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看 TED 的演讲，记得有人将心理学不好的地方总结了三条：与道德挂钩、忽视比较正常的人、急于帮助疾患的人。归根结底是几十年来，心理学建立起了一个疾病模型。所谓科学，首先去分类，用某种可见可辨的症状做概念，罗列诊断标准，寻找纠正偏差要素的方法，再不断循证改进治疗。用循环迭代算法求近似解，乃至微积分中的逼近策略，然而时间久了，容易使人得“意”忘“形”，忽视我们的初心，成为科技官僚的工具，先进工具的奴隶。从那些条条框框的标准看，世上应该没有绝对的正常人，无论道德还是身体，都或多或少存在疾病的征兆。
想起这些，完全因为看一篇文章开头，叙述一个“粘附性认同、自恋人格与中国文化”的故事，介绍G先生某些言行后，判断道：这里是典型价值观外化的陈述，他绝不会干“这些事”，并不是由于他内在道德要求和兴趣取向而拒绝吃喝嫖赌这些事情，更不是由于超越的需要。而只是因为他需要依附于一个外在的权威（孔子）的训诫，而这个外在权威的训诫和要求（修齐治平）并没有成为他内心的自我理想或者超我，就像梁漱溟那样，而只是漂浮在他的身体之外的一条交通规则罢了。言语中略带鄙视，人们口中的价值观必须出自内化的内心，像个老夫子或卫道者。
即使像梁漱溟在其《我的自学小史》所说：儿时没读过四书五经，只是看过而已，那么他的那些未经外化的大儒品质，直接从天上掉进内心的吗，不是也有一个知与行，身与心的养成融儒过程吗？在学者看来，至少伪善也比伪恶更加有发展，否则医院与监狱的作用还剩几何？而后判断其““缺乏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依附于外在权威”，当然还必须存在后几条典型特征：表面上社会适应良好，但是实际上存在人际关系的困难；对分离无法忍受或过度冷漠；替代性接触方式，特别是饶舌。无论断案还是医生，常见“确认偏知”在初步做价值判断中横行。
其实作者也没错，判断也许都是事实，只要不人为“应该必须”即可。作者接着分析，自恋中的我只是“别人眼中的我”，并引证胡科所言，自恋者是悲剧人物，他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悲哀。进而认为自恋人格的中心问题与认同模糊有关，特别是“圣贤人格”及其导致的诸多人与人关系的遐想，“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造成的结果是普通大众的自我极度压缩，而少数人的自我极度扩张。而这些自我压缩的人往往是需要保持对少数自我扩张的人的从身体到心理的依附。（孙隆基语）”我想与“仁爱”教育分不开，而梁漱溟到底划到多数还是少数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