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宿媒体出版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个系列加入了香港作家刘以鬯、西西和也斯，除了陈果拍西西的那部《我城》在香港电影节看了首映，黃劲辉拍刘以鬯与也斯两位先生的《1918》与《东西》我却拖了一年多才看，因为不忍。

《东西》海报

第一个不忍，是对也斯先生，不忍看他的最后被病魔折磨的肉身。也斯2013年初因肺癌去世，年仅63岁，无论以作家还是学者论都尚当壮年，他有大量的写作和研究计划未完成，中道而卒，令人扼腕。尚记得他生命最后几个月，仍坚持出席香港文化中心举办的讲座，与我对谈旅游文学，回忆起年轻时在台湾环岛和九十年代游历东欧那一段时光，他消瘦脸颊泛起神异的光彩。

果不其然，在纪录片《东西》里占篇幅不算多的也斯本人采访中，他也特意提到那两次壮游，而电影则以他的最后一次瑞士之旅串起全篇。镜头中看到尚未重疴的也斯时而独行寒山中如贾科梅蒂的雕塑，又看到他不停举起相机试图拍下火车外一闪即逝的生灵……唏嘘于这些片段的飞鸿雪泥之短促，但又庆幸黃劲辉没有记录下更多也斯的虚弱——其实也斯何曾虚弱，在最后一年他出版了二十多本著作，如遭遇暴风的蜡烛反而更拼命燃烧一样，让人心疼让人动容。

纪录片《东西》剧照

相较于得知也斯去世的消息的沉哀，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他的遗言。没想到他临终仍然呼吁的，是让世界更知道香港文学。他一生致力也如此，我的邮件箱里他亲写的最后一封信，是他给日韩的文学杂志推荐了我的诗，问我要寄样刊的地址。而他去世几个月后，我则收到法国一本杂志，上有我的诗作翻译，亦是也斯生前推荐的，其时他已病魔缠身，时日如倒数般珍贵，却仍亲力亲为去推举香港文学后辈，念之岂不感激。

为何耿耿，是因为这向世界推广香港文学的任务，本来不应由也斯一肩挑的，过量的付出也是压垮他健康的原因。诸如内地或台湾都有政府机构资助出版者和译者向外翻译本土文学，日韩等国更不待言，而香港呢？文学在政府眼中不外乎点缀的点缀，至今无文学馆，文学是艺术发展局里最弱势的版块，申请一本文学书的出版资助难度极大，难怪越来越多作家宁愿自资或者去台湾出版。这三部香港文学泰斗纪录片，却要台湾媒体出资拍摄发行，亦是明证。

而即使也斯这样的大家，早已是世界视野中香港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曾感觉自己是“黑夜里吹口哨”、“暴雨荒山中奔跑”，更何况其他艰苦经营的作家和年轻人？

也斯

所以我看也斯的前辈：刘以鬯先生的纪录片《1918》，这种难过更深。生于1918年的刘以鬯，今年已经99岁，他的一生就是过去大半个世纪华文文坛的见证，从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开始写作，二十多岁在重庆任抗战报纸的文艺副刊主编，四五十年代辗转香港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担任各种小报的主编、主笔，开始以笔养家的生涯，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任《香港文学》主编，才真正算是以纯文学为业。

常常被传为佳话的是，在六十年代刘以鬯最盛年的时候，他开了十几个专栏，日写一万多字，以稿费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刘以鬯在电影中自述：他从早上一直写到晚上，有时妻子在看电视电视台已经停播，他还没写完专栏；他又说：白天我写娱人的文章（包括连载通俗小说），晚上要是有空我就写自己想写的、娱己的严肃文学。听起来很豁达，但我却不甘，要是生活更有保障或者说文字更值钱，刘以鬯少写一半专栏，他可以多写多少自己真正想写的小说呢？

也是命罢，虽然早在大学时期已经服膺乔伊斯和福克纳的前卫，但直到刘以鬯44岁才得以写作出版他的严肃文学成名作《酒徒》，相较于同时代的张爱玲等可谓大器晚成；59岁出版《寺内》、81岁即2000年才出版《对倒》——那是因为王家卫声称这是《花样年华》灵感来源，才使得这部小说与刘以鬯终于在香港广为人知。事实上，他堪称香港现代小说的开山宗师，理应早数十年就家喻户晓才对。

刘以鬯

香港副刊文化早已有之，到六十年代开始全盛时期，香港作家以笔维生的不少，这是香港文学的幸也不幸。刘以鬯、倪匡、蔡炎培都说过类似的话——我称之为云吞面公式——刘以鬯说他当时写一千字有3块钱稿费，3块钱能买10碗云吞面；倪匡则说他第一篇稿子的稿费让他吃了好几顿叉烧饭；蔡炎培的版本是一首诗换来数碗鱼蛋粉……那是五、六十年前，今天香港，一碗普通的云吞面大概30-40元，而文学杂志的稿费是一千字300元左右，报纸普通稿费则千字600到800不等。

看起来，真是五十年不变，云吞面公式依然有效，但是一个人能否吃云吞面为生呢？其他的消费、基本的住与行已经飞涨百倍了，到今天，香港已经没有一个作家能够靠专栏撰稿为生，就算他能日写万言，媒体也没有了这样的空间与胸襟。《1918》里面出现也斯与刘以鬯叙旧，说的就是七十年代刘以鬯主持《快报》等副刊，大量发表也斯、西西等人的前卫作品的佳话。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被神话化的时代。

相较于刘以鬯、也斯他们，更多的写作者在香港坚持不下去了，要么转入教育界、商界甚至地产界，要么从事蓝领辛劳挤出稀罕的休息时间写作，要么大量生产流行文学回不了头……坚持，成为这个城市文学创作者最实在贴身的一个关键词。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以鬯先生夫妇，是2014年也斯逝世一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在堂皇的香港中央图书馆迷了路，我恰好碰见便带他们走向图书馆地下室的活动场所。他不认得我，我也没作自我介绍，但两位老人就信任地跟着我走，远处，是也斯先生的遗照，是那熟悉的、宽容又带点无奈的微笑。http://www.cheaa007.com/xinwenzhongxin/ruanwenfabu/2017/071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