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童年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 天真无邪，童言无忌，无所猜忌，无勾心斗角。我的童年只有快乐永远伴随我的左右，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无限疼爱，有两个姐姐的百般呵护与担待，同学们的关心帮助，老师们的器重，每每回忆到小时候，心里有说不尽的甜蜜。在童年有好多趣事值得回忆，我把最有趣的几件记录下来，作为永久的回忆。

        （一）数鸡蛋

      那一年，我上一年级，二姐上四年级。正月十三，眼看要开学了，我和姐姐的学费没着落，我们姐妹俩商量着，用奶奶和母亲积攒的鸡蛋换钱，交每人五毛钱的学费。我和姐姐将放在炕桌下的架板上的席兜拿过来，把鸡蛋放在铺着花被上数，一共数了三十二个。把我们俩高兴得，二姐说给咱俩交过学费还能给家里买三斤盐，二斤煤油（点灯照亮用)，一包火柴，够一家人一个月用了。我们边高兴着边把鸡蛋放回席兜里，我刚好在桌子旁边站着，姐姐把席兜顺手接给我让我放回原处，我手还没抓稳，姐姐就松手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时母亲收拾完厨房走进来了，我俩知道大事不好，毕竟二姐大也反应快，拔腿就从母亲身边蹿出去了，我就吓哭了站在脚地，母亲朝我头上抽了一巴掌，然后跑到院里顺手拿起一根小木棍，去追赶逃之夭夭的二姐，我一个劲的在院子里哭，母亲看着二姐跑得无影无踪，我又在院子哭个不停，她也抹着泪拉过我搂在怀里，给我擦了眼泪。她拿了个碗，把破了的捡到碗里，好的放在一起，用旧棉絮擦了擦，数了一下还有二十个，小声说，这二十个鸡蛋你俩明天拿去卖了给你们够交学费了。母亲看天色不早了，让我去把二姐叫回来，说她不打了。我跑到队里的大场里的麦草垛旁边把偷着哭的二姐拉起来说:“姐姐回，妈说她不打你了，让咱俩明天把好的鸡蛋拿去卖了交学费呢。”二姐说:“我哭的不是怕妈妈打我，我是想咱俩要不要上学？要是上学，家里七口人这一月就甜吃饭，晚上要抹黑了。”我那时觉得姐姐就是姐姐，她想的是全家的事，而我哭着想让母亲饶了我们。晚上父亲收工回来知道了这件事，摸着我们的头说，“不要紧，你俩的学费爹早给你们考虑着呢，把我娃吓的。不过以后做啥事放稳妥些，女孩子么慌手慌脚的不好！”

      从此我们更加刻苦学习，二姐晚上跟着父亲学珠算，算盘打的溜光响，加减法不用讲，三位数乘法打得精确无误，我们姊妹五个在学校每个年级都是第一，还是班干部，我在三年时还担任全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大姐连跳两级，我们每年都是“五好学生”，家里的墙壁上除了毛主席的画像，全是我们姊妹几个的奖状。村里有些人嫉妒的说我们几个女子不劳动光念书，还要吃队里的粮食。父亲呵呵一笑说，新社会了，男娃娃女娃娃都一样，都要参与国家建设，没有文化怎么学技术。他不光让我们都上学，还在社员大会上动员，让村里所有适龄儿童都上学，我们村里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几乎没有文盲。好多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做着贡献，有人民教师，有医生，有干部，有工人，有解放军。即使当了农民，个个都是致富能手。

        （二）拔鸡毛

      小时候家乡大人把“元旦”叫“阳历年”。那时大人小孩都盼着过阳历年，大人盼着把自家喂了一年的大肥猪和养的大公鸡一起卖给当时的供销合作社的收购门市部，给家里人添置被褥衣服，和准备过年开销，以及给家里积攒一些平常的零用钱。

      在阳历年前，供销社收购的鸡全部要杀掉，将白条鸡送往大城市里去。大人们都在战天斗地，往地里拉粪，给几百口牲畜铡麦草，他们没时间干这活的。我们离街道近的两个村子的孩子们盼望着这一天早点来到。

      下午三点一放学，我们飞快地奔回家，把夹在胳肘窝的两本书往炕桌上一扔，跪在案边，掀起笼盖，在蒸笼里抓一个凉馍边跑边吃，不到十分钟我们已经来到收购门市的屠宰场了，看到三口直径足有两米的大铁锅里泡着已经宰杀了的鸡，满心欢喜，挽起破烂的棉袄袖子，快速的扒拉起来。我们小孩子拔鸡毛，每只三分钱，手快的娃娃一下午挣五六毛，最慢的也要挣三四毛钱。到傍晚时分，我们去供销社买上两个生字本，两个算术本，几支铅笔，再买一毛钱的水果糖，自己先剥一块吃在嘴里，那个真叫一个又甜又惬意！一大群孩子又说又笑，又蹦又唱，感觉不到皴裂的小手背和冻得红彤彤的脸蛋在寒冬的晚风吹过的疼痛，跑回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分享给全家。连着几个下午我们要挣到好几块钱。

      那时的小孩子不知道攒私钱，除了给自己买学习用品，剩余的都交给爸爸妈妈，有些孩子更知道节俭，干脆买几张白纸，回去裁成32k的白纸片，拿到学校让老师用订书机订成本子，自己再用米尺打成格子，这样一个本子可以省五分钱呢。

        （三）拔猪草

    提起拔猪草，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既辛苦又快乐的一件事。每年夏天到秋季收玉米前的这段时间，除过下大雨不出去，每天下午吃过饭，不用大人安排，我们都很自觉的拿起工具，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向放学路上提前约好的拔草地出发。拔草的地方大多是在玉米地里，玉米开始抽天花时，地里的草最多，但那时正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我们猫着腰拔一会，向前走一会，这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玉米叶子刷着脸，感觉生疼生疼的，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生怕自己落后了。到天黑前都得担上压着扁担忽闪忽闪上下摆动的一担草，好像胜利归来的小勇士，好让家长夸赞一番。

      拔猪草大多是女孩子，每人都有固定的草担子，两个柈笼，我担的是爷爷给我编的最小的笼，我们那一波孩子当中我是最小的，当姐姐们都把自己的担子打得满满当当，可我还没有弄插柈，她们每人几把就给我弄好了。这时晚霞褪去光芒，已经暮霭沉沉，我们担着草担子，大孩子们总会把我们这些小不点让在前头走，好让她们照应。有些家长收工后会来接孩子，这时换下来的孩子都会帮其她伙伴挑一会。父亲一个人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几乎没时间接过我和二姐。如果有人换过二姐的担子，她马上过来把我的挑起。回到家里，手都顾不得洗，揭开锅盖，抓起母亲放在锅里温热的玉米发糕大口地吃了起来，顿时感觉一身的疲惫全都跑到九霄云外了。我们又跑到村子里找伙伴玩一大会才回家睡觉。一觉睡到奶奶在脸上边亲边轻声叫“狗娃，鸡叫三遍了，快起来念书去。”我们才双手揉着惺忪的眼睛下炕洗脸梳头，夹起算术和语文两本书，从西头到东头叫着伙伴们的名字“走了”，大家都“吱呀”拉开自家的门向伙伴招手，一起拉着手跑到教室，拿出篮球在那张破旧的篮杆下玩一会，当听到老师的哨子声，都齐刷刷地站成两路队，快乐的一天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四)上学

    记得我在六岁那年正月姐姐开学时，父亲把前一天晚上为我准备的一个用黄板纸做成的盒子，外面糊一层红油光纸，用母亲拉鞋底的细麻绳做了跨带，里面装着《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轻轻地挂在我的肩上说:“蓉儿，你不是想知道毛爷爷是谁吗，这是他写的书，今天你跟着你姐姐去上学了，好好学习，以后就知道毛爷爷是谁了，还能知道好多大道理呢。”二姐一旁笑着说:“爹爹就是偏心，把红宝书给你三女儿了，看她将来能成个啥材？”父亲爱怜地在我们两个头上摸了摸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成不成才无所谓，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就好！”

      我们上学那时老师少，都是复式班，小学共五个年级，一三班，二四班，五年级单独一个班。给我们代课老师是三个，一个是凤师毕业的同村的哥哥郭志明老师，一个是高中毕业，大伯家的大哥李文祥老师，校长苟克坤老师，是公社从外村选派的。苟老师不光当校长，还给一至三年级代算术，和四五年级的珠算，还有一年级的美术，另外的两个老师带语文，体育，音乐。

    开学第二天开始分班排座位，选班长，一三班共二十个学生，老师让大家提议选班长，结果提到的人都不愿当班长。当时我不知道出于啥心理，就站起来说“没人当我来当。”李老师笑着说:“那就叫小个子一年级的娃娃来当你们的班长吧。话音刚落，同学们都朝着我发出了怪笑声，我懵懂的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第三天开始上课了，第一节课老师教我们就学会了“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十二个字，中午有一节自习课，我认真地在本子上练习写字，忽听有人在我耳边大喊一声“班长，请个假，尿去呀！”我抬起头说“去”，接着又有一个说“班长，我也尿去呀”我说“去”，接二连三的同学都这样“请假”出去了。李老师进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教室写字，问其他人呢，我说“尿去了。”把李老师一下给逗笑了，我还一脸茫然，他说:“你跟我出来，看他们都在干啥？”我跟着李老师来到教室的后背墙跟前，看见刚才请假出去的，站着一排在晒太阳呢。

        后来几天在课间，一个人起头，全班同学齐声朝着我喊:“小个小个班长，小个小个班长”，把我气哭了，跑去给李老师说:“同学们都欺负我，我不当班长了。”李老师把我安慰了一下，然后到教室把全班学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再没人欺负我了，加上我勤奋好学，每次考试都是双百，大家都很佩服我了。老师们都鼓励我，说我不仅学习好，还是个好班长。

    苟老师那时才学习拉二胡，每节课间，他都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拉，声音不好听，很刺耳，他摇头晃脑的边拉边唱“哆啦哆啦嗦软朵”，同学们都偷偷取笑说:“你看苟老师又胡苟了，倒啦倒啦可揽上。”直到我小学毕业，苟老师拉的二胡虽有进步，但声音还是不太悦耳。可是他算术教得非常好，我们学校三至五年级每班选一个代表，在全公社比赛都拿到了第一名。

      郭老师是凤翔师范毕业的，他的字写得特别好，语文教的好，音乐也相当不错，他给我们教《国歌》、《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歌，却忘了歌名，只记得一些歌词:“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各族人民衷心向往的地方，每当我们从这里走过，颗颗红心都朝着这个方向，都朝着这个方向！”“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各族人民敬仰的地方，虽然我们住在祖国各地，颗颗红心都想着这个地方，都想着这个地方。”那歌词那旋律至今激荡着我的心灵。

      李老师是我本家的大哥，他语文也教的特别好，他喜欢写东西，编眉户戏，我记得他编的一个叫《退婚记》的眉户剧，课间听他边唱边写，我都记下了几句里面的剧词:“我老婆今年五十三，日子越过越舒坦，解放以后把身翻，幸福生活节节甜。”“你二叔今天来家中，领来一个年轻人，他年龄今年二十整，电机厂里当工人。你回去看他咋个样，接待应承好商量！”他还经常给大队文艺宣传队编剧，每年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都得奖的。他编的快板、三句半朗朗上口，那时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农业学大寨，广大社员群众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节目相当精炼。他经常给我们学生排练节目，到大队的水保工地慰问演出。我小学毕业那年刚好“粉碎四人帮”，他又编了不少的节目，在各生产队去宣传演出，二姐很擅长表演，她在每个节目里面都是主角。后来姐姐上了初中，李老师排练的节目主角当然就是我了。

      （五)跟着爷爷赶年集

      快过年了，一大早，吃过母亲做的玉米糁子和萝卜丝菜，爷爷挽着我的手，去公社所在地的街道赶年集。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自由市场，买东西都在供销社里。那天赶集主要是要割几斤大肉。那时每家每户都有统购任务，每年至少要交一头生猪，过年才有资格去供销社买肉。全公社交的猪大多都拉到大城市，给军人、干部、工人和城市居民供应了，留给当地农民的只有几头，还得排好长时间的队。爷爷领着我先去供销社的食堂里，用二两粮票，五分钱，买了一个油饼。我蹲在收购门市的房檐下，把一个比我头还大的油饼吃完了，看见爷爷伸长清瘦的脖子往里面张望，还没排到窗口。我跑进房子里一看，里面几根木椽上的大铁钩，挂着六七块红色的肉块，地上站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只见他脚上穿着一双齐腿弯的雨鞋，胸前挂着一个绿色皮护襟，手里拿着一个明晃晃的砍刀，嘴里叼支香烟，他非常清瘦。听到外面有人说:“他老强叔，把肥一点的割上！”只见他的三角眼更加下垂了，狠狠的在有骨头的红肉上砍一刀，挂在称上一称:“三斤，两块三毛七。”边说着就扔在窗口，那人极不情愿，又很无奈地，哆哆嗦嗦数着手中的分分角角钱给了“老强”，提溜着那块肉怏怏的走了。

    爷爷到跟前没啃声，只说了割二三斤吧。我看到爷爷拿着的肉，有瘦的还有夹杂着带猪皮的膘呢。爷爷的小山羊胡子朝上翘着，拉着我又到生产门市买了几斤盐，倒了一斤煤油，再到百货门市买了几张年画，那时的年画就是毛主席画像、样板戏剧照，还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类的画张，再买上几张大红纸，绿纸，粉色纸，白纸。

      那时窗户都是老式方格子，先糊上白纸，母亲自己剪的窗花贴在上面挺漂亮的。爷爷或父亲自己研墨，自己写好对联。二十八下午母亲把队里养猪场分的猪肉煮一些，再加一些爷爷买回来的肥一点的肉煵臊子，顿时满院的香味，馋的我们几个不停往厨房里跑。二十九母亲就蒸好纯麦面的花卷。三十上午母亲把一大蒲篮的新鞋端到院子里，让每个人都试着穿，我们穿上新鞋，再看看晚上，妈妈把我们姊妹几个已经破烂不堪的棉袄袖口，用穿烂的袜子腰腰都给裹住缝好了。我们穿上花袄袄，新鞋鞋，跑到大队院里看大人排练的样板戏了。

    童年时期的年都是我们非常向往和期盼的，希望着过年，是因为能吃上肉，能吃上纯麦面馍馍，能穿上新鞋子，偶尔还能穿件新衣服，那时没有攀比没有嫉妒，新衣服是需要给谁添就给谁，其他人没有不乐意。二姐比我大两岁半，但我们俩个子一样高，我们的衣服可以互换着穿，有时母亲把爷爷和父亲穿过的黑棉袄拆了，再也小得补不上了的，就给我们俩缝好，我们穿上觉得蛮好看的，出去别人一看我俩像双胞胎一样。

      （六）打  柴

      我们村人口比较多，在附近收拾不到柴火，特别是要打到硬柴，就得到十五里外的山上去打。腊月二十六社员就放假了，每家每户的男人们就拉着架子车，领着大孩子们，多数是男孩子去砍柴。大姐当时已经招工了，家里只有十来岁的二姐，和六七岁的我，天还没亮，我们吃过饭，母亲在一个小布兜里装上四五个馍，和喝水的搪瓷缸子，一个用漆罐做成的烧茶罐，父亲套好架子车，拿上斧头镰刀绳索之类的挂在架子车箱内。因为去的路都是慢下坡的大路，父亲又怕我们年纪小走路多了伤了腿，就让我和二姐坐在车厢，他拉着走。到了目的地附近，把架子车放在下面，我们拿起工具向着四十五度左右的山上爬去。那些年冬天下雪时间比较多，山上积雪特别厚，父亲找到灌木多的地方，就停下来，先在空地上找些干柴把火生起来。我们爷仨是有分工的，二姐帮父亲把砍下来的柴，一朵一朵拉给父亲来打捆，捆好后她又负责把它运到山下，一架子车拉十捆柴，姐姐那不足一米三的个头，用她那稚嫩的肩膀，扛起柴捆的大头，小头拖在地上，拉八次，跑十六个来回。我后来想起来二姐拉柴的情景都想哭，她是为我家出力最多的孩子，大姐是为我们家出钱最多的孩子，她们都小小年纪，为父亲挑起了一半的担子。那时小妹和小弟都还没出生，我是最享福的人，出去打柴只负责把雪刨开，在里面抓起干净的雪放到烧茶罐里，在火堆旁烧水熬茶，烤馍馍。

      到下午四五点左右开始下山装车，准备返回，父亲驾着车辕，我们两个在两边各栓着一根绳子，双手拽着绳头，搭在肩膀上弓着腰使劲的拉着，我走一会儿就感觉腿疼，拉一下松一下，车子方向一直向着我这边跑斜，二姐和父亲都知道我小没劲，他们尽量用尽全力拉车。那时候我多想停下来歇歇，但天黑了，父亲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就这样两三年后，我拉车的劲和姐姐差不多了，好想再走快点，走着走着，父亲气喘吁吁的说歇会吧。我心里想，哦，我在一年年长大，父亲在一年年变老啊。

    每年腊月三十前，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大摞的四方形的硬柴摞起，这摞柴是一家人一年能吃到可口饭菜的重要保证之一。我家的柴摞比较小，每年只剩一点，随着我和二姐一年年长大，我们俩冬天还去割蒿子，除了三个炕烧过外，还能攢一个蒿子摞，夏天母亲用铁杆蒿烧锅做饭，门前的硬柴摞逐渐剩的多了。家乡上空的炊烟随着柴摞的大小升腾着，与其说女主人是炊烟的制造者，还不如说男人才是炊烟真正的主宰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家乡上空很少升起袅袅炊烟，做饭用天然气，电磁炉，现在虽然有人还睡炕，可是煨上无烟煤，没有烟火，炕还热腾腾的。男人们再也不用起早贪黑为柴火那么辛苦了，或就近或浪迹天涯打工挣钱去了。女人们再也不用烟熏火燎了，身上头发上少了灰尘，个个都烫发，穿着时髦的衣服，高跟皮鞋在每条街巷的水泥路上咯噔咯噔响。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家乡的天又开始变得湛蓝了。

      （七）劫难

      我这大半生有好多次劫难，但最终都化险为夷，童年就有过四次，这些大都是听母亲和大姐讲的。

      在我五岁那年，我因出水痘和麻疹，高烧不退，五天后昏迷不醒，父亲去公社医院叫医生了，母亲和奶奶一摸我都没气了，奶奶瘫坐在地上，呼天抢地的头在门扇上碰个不停，这时医生来了，在我的人中扎了针，不一会我哭出来了，一家人都围着我叫个不停，他们都忘了睡在炕旮旯的二姐和一岁多的小妹也在出麻疹发高烧呢。

      就在我出麻疹后不久的夏天，二姐和村里几个姐姐咕哝着去邻队的地里偷摘人家的豌豆，她们几个都很精明，一旦有“敌情”就能迅速撤离，我去了就是累赘，我执意要跟着去，她们眼看给我讲利害关系没有用，干脆就拔腿跑掉了，我随后边哭边撵，跑到村后面的路上，突然有个人把我抱住了，我睁开眼睛一看是大姐，大姐给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用手向面前一条水渠里指:“你看狼！”我看见一条大麻狗一样的动物正顺着水渠往下跑了。大姐说她和队里的大人们在不远处锄玉米，听见有孩子哭声，她边锄边向路上张望，只看见我在前面跑着哭着，后面一条大灰狼紧随在我身后，她扔下锄头边跑边喊，后面的大人都大声喊:“打狼打狼”，那狼依然跟在我后面跑，要不是大姐跑的快，我就成了大灰狼口中的美味了。

      我们小时候每年在夏秋季节都去山上挖中药材，挖的最多的是黄芩，柴胡，秦艽。有一次我和二姐，带着五岁多的妹妹一起去附近的山上挖药，二姐在离我们俩远一点的地方挖，我和小妹一起挖，小妹把橛头举不稳，一下子就砸在我头上了，我头一晕眼前发黑就栽倒下去了，二姐听到小妹吓哭的声音，急忙赶过来，二姐以为是橛头刃扎在头上了，可把姐姐给吓坏了，她在我头上摸了一下，是蹭破了头皮，流血不多，赶紧把我扶起，抓了点细土压在伤口上。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二姐叮嘱妹妹不要给大人说。

      还有一次我上树摘核桃，踏断树枝，从三米左右的树上掉在地里，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也没事。后来几次上树摘杏也掉下来过，这些都事多少年后，和大人拉闲话，才提起。父亲笑着说:“贵人出世多灾难，大丈夫把命交给天，我娃是大富大贵之人。”也许爹说得对，我多少次的意外，都有惊无险地活过来了，就像今年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一次大车祸，我也活着，没有太大的伤，很是幸运！

  （八）看电影

      现在人开着车，走不到十分钟车程的路，坐在舒适的3D电影院看大片。可在八十年代的农村，文化娱乐除了过年时候，大队文艺宣传队排演一些样板戏，眉户地方戏，快板，三句半等剧目，在各个生产队轮番演出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调节枯燥生活的活动。只有在一两个月左右，由公社电影放映队，在每个村里庄放映一场电影。当得知哪个队上放电影，附近村庄的年轻人，和小孩子就奔走相告乐翻天了。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的隆冬，都没远没近地跑去趁热闹。那时看的最多的都是故事片，战斗片，大多都是抗战片和解放战争的影片，能记得的有《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苦菜花》、《江姐》、《英雄儿女》、《智取威虎山》、《智取华山》《上甘岭》等。

      放电影也要提前排队，公社放映队按自然村的顺序排好队，提前通知到大队，队长派上四个精壮劳力，拉着架子车去公社放映队拉电影箱子。这天下午，孩子们就提前安排好自己每天下午必须干的事情，或拔猪草，或割柴禾，都早早的赶回了家，把家里几个炕烧过，圈好鸡儿猪儿后，才可以去看电影。那时候，每家都有几个孩子，大家七手八脚，分工把这些活很快干完了，跑到大队院里时，雪白的幕布已经挂在大队的山墙上，喇叭开始放歌曲:《浏阳河》《军民大生产》《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小孩子在院子里互相追逐嬉闹着。已经有人把几根旧木头摆放在幕布前面，供其它村里来人坐。本村的人都自带凳子，家里凳子不够的，就在旁边的墙根搬过碎砖破瓦摞在一起当凳子，有的人直接蹲下看，有的人靠在墙根看。

    在电影开演前，妇女们趁机坐在一起拉家常；老爷爷们坐在一起，互相把老旱烟锅扣在一起对火；有的年轻人瞄着其它村的靓男俏女，瞅准了，就让大人托人提亲。那时候的人比较保守，不敢直接去坐在一起眉来眼去。

    每看一场电影，我们孩子们就有模仿的对象了，按照剧情玩起游戏来。孩子们都喜欢演英雄人物，谁都不愿意演坏人，一般都由在学校里当班干部的人，来指定哪个人演哪个角色，演坏蛋的都是在学校里表现不好，或学习不好的学生。大家都演的很逼真，玩的开心极了。

      有一年夏天收麦子的时候，邻村放电影《青松岭》，我和二姐商量好一起去看电影。结果父亲收工回来，拉着架子车叫上我们俩，去拉前一天晚上，他在自留地里割好的麦捆。我们也不敢说想要去看电影，心里默默地都在想，赶紧帮父亲把麦捆放到车子上，然后快快运到场里去，好去看电影。结果父亲不要我们拿麦捆，生怕掉一颗麦粒，他小心翼翼地把车装好，我们心想这回就可以很快到场里了吧。于是我们俩铆足了劲，猛的往前推车，因为在朦胧的月光下，看不清前面有个小坑，架子车一个轮子在里面一歪，车就翻倒了，这下把父亲气得火冒三丈，把我俩也吓坏了。无奈之下又重新装车，父亲边装边说:“唉，最少也把一升麦颗损失了，我知道你俩想看电影呢，也不能这么急呀。”对面邻村的高音喇叭正对着我们响个不停，这时候我和姐姐看着父亲弯下腰，仔细看掉在地里的麦粒，我们心里难过得一点看电影的心思都没有了。那天晚上，我们听着对面放电影清晰的声音，陪着父亲坚持把那一亩三分自留地里的麦捆，全部拉到麦场里摞好。父亲说:“今天晚上你们都没有去看电影，心里不舒服吧？”二姐说:“爹爹，其实《青松岭》我们都看过四五回了，去不去无所谓，我们都会演里面的人物了，我还会唱里面的主题歌呢！”说着姐姐就唱起来了:“要问那大车哪里去哎，奔向社会主义大道，哎吆嗨，哎嗨吆！”父亲笑着也跟着我们唱了起来，他高兴的说:“我娃真会体贴人，爹爹一身的疲惫下子跑光了！”我们父女仨人在月光下，快乐地你唱两句他唱一句，一会就回到家了。

（九）冰轱辘惹的祸

        小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玩具，

就自制玩具，春天来了，大地解冻柳树发芽，杨树也随之泛绿了，我们折下树上的细枝条，双手一左一右扭一扭，外面的皮就松动了，再轻轻地把里面的硬枝杆抽掉，一个树皮完整的空管就出来了，然后用指甲轻轻的把一端的表皮掐掉，放在嘴里咋一下，一个自制的小喇叭就成功了。枝杆粗一点的声音就粗犷像牛叫，枝杆细一点的声音清脆悦耳，像鸟叫。有的孩子很有创意，用剪刀在上面剪六个小孔，用六个指头按住，像吹箫一样的动作，虽然我们都不懂音律，不会指法，但总会模仿着电影里面人物的模样，一副十分陶醉的样子。

    到了夏收季节，麦子一上场，我们跑到打麦场里，截上好多麦杆，粗的拿一把，细的拿一把，细的编蚂蚱笼子，逮上几支蚂蚱放在里面，听着它的“唧唧”的叫声，互相炫耀着自己的笼子编得好，自己逮的蚂蚱叫声大。另外粗一点的麦杆就当成吸管，玩累了，玩渴了就跑到往外流淌的山泉边，爬下来用麦杆吸水喝，其他伙伴生怕把同伴掉到泉里，就半跪着压住同伴的脚腕。

      秋收以后，我们再用玉米杆的快末梢处折几节，剥下外面的一层很有韧性的表皮，和里面的海绵体，一会儿就做出一副很逼真但没有镜片的“时髦”眼镜来，小手背后，给同伴说自己是大学生，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还做一些小猴打架，小猴敲鼓的玩具。         

      核桃成熟了，我们还会自己做“核桃知了”。从脱了皮的核桃堆里挑出个头比较大，而且比较圆同样大小的几个核桃。在窗台上搜罗一片打破的犁铧的铁片，用斧头砸成三角形，然后在核桃上下两端，选准中心对称位置处，用铧铁尖使劲地钻孔，再在核桃中腰部再钻一个孔，拿着母亲绱鞋的锥子从孔里进去，把里面的核桃仁掏空，在竹子扫把上折下细一点的竹棍截到三寸长，在母亲的针线蒲篮里，找来约五六十公分的细线绳，小竹棍一头顶上线绳的一头，从打好对称孔的核桃中间穿上去，拿一个圆核桃把顶着线绳的竹棍穿在核桃蒂上按紧，再把线绳的另一头，穿出核桃中腰的那个孔外，再折一个半寸长的细棍把线绳拴住，一个“核桃知了”就做好了。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知了”身子，右手先把下面的竹棍轻轻搓着朝一个方向转动，线绳就缠到棍子中间了，再用右手拽着轻轻带点劲拉一下松一下，随着拉绳的速度加快，瞬间就有“知了，知了”的响声。如果家里有母亲用坏的篦子，我们就拿来把中间的夹板起开，在最中间打个孔，套在两个核桃中间，然后再拉绳子，马上就像风扇叶一样转动，响声更好听了。“核桃知了”我们男生女生都会做，有的孩子还能找到三棱、四棱核桃做头，转动起来更好看。

      寒冷的冬天和皑皑白雪，是挡不住生性贪玩孩子们的。我们每天下午放学后，除了给家里收拾好烧炕的软柴禾外，就是玩，下雪了就堆雪人，打雪仗。特别是天上下着雨雪，由于气温骤降，到地面上就冻住了，大人叫“戳地油”或“戳凌霜”，遇到这种天气，大人走路要特别小心，一不留神就摔倒了。我们小孩子看到这样的天气高兴极了，在家里拿一块小木板，坐在有坡度的大路上从上往下滑，还没等坐稳，身后面站着的同伴用力一推，“嗖”的一下就“飞”到坡底下去了，大家都高兴的拍着红肿的小手。到晚上，棉裤屁股都湿透了，大人在屁股上用手打两下也不觉着疼，把棉裤脱下来放在芦席下面暖干了，用手揉一揉，第二天又穿上。到了“三九”左右，门前的大池塘里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去上面滑冰。有的自己滑，有的两个人蹲下拉着手互相拽着滑。一会儿你摔倒了，一会儿她爬下了，奶奶站在院子里，看见偌大的池塘冰面上，花花绿绿的“小肉蛋蛋”在上面滚来滚去，一双双小手，一张张小脸蛋，冻得青踘踘红扑扑的。奶奶扯长嗓子喊:“狗蛋，猫蛋，冻死了，快回来坐炕了！”没有一个人理会，一个劲的玩，没有人喊疼，也没有人叫冷。我们滑着滑着，二姐突发奇想，跑回家拿来一把镰刀，用镰刀尖在冰面上叨咕出一个圆冰块，再在中间叨咕一个小窟窿眼，然后在自家的柴摞上砍两个小叉子，一左一右，叉在冰轱辘上推着跑，大家觉得真好玩，都跑在后面看稀奇。晚上姐姐把它埋在墙跟前的麦草里面，怕它融化了。第二天，姐姐又给我做了一个小一点的冰轱辘，我们一起推着玩，村里一个比姐姐都大的男孩，跟在二姐后面要玩轱辘，她偏不给，姐姐在前面推着跑，他在后面追着不放。我从小比较懦弱，二姐和我性格截然不同，她生性很要强，在学校和男生打架，不屈不挠。这个男孩看着没法得到这轱辘，就学着几年前红卫兵围斗父亲的口号“打倒当权派，砸烂XXX的狗头！”这下可惹怒了二姐，她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瘦弱的小胳膊举起有十几斤重的冰轱辘，朝那男孩头上砸去，一下子血流下来了，我吓得边哭边跑回家，叫来了妈妈，替他包扎了伤口，把他送回他家，还向人家家长赔礼道歉！父亲回来狠狠地教训了姐姐一顿，把冰轱辘砸碎了，姐姐委屈得偷偷哭了好几天。这件事，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给父亲多了一条罪状，这些父亲都坦然面对了。

    （十）第一次去县城

      我记得第一次去县城时，已经八岁多了，大约在那年六七月间，父亲要去参加县上召开的“三干会”，那时大姐已经工作两三年了，我之前给父亲说过，我很想大姐。正好开会，县上给每个公社派一辆汽车，我听见父亲给奶奶和母亲说，他要去开会，顺便把我带去看看大姐。我高兴得那天晚上很晚了还在炕上翻腾。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公社大院乘车，我看到院子里停着那么大的一辆绿色卡车（在车上父亲告诉我，是解放牌卡车），旁边站着好多大人，不一会大家都上车了，父亲把我往上抱，车上一个叔叔把我拉了上去。我在车上高兴坏了，心想:我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坐汽车，回去以后又有炫耀的资本了。到县城的路都是坑洼不平，和弯弯曲曲的山路。一会上坡，一会下坡，一会左转，一会右转。靠车厢站的还好，站在车厢中间的人，随着车速和转向，一会跑前面，一会又摔倒在车厢里面，左倒一下，右歪一下，没有一个人能站稳当的。我紧紧抓住父亲的衣襟，头在大人的腿上碰来甩去，我觉着既好笑又好玩。

      走了好长时间，车停下了，父亲说到县城了。下车后，我随父亲顺着县城的街道往姐姐的厂里走，一路上看见好多青砖房子，却没有像现在一样的楼房，但觉得县城就是跟老家的小山村有着天壤之别，看到路边走过人，他们的脸比我们乡下人都白净，衣服也很整齐，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比我们洋气。父亲把我领到姐姐厂里的大门口，姐姐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一下扑到大姐的怀里。随后父亲交代我，好好听姐姐话，他要开五天会，现在就去报到了，随手把母亲给姐姐烙的核桃饼交给她，父亲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我也随姐姐往她的宿舍走去，我好奇的问:“姐姐，你咋知道我会来的？”姐姐说是父亲前几天给她写信告诉她的。

      我跟着姐姐边走边看，瞪大眼睛看见里面有好多大房子，门很大很高。姐姐说那是她们上班的车间，有车工车间，锻工车间，铸工车间，还有修理车间，她在车工车间上班，外面摆放整齐的机器是粉碎机、打麦机、压面机等。我懵懂的听着姐姐不厌其烦的讲解，觉着姐姐太厉害了，她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嫣然一个大人一样，再看看她那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和工作帽，姐姐愈发漂亮了，就像在每次放电影前面加的纪录片，和里面大城市工厂的工人没啥两样。

      来到姐姐的宿舍，里面有四张床，姐姐的床在里面靠窗的那边，她打水给我洗了脸和手，她从放在窗户跟前的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大西红柿让我吃，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这东西，爷爷为我们种的西红柿总是绿绿的，没等红了就让孩子们给摘光了。

      我在姐姐这里住了五天，姐姐每天从职工食堂里打来饭菜，每天都是三顿变着花样的饭菜，几乎顿顿不离肉，感觉像过年一样。姐姐为我借来好多连环画，《松花江上》、《铁道游击队》、《南京路上好八连》《智取华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大姐住在一起其她三个姐都是西安的知青。一个叫刘兰花姐姐，一个叫熊英姐姐，另外一个我记不起来名字了，她们都很喜欢我，给我糖果和从西安带来的饼干吃，给我扎起漂亮的小辫子。兰花姐姐带着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外甥叫“狗熊”，那个哥哥长得很帅气，皮肤很白净。姐姐们每天去上班了，我们俩就一起玩，他有时候抢我的书，我不给，他就说:“咋，咋，咋？”（长安方言:怎么了？怎么了？）地喊，我说你是喜鹊变的吗？他又俊郎的笑了，我看见他的脸蛋上还有个小酒窝呢。

    下午姐姐下班后带我去老县城看父亲，那时新县城里就只搬了几个单位，有供销合作社，有百货公司等。其它单位都在老县城，新县城就是现在的文化政治中心，也是隋唐时期皇上避暑离宫。老县城在很高的山上，顺着西门坡上去，就看见很高很厚的城墙，我很稀奇，这墙比我们老家的堡子墙还厚呀。我和姐姐来到一排青砖大瓦房跟前，看见一个大铁门边，挂着“麟游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姐姐说:“这是县革委会，爹就在里面开会。”我看到里面有出出进进的好多人，穿着四个兜兜的上衣，左胸前的兜里别着一个明晃晃的钢笔，在上面还别着一颗毛主席像章，看着个个都精神抖擞，满面春风。父亲出来看见我说:“在你姐姐这里长胖了，玩高兴了吧！”我点点头，又很稀奇的东看看西瞅瞅。听父亲给姐姐说，这回回去又得忙了，又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了，我很茫然地看看他们那有点忧郁的脸，心想怎么成天有那么多的“运动”会呀！

    （十一）第一次登台演讲

      我上三年级那年秋天，公社学区通知，在全县中（初中）小学生中，组织一次“故事调讲会”。离演讲的时间只有十天了，公社专干知道我们学校的李老师喜欢创作，就把小学的名额分配给我们学校。李老师几天功夫就创作了一个故事叫“抢险战斗”。故事的情节大概是:大队马上要去交公粮了，结果下起了瓢泼大雨，河里的水位大涨，把村里通往公社的唯一一座桥冲跨了，革委会主任组织社员抢修木桥，里面有个反革命分子，在幸灾乐祸，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语诅咒谩骂共产党。

    李老师写了满满当当的六张纸。李老师让我来读稿子，我读了三遍就已经很熟练了，我的记性从小就很好，第二天一个早读，我就基本上背诵下来了。中午两节自习课，老师单独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让我来演讲，我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声情并茂的演讲，苟校长和李老师大大表扬了我，他们说:“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小的年纪悟性就这么高，一下子把我们的担心给解除了！”他们担心，我代表的是全公社八个小学去参加比赛，而且这是他们担任教学工作以来，第一次让学生参加县上演讲，那时的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来把控演讲语气和语调以及表情。

        第三天，苟校长让我去公社初中，找初中的唐校长，他是负责这次全学区演讲的老师。二姐在上初一，我找到她说明来意，她把我带去找到唐校长。当时唐校长正给公社书记理发，吕书记经常下乡来我家，和父亲谈工作，我也认识他，就给唐老师和吕叔叔打了招呼，吕书记给唐老师介绍了我，这是李支书的三女儿。我给他说明了来意，唐校长就让我站在他们面前开始演讲，于是，我就大胆的演讲了一遍，他们都夸我演讲的非常好，而且很镇静自若，表情动作很得体到位。唐校长说:“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用普通话演讲是最好的。”可是当时老师们讲课都用方言，我对普通话一窍不通。加上时间又紧，只能这样了。他顺便把初中部参加比赛的张宝生哥哥叫来，让他也演讲了一遍，这个哥哥看着高高大大的，但很腼腆，看着校长和公社书记在面前，表现得很局促和紧张，他演讲的结结巴巴的，不太流畅。

      在这里赘言几句，插一段故事。唐校长在我上初中后，还是校长兼初一初二的语文老师，他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讲课风趣幽默，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记得他给我们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斑蝥啪的一声”他那手势和表情把大家都逗乐了。我至今都能背诵这篇课文。他说他妈生他那年粮食丰收了，他家碾了五场麦子，所以他爸爸就给他起名叫唐五场了。

      唐校长带着我和张宝生，参加了县文教局组织的全县“中小学生故事调讲会”，我们住在县委党校，比赛在党校礼堂举行，参加演讲的共六十人，分了四个场次，每场十五个人，前三名参加最后的决赛，我在第二场比赛得了第一名，在最后的决赛中得了第二名。

      第一次登上舞台，而且临走前老师嘱托我好好发挥，争取拿到名次，再加上台下那么多（和参赛的学生一起加老师，领导有将近二百）人，我一个十岁小山村长大的娃娃，怎能不胆怯呢。我就尽量控制自己，眼睛不看观众，盯着对面墙上的标语，几分钟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了，后面发挥得特别好，演讲到那个反革命分子，挥舞着手中的破草帽，恶狠狠的说“下吧，下吧，让暴风雨下得再猛烈些，看他们共产党还怎么张狂！”我压低嗓音，粗声粗气的朗诵时，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下午在饭堂里，县上的一位领导摸了摸我的头说:“丫头，你多大了？这么厉害，老练的能当演员了。”我红着脸，腼腆地笑了！从此后，不论我在学校，还是走上工作岗位，，上台表演个小节目呀，或者讲话，哪怕在场的上百上千人，都很淡定自若，从来没有过怯场。

        【后记】我的童年跟大多数同龄人相似，都是在天真烂漫和无忧无虑中快乐成长。有过多少已经记忆模糊的快乐逸事，在花甲之年，经过大脑深处的神经带快速回放过滤，又清晰的被激活了。在百无聊赖之时，突然有个想法，用我笨拙的手指，击打着键盘，用我肤浅的文学水平，流水账似的，记录下来我的“童年时光”。我虽生长在困苦的年代，虽然生活水平低一些，但我们没有饿过肚子，夏天有姐姐穿过的花布衫穿，冬天穿上母亲拆洗干净父亲穿短的棉袄，戴上黄军帽子，像假小子一样耀武扬威，一点都不觉的寒碜。

        我至今还怀念着那个生我养我，但已经看不到一点原来样子的小山村；怀念那牛羊马叫声；鸡鸣犬吠声；孩子们的嬉闹声；偶尔有野兽出没在村边，叼走谁家的猪仔鸡鹅的喊叫声。怀念村里的太爷爷披着黑皮袄，用左手捋一捋飘在胸前白花花的胡子，蹲在大土堆旁，给围在一起的年轻人讲“”三皇五帝”，讲“姜子牙斩将封神”，讲“刘备回荆州”、“诸葛亮锦囊妙计草船借箭”。

        太爷爷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他取下别在领口后面的长把烟锅装好烟。站在跟前的小伙子知道太爷爷要抽几口烟了，赶紧拿出自己的“羊群香烟”和火柴递给他，他把手摆一摆说:“吃不惯，没劲，还是用我的老伙计吧！”说着他拿出一块黑火石，撕一点用碱水浸泡过的棉花压在火石上，再取出火镰，在火石上猛的碰几下，棉花随着火石的火星，冒着一丝丝的青烟着了，这时赶紧把棉花压在装有旱烟的烟锅上，把按着长长竹管另一头有白玉石烟嘴，放在嘴里猛吸几口，两缕烟就从太爷爷的两个鼻孔里吐出来。他咳嗽几声，在地上吐一口老痰，清清嗓子，又开始讲关老爷“出五浸泡过关斩六将”、“夜走麦城”、“三战吕布虎牢关”；讲赵子龙的“长板坡”；讲诸葛孔明“六出祁山”，讲“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讲林冲的野猪林，讲武松的勇敢，讲鲁智深威猛，讲晁盖的仗义，讲宋江的屈膝投降。太爷爷他大字不识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肚子里却装着讲不完的故事。太爷爷讲的出神入化，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后来太爷爷“走了”，村里又出了几个年轻的“聊斋先生”给大家接着讲故事。再后来电视、手机替代了他们，再没人听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原生态的故事了。

      我更怀念父亲用文言文，给我们讲历史故事时老教授般的气质；怀念爷爷给我编的小草鞋和木泥屐；怀念奶奶的三寸金莲和“狗儿猫儿”的呼唤声。怀念母亲软糯香甜的玉米面发糕、母亲酿的香醋和油泼辣子酸汤手工面。怀念大姐二姐为我摘的酸甜山杏和各种野果子吃；怀念为我们解渴的山泉，她养育了我们李姓多少代的生命啊！

说不完的怀念.......

        回忆我的大半生虽无所建树，没有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但也做到了问心无愧。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家庭！无愧于子女！无愧于朋友！宽于待人，热心待人，以诚待人，对家人尽自己的本分，自认为是新式的贤妻良母和孝顺儿媳，是贤惠的弟媳嫂子。谁家有困难我会竭尽所能，对朋友很是真诚友善，朋友托付我的事都会竭力办好，不留遗憾。对孩子的教育是身教大于言传，他们个个都是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这生我心足矣！

（说明:2021年1月16日至17日初稿一至七共七千三百子字，后发至《小草园地》1月21日130期刊出第一第二两个章节，1月23至24日完成第八至第十一以及后记修改定稿，全文共1527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