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眉州眉山的一户姓苏的人家，一名男婴悄然诞生。当天是否天放异象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毋容置疑的是，这一天必定是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天！因为这名男婴便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大家——苏轼。
许多人喜欢苏轼的诗文，喜欢他才华横溢、乐观豁达，却不知道他这一生颠沛流离，屡受排挤，一直郁郁不得志……
苏轼文才非凡，第一次进京应试便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名动京师。当时，他一有新的辞赋，立刻就会传遍京师。正当苏轼想要一展身手之时，却传来了母亲病故的噩耗，苏轼随即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六年，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之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不久，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帷幕，苏轼因上书议论新法的弊端，触怒王安石，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离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七年秋，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
元丰二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本来没什么的，可作为大文豪的苏东坡偏偏在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感情色彩，新党抓住这次机会，在皇帝面前大肆陈说苏轼犯上无礼，心有不忠，朝廷一时一片斥声。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御史台吏卒逮捕，押往京师。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同时也是苏轼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对苏轼嫉恨已久的新党们竭力想置苏轼于死地，多亏许多与苏轼政见相同的朝廷元老纷纷上书，及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得以幸免于难。事后，苏轼被贬黄州。
苏轼所担任的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毫无实权。换做常人，这时估计都快要疯掉了，但以乐观豁达著称的苏轼，岂能就此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到任后，他虽然心情郁闷，却保存了一颗清闲淡雅的心，到处游山玩水，写下了许多诸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等千古名作。闲暇之时，他甚至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以此填补生计，并自起别号曰“东坡居士”。在黄州的这几年，苏轼虽满心愤懑抑郁，倒也过得安闲自在。
好景不长，元丰七年，苏轼受诏前往远离黄州的汝州就任。可能由于长途的艰苦跋涉，加上路上条件的恶劣，苏轼的幼儿在途中不幸夭折。此时汝州尚远，而路费早尽，悲痛交加的苏轼实在是不想再折腾了，他于是上书朝廷，请求暂不去汝州，而是先到常州居住。
常州风景优美、宛若仙境，用来治愈东坡伤痕累累的内心再合适不过了。在常州居住，无饥寒之忧不说，还可尽享佳辰美景，更重要的是远离了政治上的纷纷扰扰，而能与家人、朋友们朝夕相处、吟风弄月，简直是心向往之的人间桃花源，苏轼当然欢喜不过，于是当下便选择了常州作为终老之地。
八年，哲宗即位，司马光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也得以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你说这样也就算了，但心直口快的苏轼又上书尽陈旧党的腐败，于是再遭排挤与陷害，苏轼也终于认清了世道的无情与荒谬，认清了正直忠诚之士必定遭受迫害排挤的事实，苏轼至此已无法再在朝廷上呆着了，他因而再度请求外调。
苏轼二任杭州，在这里，他过得十分自由快活，自比白居易。但在六年他又被召回京师，同年八月，因政见不合，被调往颍州任知州。
七年二月，任扬州知州。
八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绍圣元年六月，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惠州。
四年，苏轼被送到了海南儋州。要知道，在宋朝放逐海南可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处罚。但他却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写道：“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正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来至儋州从学。甚至从未有人进士及第过的海南，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就有位叫姜唐佐的学子就举乡贡。儋州的人们更是对他崇拜之至，有东坡路、东坡桥、东坡井、东坡帽、东坡语等雅称，足见当地人们对苏轼的崇拜与尊敬。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于常州逝世，时年六十有五。高宗时，追赠为太师，孝宗时，追谥“文忠”。
纵观苏轼的一生，漂泊大半个中国，少有安稳之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却过得自在安闲，也自得其乐，何也？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论如何不顺，如何绝望，只有当你的心完全平静下来，学会坦然接受你所经历的一切，宠辱不惊，心如止水，才能做到像苏轼那样，在暗无天日的尘世中坚守自我，终始如一。开心愉快时，品品茶、赏赏花，和朋友们喝酒取乐；伤心难过时，喝几杯杯酒、写几首诗、下几盘棋，都是十分不错的选择。当你得意时不浮夸，失意时不自弃，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时，也许方能体会到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