个布包，手里捏着一个已经揉熟了的塑料薄膜夹，里面放着几张纸，一脸的尘土与疲惫，双眼通红而浑浊，直直地望着远方，就连我来到她的身边都好似浑然不觉——也不知她是熬了几个昼夜才从津巴布韦赶到博茨，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巨大悲伤已经把她击得麻木，对周围事物已经失去了本应有的感知，唯有一双坚毅的眼睛死死盯住远方，显示着她不屈的性格。
我简单问了相关情况，我的大工长一直在她旁边代答，而她始终一言不发，好似这一切都与她无关。我又向她要理查德的死亡证明，她这才缓缓地从手中的破塑料薄膜中拿出两张纸递给了我。一切确认无误后，我把理查德的工资袋给了他妻子。
“这是上个月理查德在这儿的工资，一共2785普拉，请节哀，他是个好员工，我很难过。”
接到了这笔钱，理查德的妻子好似终于如释重负一般，把目光从远方抽了回来，然而脸上的悲伤却并没见减少，眼睛依旧没有看我，重重地对我说着：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每一个thank you都说得很重很慢，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至今不能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