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屈原的本体存在不存在并不重要，就像黄帝、炎帝、蚩尤，甚至精卫、夸父、愚公等这些神话人物一样，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码，成为构成每一个文化人的精神世界的基因。屈原是水仙花神，水仙花这个品种来自于西方，大概在晚唐五代传入中国。水仙花一传入中国，就和屈原联系了起来。黄玉峰说：“希腊纳西瑟斯，是一位‘自恋’美男，无人赏识，投湖自尽，化为水仙。弗洛伊德称之为‘水仙情结’。屈原乃中国水仙，其自恋胜于西人。”这种始自屈原的“自恋”，深刻地影响着此后的诗人们，使得香草美人式的象征体系得以建立，阴柔美学得以发扬，尤其是词这种题材。因此叶嘉莹先生在讲唐宋词时，将温庭筠的《菩萨蛮》与屈原的香草美人手法相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形式上的，而非精神实质上，在精神实质上二者是相背离的，是儒家文化和原始文化的对立。叶嘉莹在对屈原的理解上，也受到一般通行观点的束缚。

2、 王富仁教授以布留尔《原始思维》中提出的“互渗律”切入《离骚》的解读，他指出，“这种通过神秘的互渗建立起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客观世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联的方式，在现代世界上仍是人类全部思维发展的基础。”比如一个人将自己与自己的家乡、国家相关联，一个儿童将自己的生命与一只小狗或一个玩具相关联，屈原则将自己的道德品质、人生追求与高阳、伯庸相关联，与自己生日相关联，与楚国相关联。这是一种直觉的原始思维，是一种神话思维，与楚国的地理环境和巫术文化相关。王富仁教授将由神秘互渗关联得来的道德修养与儒家的道德观进行比较，屈原的道德观是向内寻找，儒家的道德观是向外寻找，屈原张扬个性与自我，儒家的道德观是通过约束自我而适应群体的交往标准，屈原的痛苦正是因为儒家的道德观形成的文化整合力量对张扬个性的向内寻求的道德观的围困。

3、 王富仁教授打通了屈原的张扬个性与现代的独立、自由、个性思想之间的联系，将屈原与鲁迅二人关联，形成了古代与现代的遥相辉映的关系，如果联系该书《自序》，作者与这二人也可能存在某种精神互渗的关系。

二

1、 《江南可采莲》一诗中的首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是起兴，是对鱼戏场景的描绘。鱼是自由的象征，莲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戏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荷塘月色》文中引用了梁元帝《采莲赋》和《西洲曲》，文中的“田田的叶子”应该是对《江南可采莲》一诗中“莲叶何田田”的化用。这样想来，朱自清的“超出平常的自己”才是文章最想表达意思，是一种暂时想要从社会伦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诉求。

2、 魏文华先生的质疑文章《关于汉乐府民歌<江南>的主题——与王富仁先生商榷》主要从鱼和莲两个意象的象征性进行质疑，鱼与性相关，莲与爱相关，因此认为是表达男欢女爱的。其中关于接受美学基本原理的论述有启示性，兹录于此：鉴赏主体在能动的感受过程中，要接受客体导向、支配和制约的。一般来讲，对于一篇文学作品，通过仔细阅读分析，便会发现客体都有其潜在的、相对确定的定向暗示和情感意向。而必须以此为通道，才能真正切入作品的深层结构。

3、 王富仁先生的《比喻与象征》一文从比喻与象征的区分的角度进行回应，关于比喻与象征的区分，王富仁先生的精彩论述如下：比喻是一对一的代换，象征则是在体验和感受的基础上将个别与一般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比喻由于是一对一的代换，所以它所得出的意义是单一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其结论有严重的排他性。《江南可采莲》中的鱼和莲是象征——理解要自由得多，而非比喻——理解具有确定性。因此，“江南可采莲”中的爱情是自由的一种，而非全部，所以，魏文华先生的理解把诗意窄化了。

4、 理解诗歌，不仅要注意意象的象征性，还要理解意象之间的关系，比如鱼和莲的主次关系问题对理解全诗就至关重要。

5、 自由、孤独、爱情等观念自古至今都有，区别在于这种观念是否是自觉的，是否作为一种判断的价值标准。

6、 要找到意象从实用到审美转变的中介，否则，使用意象解读诗歌可能导致观念固化。

7、 理解诗歌要在自我感受的基础上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相反。

三

1、 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有两个层面，一是恒定的层面，如作品的题材、体裁等形式方面的要素；一是不断变动的层面，如作品的主题。我们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指的是作品主题方面，而非作品形式，作品形式是由文本的客观性决定的，是有绝对的真理性的。

2、 爱情是建立在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角度看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关系，他们之间只存在婚姻关系，而不存在爱情关系。

3、 “新妇起严妆”一段描写，表现的不仅是刘兰芝的自尊，更出自一种报复心理，告诉焦仲卿和焦母，不是我刘兰芝不德无才不美，而是你们母子有眼无珠。

4、 刘兰芝在“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之后赴死，既是出于对焦仲卿、对娘家的绝望，也是出于隐秘的报复，她要以世俗的方式告诉这些人，我刘兰芝是有价值的，是可以凭此而获得别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