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史（一）

观察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史，一共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从商品的原产地运到有需求的市场赚取差价，就可以获取源源不断地财富，商人与国王要不断地打开市场，搞自由贸易地雏形，这个阶段是重商主义试图打开世界贸易市场地尝试。在十五世纪后，由于新航路地开辟，东方和新大陆地货物源源不断，城市作为贸易的集散地开始发展，南美白银的供应刺激着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广泛的贸易所获取的财富刺激着冒险者与国王。但他们没有关注到，随着贸易的不断拓展，贸易是相互的，将商品运送到有需求的市场，同时市场将别的商品运送至之前的原产地，两地的总财富是平均的，而且在生产能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如果背后没有王权支撑，没有地方法律的支持和地方信用的建立，私人仅靠倒买倒卖几乎无法完成财富的积累，而且贸易拓展的背后是伴随着残酷地对殖民地人民地奴役和掠夺，对国内人民地奴役与掠夺。比如意大利弗洛伦萨的美迪奇家族，依靠教皇的势力，甚至让家族成员担任教皇，获得了教皇控制范围内的大部分财富、税收与贸易的支配权力。为了打造家族形象，资助像拉斐尔等一帮艺术家去进行艺术创作，为家族赢得良好地声誉。但其背后是荒淫无度，将天主教会的财产掏空，依靠教会的绝对权威去贩卖赎罪券，弥补过度挥霍造成的教会财产的巨大黑洞，维护米迪奇家族对西欧经济贸易的垄断。从重商主义开始，以殖民掠夺、权力与财富合流为前提地自由贸易的雏形开始生成。

第二个阶段是重农主义时期，法国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发现，一切财富的来源来自于土地，土地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构成了最基本的财富，依靠双方频繁的交易买卖无法产生财富，所以保留强大封建势力的法国君主政权要维护农场主、农业贵族和农民的农业生产，降低农业税。对于国外产品，需要提高关税，限制外国产品与本国产品的竞争，防止国内农场主、农业贵族的财富和国王税收的流失。一方面，由于法国普遍存在的封建制度，法国的经济保持为大规模的自然经济，农业生产是法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对农业生产的关注成为法国经济学家的重点工作。另一方面，就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农奴被视为天然的生产加工农产品的机器，是封建主天然的所属物品，和农业器具与牲口一样，只是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自身不构成财富的来源，所以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能够在人工或天然条件下，生长出农产品的土地，排除其他因素，断定土地是财富的来源。重农学派开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萌芽，开始认识到商品交换只是交换过程，商品交换是等价的，无法创造物质财富，开始将物质财富来源的关注点转移到生产领域，但由于其强大的封建制度，将前提错误地设置在土地。所以广泛地扩展土地，提高土地产量去变本加厉地奴役农奴与殖民地奴隶，维护奴隶制成为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地信条。本质上是维护封建主的封建统治。

第三个阶段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斯密，一个是李嘉图，这两个人的经济学观点不同。斯密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根源，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则在边际效应学说兴起后，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抛弃，而被马克思所发展和继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部分对工资、资本和土地的论述的来源就是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有关经济的基础的理论来源就是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保留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开辟了剩余价值论，共同构成马克思有关对政治经济学相关论述的核心。

英国通过更加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以及更为强大的海军，打败了在海洋贸易和造船业一支占据领导地位的荷兰，开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市场的急剧扩张疯狂地刺激着英国地手工业地发展，之前羊吃人地圈地运动所驱赶的贫苦的劳动人民成为国内广大的手工业生产大军的主力。高效地分工加速了产品地生产效率，原先家庭与个人复杂地生产环节被抽丝拨茧地分作一道道简单地工序，相对快速地生产、大量地商品以及英国的武力、不断拓张的殖民地和代表生产的主要所有者利益的国家意志结合在一起，物质财富与货币财富不断充盈国库和权力与财富所有者的腰包。斯密发现了其所谓财富的两个来源，一个是作为物质财富生力军的工人的劳动，一个是作为物质财富得以实现的来源和保障——权力，权力能够保障和决定贸易使得物质财富转变为货币财富，权力能决定物质财富生产的扩大与延续，谁拥有权力，谁就拥有财富。交易是平等的，是不赚钱的，资本家与新贵族通过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是你卖我买的平等交易，但在客观上它能促进物质积累还有工人与资本加和掌权者的共同的物质生活的充裕，只要以权力充分地发展自由贸易，充分地扩大自由劳动力，就不存在私人的盈亏现象，物质财富就能不断积累，每个人就能过上幸福生活。自由贸易，平衡发展，共同富裕这三个斯密地信条就成为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根源。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陈平称其为空想资本主义。对于以斯密的表面的论断为思想根基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下文再详细说明。

根据斯密的理论，他向英国国王提出若干建议，其中有三条，一是依靠英国的武力提倡并发展自由贸易，打开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就是因此而打响的。二是为了更有利于自由贸易，迁都北美。三是解放黑奴，让黑奴变为自由劳动力，提高英国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与产量。斯密的理论背后隐含着社会化大生产开启后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残酷的剥削与精神上的摧残。为即将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世界提供理论的动力和道貌岸然的外衣。在他的理论中，自由贸易、平衡发展、共同富裕这三条在资本主义世界永远无法实现。斯密认为财富来源于工人劳动和权力，但工人的劳动是相对机械和固定的，关键在于权力的运用。斯密生活在君主专制依然根深蒂固的时代，没有工业革命之前，资本家同专制君主处于专制君主和贵族所主导，资本家和新贵族所制约的联盟状态。一方面，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自然以权力的运行而表现，而不明显以资本的扩张掠夺来决定，斯密无法预测他死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拓展和工业革命，所以将财富的来源归结为权力和权力所支配的自由劳动力的产生。另一方面，斯密把权力所有者与依靠资本和投机的所谓财富创造者看的过于理想化，这就产生了他的一大假说，理性人，逐利的掌权者和私产主做着追逐利益的行为实际上在造福整个人类，所以需要纯粹自由贸易去推动他们去为全人类创造财富，让每个人都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但历史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自由贸易，只有披着自由贸易外衣的武力占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单方面的商品倾销和吸血掠夺，对国内无铲阶级的疯狂地榨取，依靠牺牲人民大众，开展战争来达到私人逐利的目的。只有资本和权力操控的贸易体系，以牺牲无铲阶级和自然环境的不平衡发展和两极差距的不断扩大。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斯密的理论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它推动了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拓展，推动了社会大生产。其理论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并以此来创造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来麻痹无铲阶级。学以斯密为根源的主流经济学，越学越傻。

李嘉图立足于法国的重农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在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快速发展的法国，发现人与人交换的并不是自然的产品，而是经过人的劳动所加工的产品，如果没有人的劳动，也就不会有商品的形成，单纯的没有人类劳动的自然产品无法被用来交换，因为自然产品挂在树上，长在水力，无人加工，也无人采摘。在交换领域，如果财富来源于土地，那雇佣农民的农业资本家为什么要发给雇农工资，手工场主为什么要给工人工资，工资里包含着什么成分，交换的到底是什么？最后 李嘉图揭示，财富来源于人类劳动，并初步建立起劳动价值学说。但至于怎么对劳动进行量化，如何比较不同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以及劳动产品如何定价，李嘉图从学理上没有分清楚，他虽然同情被剥削的工人与农民，但他的理论将其解释为工资购买劳动的等价交易。他的理论不健全，对于一些情况无法自圆其说，但在那个时代开始向真理逼近，为马克思提供了关于经济方面的思想基础。李嘉图学派在学理上解释经济规律的尝试在边际效应学说开始后就迎来了终结。一方面，碍于李嘉图其他学科水平的不足以及时代的局限，他无法再进一步揭示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掩护和麻痹无铲阶级的外衣，也无法为资产阶级疯狂的逐利行为提供指导，所以被飞速上升的资本主义所抛弃。

第四个阶段是边际效应论时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贸易秩序基本上建立起来。一二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从六十年代以来，大量的商品挤压在库存，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依靠自由贸易体系也无法推动商品的自由交换，人民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去购买大量积压的货物，中小型资本家无力雇佣工人去进行生产，工人更无力消费商品去满足个人的生存需求。经济危机开始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爆发，面对供给和消费的矛盾，西欧的经济学家开始统计资本投入与实际的货币资本的产出的数据，创造了边际效应论。通过统计概率所建立的数理模型，得出相应的公式，以此公式去计算投入与货币资本产出的量，去指导资本家进行获利最多的资本投入，从而解决简单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从边际效应论开始，正式进入数理量化阶段，用统计概率所得出的数学模型去预测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以此模拟出供给与需求的最佳状态和最大盈利的最合理投入，借此去解决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依然发生，过剩的生产以及国内不足的消费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危机转嫁到殖民地，掀起了抢夺殖民地的高潮，在此过程中，体量大的银行或公司开始借此侵吞小中型的资本家，操控政权，实行权力保障下垄断，借局部的统一去保障私人更大的盈利，但局部的垄断无法阻止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甚至掌控国家力量的垄断势力与垄断势力之间爆发更大的冲突与矛盾。最终靠一场世界大战缓解矛盾，扩充的垄断资本上升为更加庞大的金融资本与财团，跳出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依靠军火的贩卖和军用物资的流转大发横财，最终再以一场寡头代理人的战争结束危机。在边际效应论时期，边际效应论作为局部的调整手段，没有办法去量化整体的经济环境与市场交换，依据的只是统计概率所提供的数学模型，依此指导经济，但边际效应论永远是事后臭皮匠，它通过统计概率去掩盖生产消费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用统计概率去解释理性人的心理，用滞后的数据去解释之前的现象，用表面现象去解释事物本质，用单一的指标，跳出其他影响经济的因素，跳出政治影响、资本影响去计算相应的趋势，只能是在大资本的手掌里去骗人。边际效应论，是帝国主义时期前后的产物，是为垄断资本、财阀进一步进行资本侵值和机会侵值做欺骗与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