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我看过一句话：“这是个饿死诗人的年代。”其实饿死的远不止诗人，比如还有古玩、古钱币收藏者。
我外公就是个古钱币收藏者。他本不该是。十几年前他只是个出现在我作文里的耄耋身影，那个时候让写议论文来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他。可是我没后悔，起码他的故事，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胜于数缸辩词的论据。
我不知道能否称他为才子，他只是爱写，笔不停歇。我在他的挥毫时刻，给他送过几次茶，瞄一眼稿纸，全然不解，只好悻悻而退。他写一手隶书，嗯，好像是，这些年来我对字体没研究，为对他的不甚了解又埋下恶笔。
他极爱抖腿，并且抖腿和抽烟，像他的左右护法，伴随他的整段晚年。尽管他的晚年实在短暂。我过去，不知道他没念高中直接考取大学，知道时为时甚晚，甚至不能当面给予他哪怕玩笑一般的赞许。
人生憾事无数，这一件还是排得上号。
他不耍麻将，单在这点上就和全家背道而驰。今天我和他站在了同一战线，听见搓麻声就烦躁不安。他说不好普通话，给我做听写，像是玩儿猜谜游戏，我侥幸蒙对，他总附以尴尬一笑。这样能一连尴尬好多回。
他从来就不是长于言辞的人，我想他当年做律师，恐怕也只能承接非诉讼业务。
他走得太匆忙，显得我成长得太慢。想来孔融七岁让梨，司马光五岁砸缸，我十一岁痛失外公，竟未曾与之有过秉烛夜谈之乐。
在至亲面前，所有比喻都成了浅薄的言句。
他的文笔，我后来读到，方知远不算精致。但那些句子仍清晰得像树叶的纹理，只是叶必枯萎，句不敢忘。他作诗，湖北的腊肉和长江的浑水都是宝贵素材。他写罗曼蒂克，让外婆以一种平常的方式出场，还有初次约见时她穿的黑裙子，种种细节末梢，使我疑心这场约会已是四十岁的高龄。
对一个少时离家又满腹乡愁的人，我依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记忆出了错。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得的是癌症，听保姆跟人说起还以为是瞎说。到医院看他，我不记得他的精神状态了，但好像还是愿意说几句。现在想来我无论如何都做得不够好。
在告别仪式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那样小的他。他的脸发白，两颊深凹，挺拔了六十五年的身躯，成了只有七十斤的软壳。
前几年我妈妈回到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得知当地人建了一座陈列馆，里头全是他捐的文物。我光看照片就落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外公走了十五年了，积累在心头的遗憾逐年增加，然而所有的肺腑之言都只能变为浇在坟头的几滴浊酒，化作来世相认的信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