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普遍的感觉就是年味淡了，这里即有人们对过年的不同时期对比以及个人直接感观，也有社会发展、人们生活娱乐理念方式带来的变化因素，在构思此文时，刚好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文章，说现在的年味变淡了，其中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春节“叫化子文化”的消失，这不一定正确，但是却说出了一个事实，即过去在农村过春节，曾经存在和流行一种“叫化子”现象和文化，在小编的家乡同样也存在，时间集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前期，一到了春节，送摇钱树、送春牛、唱莲花落、打鱼鼓、打三棒鼓的络绎不绝，确实给春节增添了不少热闹，其中主要的讨赏物及打赏物均为米糍粑，我们当地把这一现象统一称之谓“讨糍粑”。

     其实“讨糍粑”只是一种俗称，可能描述不完全全面和准确，因为“讨”的方式、行为及主体身份都是不同的，这里即有家贫者趁春节之间乞讨求得较好的收获，也有那些灵泛之人以表演送祝福的名义进行的营利活动，可以这么说，“讨糍粑”即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大概分为以下几种：

     一种是真乞讨。上世纪农村大集体年代，农民普遍生活水平较低，即使在平时，也常有幼小失怙的孩童及较年长的老人为了裹腹出来乞讨，讨要物就是一碗饭或者一把米，人们一般俗称为讨饭（米），在春节，这种现象就更多了，主要是趁春节这个喜庆的节日、利用人们善良的心理以求得较好的收获，说实话，对春节上门来乞讨的，主人往往抱有较大的同情心，那时一般还没有职业乞丐之类，大过年的，不是家贫谁愿意啊，往往会比平时更加慷慨，接过主人家施舍的糍粑，乞讨者也都会说着吉利话：越舍越有，千恩万谢而去。

    一种是以送祝福的名义进行。以送摇钱树、打莲花落、送春牛为代表，这些借助于手上的道具、唱着固定的唱词，挨家挨户来送祝福，求得主人家的打赏。以送摇钱树为例，砍下一根丫字形榆树枝，系上一块红布，一进入主人家，就自顾自说唱起来：“摇钱树到你家，人也发来家也发。左边一蔸摇钱树，右边一个聚宝盆，早落黄金夜落银。一日落四两，四日落一斤。别人捡起无用处，主家捡起留田土”等等。同样，打莲花落、送春牛的也大抵如此，只是莲花落的道具是二块竹板、唱春牛的道具是一只纸糊的牛模型，唱词也都是四言八句、固定俗套的吉利话，对此类活动，就如同后来街上流行的舞龙舞狮向商铺讨钱财一样，是不受当时村民欢迎的，其一，从事此类活动的人按当时社员的说法是不太正经的人，虽头脑较为灵活，但不免有点好吃懒做、投机取巧，正儿八经、踏实做阳春的人是不会干这个的，其二，那时社员家经济条件都不一样，也有家境一般甚至较差的，而这些送祝福的都是挨家挨户来，自然也使一些家贫者为难，给糍粑吧，心痛，不给吧，大过年的又怕这些人背后“诅咒”坏了兆头，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一些社员家听到这些人来村子后，干脆锁上门到一边玩乐去了。

    一种是以表演的形式靠主家打赏。以唱（打）鱼鼓、打三棒鼓为代表，如果说送摇钱树、送春牛只是一种低端表演的话，那么唱鱼鼓、打三棒鼓等则是一种较高端的表演了，属于民间艺术的范畴，从事此类活动的人要求也较高，一般要具有相当的艺术功底。这种活动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除了表演者身份、表演内容外，对上门的主人家也是经过选择的，这样就避免了家贫者的尴尬。以唱鱼鼓的来说，表演者一般均是当地较为年长、走南闯北阅历丰富的人，平时社员家有婚丧喜庆之事有时也会邀请其上门来表演，在各个村落均有相熟的人或者艺术同行，在春节之机，会选择熟识的人家或者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家来上门唱上几句，图个喜庆热闹，与平时唱的历史传奇、经典故事不同，春节上门来唱均是应景之作，确实唱鱼鼓者思维反映敏捷、说唱功底也较为深厚且接地气，见什么就唱什么，而且唱词要押韵，如进门看见主人在忙，就会唱“主家夫妇你很忙，胜过别人坐银行。生个女儿嫁高官、生个儿子做状元”，看见主人家火塘上方挂满了腊肉，又即兴唱起来“主人腊肉挂满炕，全家日子喜洋洋，人人晓得你富有，辛勤持家传四方”，这种风格，像极了香港歌星张帝的现场演唱。对唱鱼鼓者，主人家往往还会敬烟献茶，唱毕后，不需唱鱼鼓者开口，主家自然会送上礼物，除一二个糍粑外，好面子的人家还会打赏二毛五毛甚至块把钱。至于三棒鼓，则又胜唱鱼鼓的一筹，一是人多，表演者至少三人以上，二是除说唱外，还要敲锣打鼓和杂耍（摔飞刀），当然表演三棒鼓的也就不能随便选择主人家，一般都是事先约定或邀请，要征得主人同意，相请和选择的一般是当年新娶亲、建新屋人家，或者是村里有能耐、爱面子好热闹的人，表演者就在主人家门前的地坪上支起鼓架，咚锵咚咚锵的声音敲起来，也吸引村里的男女老少来观看，这时主人也感到极有面子，搬出家中所有的长短板凳供四邻右舍坐，并不时给年长者敬烟，那表演者也愈加卖力，其中有一人负责说唱，说唱的也是一些村民熟悉和喜爱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现在仍记得当年听过的一段说唱，是讲《三国演义》赵云救阿斗那一段：“常山赵子龙，浑身是胆，长坂坡大战曹军，七进七出，枪挑曹营将领五十余名”，人们也听到津津有味，我们那时年少，除了听唱段外，更是对摔飞刀表演着迷，摔飞刀，就是表演者用三把有木柄的尖刀，左右手依次序向上抛，然后分别接住再抛，中途即不能使尖刀落地，同样又要保证手接的时候要接住木柄那一端不至于手受伤，当时觉得好有功夫好有范，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们放学后一有空闲时间，也学习练，当然道具由刀变成了石块或土坷垃，练了一段时间后，也习练得有模有样。三棒鼓表演完后，打赏物就不再是糍粑了，而是“茶钱”，所谓“茶钱”，就是主人用一只茶盘托着，上面封有几包香烟及一定的现金红包作为打赏。要说明的是，三棒鼓这种动用人多且又需主人家用现金赏赐的活动，在生产队前期是作为“四旧”活动严格禁止的，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虽生产队还没解散，但彼时思想已开始开放、社会开始包容、对社员的管控也已松驰，所以就恢复和出现了这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