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汉诗断想
——在福建吴若海诗歌研讨会上的讲话稿
文/吴若海
一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现代汉诗的历史。
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首白话诗《蝴蝶》算起，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不论是从徐志摩的半格律体到戴望舒的自由体、李金发的半古半洋到湖畔四诗人的田园体、郭沫若的惠特曼体到闻一多的格律体、冰心的泰戈尔体到何其芳朱湘等人英国浪漫主义抒情体，还是从阮章竞贺敬之等人的民歌体到艾青的凡尔哈伦似的自由体、田间的口号体到郭小川臧克家的革命体，以及解放后的流沙河公牛闻捷等的颂歌体到北岛黄翔顾城等的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朦胧体，中国新诗不可谓不丰富，不可谓不壮观。然而，具有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诗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形成它自身的传统。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第三代诗群诞生以来，非非主义、新生代、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下半身、垃圾派……无不是一个否定一个，一个打到一个，一个颠覆一个。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诗写根本没有固有的资源可利用，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零开始。而反观我们的古典汉诗，从诗经楚辞两大源头到两汉六朝的多变（四言、五言、乐府、童谣），到唐宋的鼎盛（内容的无所不包、形式的成熟——今体诗的确立），到元明的泥古不化，到清代的另辟蹊径（更多是技法上的），再到民国的诗界革命（大量现代意识和西方哲思的融入），其间诞生过无数的大师和难以数计的经典名作，试想，它（古典汉诗）拥有多么丰厚的传统资源。而我们今天的诗歌究竟继承了什么？不要说三千年的传统，就是新诗七十年（1915——1985）的传统（如果可以称为传统的话），我们继承了吗？！即便是近三十年来，我们形成了新的传统了吗，我们直面过过去的传统吗？！我们有的只是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方舶来品、民间立场的永远从零起步以及毫无真正神性的神性写作的不知所云。令人遗憾的是，两者（古典汉诗和现代汉诗）的这种距离和差异从未引起大多数诗人和评论家的重视。长此以往，现代汉诗的前景让人担忧。
二
我以为，要关注现代汉诗的前途和命运，展望它的未来，首先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现代汉诗应该写什么（内容）和现代汉诗应该怎么写（形式）。
这仿佛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百年以来，这个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回答和解决。这使得现代汉诗在理论上（哲学的和美学的）根本就没有形成成熟的本体论和方法论。
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发达的国度，汉民族是一个天生缺少形而上思辨品质的种族，因而基本上没有成体系的系统的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除《文心雕龙》而外），即便是封闭自足的古典诗歌和古典散文（相对于诗歌而言，包括骈文，但不包括小说）理论，又即便是“文以载道”、“中庸”等文艺本体论和根本方法论，都只能是以感悟似的视角和语言星星点点地散落于各种诗话和古文评点（各种读书眉批）之中，从而造成文艺理论远远滞后于文艺创作的亘古不变的现象。由于这样的历史遗传基因以及理论上的先天不足，致使我们的现代汉诗在理论的构建上远远难于作品的构建。但没有成熟系统的理论构建，又无法使现代汉诗体现出诗歌的现代性而与世界接轨，从而为国际诗坛贡献真正的诗歌大师和诗歌理论大师。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两个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上了吧。
三
关于写什么，这里面包含两个方面——主题和题材。
回顾第三代以来现代汉诗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诗歌缺失了两样东西：终极关怀和广阔的生活背景（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些诗歌（尤其是众多的网络诗歌）中，我们极少看到人与世界的遭遇，人对世界的叩问，人与世界的对话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极少看到大自然和丰富的生活场景。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日常生活细节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琐碎感悟和体验的平面式扫描。我们的诗歌的主题是肤浅的，我们的诗歌的题材是贫乏的，目前的汉诗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语言游戏（而且并不高明）。如果不彻底改变这一诗歌现状，未来的汉诗是没有出路的。
四
关于怎么写，这里面也包含两个方面——形式与手法。
先谈谈形式问题。我以为，诗歌的艺术形式包括诗歌模式（或格式）、诗歌结构和诗歌语言三个方面的内容。自朦胧诗后期到第三代诗歌，就已经完全不讲究诗歌模式，亦不注重诗歌结构，尤其是那些实验诗，整个诗歌都是漫无边际的自由体，毫无形式和结构可言。在诗歌传统（中国的和世界的）中，有些自由体表面上看上去很自由，但它的结构却非常严谨，有的甚至非常巧妙，比如20世纪那些诗歌大师笔下的一些长诗，如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理所当然》、智利诗人聂努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墨西哥诗人帕斯的《太阳石》等。我们今天的诗歌 特别是长诗，模式和结构都是很欠缺的。模式和结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同时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拿中国的传统诗歌来讲：七言律，五言律，七言古，五言古，这些都是诗歌固有的模式；而结构是指如何在这些固有的模式中巧妙地安排各种诗歌素材，使其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以供读者阅读和鉴赏。今天的诗歌模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散漫的自由体，结构也只有一种，那就是随心所欲地堆砌素材、散漫无端地罗列语词。未来汉诗要重振诗歌的雄风，恢复诗歌的文学正统地位，以上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现在再来谈谈语言。诗歌的语言应该比小说、散文和戏剧的语言更洗练，同时也更优美，更有韵律感，更富于隐喻与象征特色，能给人以更高的审美享受。但今天充斥整个诗坛的现代汉诗，其绝大多数的语言给我的感觉还不如今天的小说和散文（今天的戏剧已很少）。完全是一种毫无韵律感的粗糙、放任和不负责任的语言。
五
关于手法问题。这是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诗唯一值得骄傲的一个方面。从朦胧诗开始，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引进，各种新奇的现代手法（如意象的叠加、意象群、蒙太奇、碎片似拼贴、魔幻与奇幻景象、时空错乱，语言的陌生化等）被比较全面地引入诗歌创作之中（相形之下，我国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在这方面是相对滞后的），大大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尤其是九十年代“叙述”一词（不是一种手法，而是一种功能，它取代了诗歌的抒情本质）的发现，使现代汉诗具有了颠覆性的进展，先后出现了欧阳江河的《广场》、于坚的《0档案》、萧开愚的《国庆节》、臧棣的《维拉系列》、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等优秀作品。虽说近几十年的现代汉诗在艺术表现方面让人耳目一新，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诗歌范式。原因有二：一是我们虽然引进了大量的现代表现手法，但在技巧性的操作上缺乏成熟性（远远比不上同一时期的西方诗歌）；二是由于现代手法的引进和借鉴，新诗潮的空前繁荣，我们彻底抛弃了业已成熟和自足的诗歌传统表现手法（抒情的和叙事的），致使我们的诗歌艺术缺乏深厚的包容性和耐久的圆融性。这一缺憾只有寄希望于未来的汉语诗歌了。
六
谈了这么多，我一直没有对未来汉诗进行具体的展望，一则是根据今天汉诗的发展态势，我对汉语诗歌的前景不太乐观；二则是诗歌要有一个好的前途，必须有一个好的文化环境和文明背景，汉诗要复兴，有赖于汉文化的复兴。今天的文化是破碎的，因而今天的诗歌现场也必然是破碎而零乱的。我们还是尽量朝好的方面去想，去展望展望汉语诗歌的美好明天吧。
未来汉诗要兴旺发达，应该（也是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价值的重建。诗歌中必须有人与世界的遭遇，人与世界的对话、人的命运等终极关怀方面的内容，使诗歌具有宗教感和灵启性。
2、丰富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一反今天的诗歌内容的单调和琐屑，让我们在诗歌中重新看到大自然、 田园生活、军旅生活、市井生活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3、恢复诗歌的哲理性和现实批判性。我们应当看到大量的哲理诗和讽刺诗，诗歌应该拥有它的社会功能和精神功能。
4、我们应该拥有新的经典性的爱情诗。虽然今天爱情几乎沦为废墟，但我相信明天的人类，爱情是不死的。
5、建构有别于传统诗律的新兴诗律。未来的汉诗需要成熟而完美的诗歌模式，现在已经有人自觉地开始尝试了（如梦亦非自制的十六行）。
6、未来汉诗应该拥有大量优秀的诗歌艺术品。这有赖于诗人们对诗歌结构的独创性的建设，即对诗歌素材的高度技术性和独具匠心整合与处理。
7、建构新的经典性汉语。这需要重新发掘汉语的特质——象思维、流动的模糊性思维以及语言的雕塑感和建筑美。
8、恢复诗歌的歌唱性。未来的时代一定需要颂歌，诗歌需要韵律与节奏，歌谣永远不会在语言中死去。
9、恢复语言的纯洁性。汉诗就是汉诗，是用汉语写作的诗歌。所以必须反对那种洋文不像洋文中文不像中文的翻译语体，不过这需要深厚的汉语文化积淀，有待于诗人们在汉语艺术上的修炼与拔高。
七
说了许多废话，希望得到各位大方家的指正，同时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出更多更好的对未来汉诗的理论性展望。
注：这次研讨会举办于2012年3月19至21日，地点是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澳角村，此地是全国著名的鲍鱼养殖基地，是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海滩风景优美。此次会议由70后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梦亦非先生发起，由著名诗歌理论家陈仲义先生（著名诗人舒婷的丈夫）主持；参会者有著名诗歌理论家王珂先生（吴思敬的高足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龙杨明博士（吴思敬高足，王珂先生师弟）、著名诗人吕德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