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闲来无事，在YouTube上翻看到央视的纪录片《案藏玄机》拍的颇为有趣，其中武元衡遇刺这一段波云诡谲的历史公案确实演绎得十分生动传神，诸公闲来无事大可一看，其余各案，如刺马案，斧声烛影，袁崇焕案皆是历史有名公案，背后各种复杂历史政治博弈那可是十分精彩。受武元衡一案启发，特来就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问题说道说道。
受九年义务教育的耳濡目染，以中学历史课本为基准，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所有历史信息都明确告诉我们，唐朝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安禄山之爪可谓绝世武功，今人很多欲习之而不得）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起兵。也就是安史之乱后，就彻彻底底是一个藩镇割据的时代。更有甚者，在一般人眼里，唐朝到安史之乱好像就忽然打住了，之后好像还存在了一百多年？可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大家只知道的是杨贵妃马嵬坡上吊了，唐玄宗跑四川吃火锅去了。之后，那种节度使混战的衰亡时代，有什么关心的必要？
首先，安史之乱是唐帝国衰弱的开始没错。但是那时期的“藩镇”却不能等同于“割据”。
藩镇制度创立于唐高宗（武则天老公），大兴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有天宝十节度镇守四方握有全国二分之一以上的雄兵。而藩镇问题的发酵，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期形成的。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藩镇，设立的不多，也够不成什么问题。那，为啥要设立藩镇呢？这就要从唐朝的国防问题-府兵制败坏开始说起。
府兵制的建立是中国西魏时开始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宇文泰建立于大统年间（535年正月—551年十二月）。
【《后魏书》云：“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同书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文献通考,兵考三》:“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
西魏大统八年（542年）权臣宇文泰将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编成六军。随后宇文泰仿照鲜卑旧有的“八部大人”，将部队分由八柱国统领，而使整个军队部落化。八柱国只有六柱国大将军领兵，西魏宗室元欣虽为柱国之一，实无兵权，另外宇文泰本人为全军统帅，亦为八柱国之一，以“督都中外诸军事”加衔；直到大统十六年，已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组织；肇起于北魏的团练，即汉人组成的地方乡兵也是府兵的兵源之一。北周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成为皇帝的亲军，一人充员府兵，全家皆编入军籍。可见宇文泰初设府兵制时候，都是职业军人制。到了隋统一天下，三百年乱世重归一统，海内共庆太平，或不再需要大规模用兵。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年）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成为“兵农合一”的制度。府兵军人和普通农户同样编造籍帐，并可获得土地耕种。军队建制由战时转为和平，府兵兵农合一的体制可大大节省平时供养府兵的大笔财政开支。而唐初承袭隋制，初置十二军。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唐纪〉三载高祖武德二年云：“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道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铖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范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贞观十年又设折冲府，分布于全国各地，府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府兵十人一火，五十人一队，百人一旅，“皆取六品以上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充”，战士要自备兵器和粮饷，我们上学时候要求背诵的杜甫的《兵车行》诗：“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即是当时府兵的写照。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有六百余处，总兵力达68万人。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213-214页引谷霁光说关内道288个，河东道163个，河南道74个，河北道46个，陇右道37个，山南道14个，剑南道13个，淮南道10个，岭南道6个，江南道5个，总计656个。】
折冲府有木契、铜鱼（即“上下鱼书”），朝廷征调兵力之时，便下敕书与木契、铜鱼，由都督与郡府参验合符时，然后发兵，高级将领皆临时委派，至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我们后世的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玩得很六的“更戍法”便是脱胎于府兵制。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就盛赞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虽有蚩尤为师，雅亦不可使为乱耳，……雅亦无能为叛也”。本来，唐朝的府兵们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每年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作战，更不能随意更换原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下。府兵制的初衷，为的是初衷本是为了解决自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个人私产（部曲）的局面，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抬头，此外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部分解决了后勤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兵源。
【《新唐书·兵志》卷50，〈兵志〉第40：“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但到了唐玄宗后期，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但随着唐朝中期之后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天宝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自玄宗时开始盛行，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武力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
而与之相配套的边防军制度又是个什么情况呢？大唐的各边防军事机构由上到下分为都督府、军、守捉、镇、戍所辖的屯戍部队。其中最基层的镇、 戍各分上中下三等：500人为上镇，300人为中镇，不足300人为下 镇；50人为上戍，30人为中戍，不足30人为下戍。边防军最高一级叫「都督府」。都督府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而不管民政。从都督府到军、守捉、镇、戍都有一些由中央募兵制招募派来的健儿作为常备兵，同时府兵照规定也要定期来边防地区轮流承担镇戍任务，不过因为兵员数量不足，只能防止小规模侵扰，遇到大敌就无力对付，无从遏制突发事变。因此，从唐初起就另外有一种命将出师的措施应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临时任命行军大总管，调用若干府兵和府兵外其他性质的兵组成大兵团到前线充当作战的主力。即「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另一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便是。首先，战士与将帅之间没有稳定的从属关系，命将出师时府兵和总管之间没有历史渊源，互不相习，对地形和边防需要的特殊作战技术也无从熟悉，必然影响战斗力。其次，无论是府兵和募兵都不愿意常年背井离乡，流离在外，所以逃亡甚多。
从太宗到高宗前期的武功，拓定了辽阔的疆域。大唐疆域在高宗总章二年平高丽后达到极盛。北接突厥、铁勒诸部，西邻西突厥、吐蕃，南靠南诏，东北还有朝鲜半岛三国及奚、契丹。可国境日广，要守卫的边境也愈广，唐廷必须以重兵分守四方，广置军镇，疲于应付边境诸族的侵扰和各种突发战事。所以，府兵制度既已败坏无从重振，那么强调充实边镇， 否定命将出师，使边镇不需要中央支援而自身具备抗御强敌的能力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防戍边镇的健儿背井离乡，日久必不堪其苦，所以要有年限，但如果年限太短，更代频繁，兵将又不相习，仍将影响战斗力。因此换一种思路，就是把不离乡土和健儿的自愿应募结合起来，在边防要地直接招募兵健。在解决兵源问题的同时，还要改革边防的指挥体制，这就是建立节度使制度。改革边防指挥体制，就是在边陲要地设置节度使。第一阶段，把原来行军大总管的权力转移给边防军事长官，出现了在军事上比都督等权力大得多的节度使。第二阶段，把所管地区扩大到整道的地方行政和财赋大权都逐步集中到节度使手中，使节度使成为一道或一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节度使由此而来。
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范阳〈今日北京地区，即古幽州〉节度使是节度使中兵力最大的。此时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往往封郡王。朝廷任命节度使，要授予其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肃宗以后，天下糜乱，不得不仿照汉末州牧统管军民政务之制，令节度使兼管内观察使及驻州刺史，于是其权限逐渐扩大，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每一节度区都管属若干军、镇、城、守捉，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事，各节度管内诸军或联合相邻管内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兵力。同时，为了统一指挥，同一边防区便于协同作战，节度使虽有十道，却往往兼任。譬如，天宝五年，王忠嗣兼领河陇两镇节度使，又权知河东、朔方节度使事，“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奖，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后来天宝末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哥舒翰兼任陇右、河西节度使，也就不过是袭用旧例，并非特殊措施。设置节度使并赋予大权的目的是责成其集中人力物力来应付边患，事实上成效斐然。玄宗朝名将辈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安禄山征契丹，只动用了边防军而都取得了军事胜利。自开元中期以后，战事只限于边境，既没有侵扰内地，也不再有自内地出发远征之举，自然普通百姓也不必承担繁重的兵役。
【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于是挟军器者有辟。蓄图谶者有诛。习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其后盗乘而反。非不幸也。《唐会要·卷72》】。
玄宗朝「开元盛世」为后世称道，与此平稳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节度使权重而边兵强盛是唐朝军事形势的需要，有其积极的一方面。但边镇兵多势强而朝廷势弱，中原除少量禁军外再无常备之兵，却为节度使佣兵自擅创造了条件。唐玄宗天宝年间（742年正月—756年七月），镇守京师的彍骑（kuò qí，唐代首都卫戍部队）多招募市井无赖为兵，军中腐败丛生，战斗力低下，地方团结兵（团结兵是唐朝始置的不长期脱离生产的地方军队，民兵）缺少财政支持，装备差，数量少，唯有边镇军力强大。唐初全国府兵68万，京师附近便有26万。而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军队57万，边地竟有49万。
【“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 资治通鉴·卷216】
专设将领统兵虽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但使士兵只知将帅，不知朝廷，募兵逐渐成为了将领的私人军队。对此，唐廷并非完全没有觉察，苦于积重难返，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只好用高管厚禄对安禄山、哥舒翰等重镇节度使姑事羁縻，希图他们潜销异志，尽忠朝廷。
可是强枝弱干的局面已经形成，形势就不在唐廷的掌握之中了。
于是乎，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以摧枯拉朽席卷之势，连战连捷。
【祿山乘鐵輿，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噪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资治通鉴·卷217】
封常清、高仙芝先后在洛阳、长安自市井白徒中招募新兵，并集北衙禁军十余万在关外抵抗。
【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擴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资治通鉴·卷217】
宦官干预军政，使得二人都因兵败被诛。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幹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橈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繼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资治通鉴卷217】
安禄山的边防军战斗力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中央军根本就无力抵挡，
【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噪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资治通鉴·卷217 】
只得调用战斗力相埒的西北边防军与之抗衡。哥舒翰的河西陇右军、郭子仪的朔方军作为主力先后出战，后又引兵回纥，耗时八年才平息战乱。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征其兵以擊賊。....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资治通鉴·卷220】
战事匆匆结束，朝廷已无力彻底剿除安史余党，而是招降仍手握重兵的田承嗣、李怀仙等四人为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三】，在河北重建藩镇。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实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唐廷内部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外戚和皇权之间争斗错综复杂，严重干扰和牵制了讨叛战争。另一方面，因河西陇右军东征，吐蕃乘机侵占河西、陇右，西线边事吃紧，也迫使朝廷早日了结河北战事。更别谈当时国家财政拮据，难以负担无休无止的连年征战了。
【吐蕃陷西平。资治通鉴·卷220】【是歲，吐蕃陷廓州。资治通鉴·卷221】
平乱过程中，为牵制敌方作战部队，扼守军事要冲，唐廷不得不主动在中原各地相继新设不少节镇，并下诏诸道「应须士马、甲仗、粮赐并于当路自供」，
【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至德元载：“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於当路自供。”】
新老节镇当时都被准自募军队、自调兵食以及自署官属乃至本道郡县官。节度等军事使职与观察这一行政监察职能合并，并攫取了独立的财政权力。乱事平定之后，方镇更扩展到全国，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均为地方上最高军政长官，“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 “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即在原先的州、县二级地方行政之上机构，再加了一级非正式的节度使管区，并手握兵权。从此，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贡赋不入朝廷，政令不听中央，各自为政。
而且藩镇之兵健多是募兵为主，一旦挂名军籍，便全家随军，主要依靠粮饷衣赐维持生计，并出现世袭倾向，如果突然罢兵归农，便会无以为生。正因为当兵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所以与唐前期府兵、募兵逃亡相反，中唐后朝廷裁军十分困难，不仅遭到藩镇长官的抵制，而且会激起兵士不满，甚至引起哗变。之后朝廷为了限制诸道兵力，减轻军费开支，德宗朝先后核定诸道兵额，颁布两税法，实行两税法这一年，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旧唐书·德宗纪上》】。《新唐书·杨炎传》称赞两税法说：“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此外又通过派往各地的黜陟使核定诸道养兵费用，确定两税中留州、送使及上供的数额，以后各道军费在原则上便从本道送使留州额中开支，企图以「定额」的形式限制藩镇。实际在制度上承认了诸镇军政方面可独立、割据的局面。
至此，藩镇问题彻底成为唐晚期尾大不掉的毒瘤，德宗，宪宗二朝一度为削藩呕心沥血，宪宗一朝一度决心“以法度裁制藩镇”【资治通鉴·卷237】，甚至开创了元和中兴的大好局面。可惜，藩镇降而复叛，兵祸接连不断，永无宁日。况且，西北吐蕃、东北奚契丹边患未除，也得依靠边疆藩镇捍御，唐廷只能暂且姑息。唐失河西陇右之地（安史之乱期间，吐蕃乘火打劫入侵），首都长安暴露在吐蕃眼皮之下，不得不在京西北凤翔、泾原、鄜坊一线新布下一道屏障，这又牵制着唐廷中原防秋兵、西北藩镇兵和中央神策军三方面的兵力。朝廷对河北用兵，常常要顾及西北的形势。（待吐蕃势衰，河湟之地收复后，西南南诏边患又起。）河北地区的幽州、成德、魏博以及今山东地区的淄青这些安史残余势力，对抗中央，闹半独立、世袭。朝廷虽难以容忍，却又缺之不可。这些藩镇尤其是幽州镇仍可捍御奚、契丹，独当一面，确保东北无虞。到唐末最后两任节度使刘仁恭、赵德钧仍能遏制契丹南侵。可惜，这道防线到石晋时自动撤除，拱手让给契丹，遗患后世。
边疆藩镇的兵是没本事去裁撤，也不得不保留了。中原内地诸藩镇是听话，但是裁撤他们的兵力无异于自坏长城，导致内外军事实力布局不平衡，很容易重蹈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悲剧。所以中原内地诸藩镇常常抓住这一点，养寇自重，不肯力战。唐宪宗年间的削藩战争无一不是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甚至不了了之。故而，唐廷只能让只得让中原诸藩镇继续保持一定的兵力，控扼河朔，屏障关中，维持一种均势，使内外互相牵制。
这种奇特的内外相持的制约关系，而且又互相依存的关系，维持唐王朝又多苟存、续命了一百多年，直至黄巢起义才打破这种格局。
“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宋史‧尹源传》】
以上。
2018年6月9日 多伦多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