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钢老师认为，中国的技术策略一直都有而且很成功，那就是把国际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后为我所用。在这种技术策略的指引下，人们对“我有”甚至是“我也有”的思维根深蒂固。最典型的是中国拥有原子弹。我有能用来威慑就够了 。“我有”体现的是一种防守、追赶的姿态。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做到“我有”时，似乎可以证明中国的科研能力强。
但是，技术与科学不同。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科学研究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是纯花钱的事儿。中国的科研策略一直很失败，表现之一是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少。我们亟需从“我有”思维转变为“是我”思维。科研就是创新，“是我”体现的是进攻、创造的姿态。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让科学研究开花结果？这需要我们首先明白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把发论文变成了首要目标。因为有论文就有资历，有资历就可以评职称和申请更多科研经费。这个发论文的商业模式是中国科学缺乏明确目标的结果。于是，中国科学家的公众形象有点儿怪——人们既希望他们继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去无私奉献，没有功利心，同时又希望他们能过上好生活成为青年的榜样。而美国的科学研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声望，来自独一无二的、值得上新闻头条的重大发现。美国科学家有非常强烈的竞赛意识。他们知道声望只 属于第一个发现者，所以会拼命工作。你可能会说这不太功利了嘛。功利就对了，上头条才是好的商业模式。这样，中国的科学家就会不屑于发那些小论文，就会建功立业。
当然，上头条需要运气、需要冒险、需要智慧和勇气——而这正是健康的科学家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