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曾描写徐志摩：“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但是，随和潇洒的诗人对待自己不爱的结发妻子，冷漠残酷极了。
空旷的院子里，他伸长了腿坐在椅子上读书，时而自言自语，时而颔首微笑，她在他旁边默默地缝补东西，心里期待和他说上一句话。可是，他宁愿招呼仆人，也不对她说半个字，那时的她年轻、胆怯，于是，更加沉默地咽下绝望。
她到法国马赛看他，他穿着黑大衣，围着白色的丝巾，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西装的样子，还是一眼就从人堆里认出了他。因为，“他是所有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她的心凉了一大截。在国外，他总对她说“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她因晕眩而呕吐，他嫌弃不已：“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他冷酷地要求离婚，完全不顾她已经怀孕，她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他答：“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她在德国生下二儿子彼得，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却追到柏林要求离婚，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
当她提出想征得父母意见之后再离婚时，他急了，他一迭声地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她才知道自己丈夫真正爱的人是谁。最终，她成全了他。他欢天喜地地道了谢，在医院育婴室的玻璃窗外看得赞叹不已，却丝毫没有想到刚产子却遭遇离婚的她该如何养育他的亲生骨肉。
看着他避之唯恐不及地逃离，你会以为她是多么不堪的女子，可是，恰恰相反，在这段婚姻中，他才是真正高攀的那个。她家世显赫，兄弟姐妹十二人。二哥张嘉森在日本留学时与梁启超结为挚友，回国后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还是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四哥张公权二十八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
只是，不爱一个人是一回事，肆意伤害一个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曾经，她心底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系统学习过新派的知识，不能像他爱恋的女子那样既渊博又俏皮，如今，她立志为自己弥补这个遗憾。离婚后的她简直像一部励志大剧。
人生为她关上了婚姻的大门，却打开了事业的窗口，她在金融业屡创佳绩，股票市场出手不凡，甚至，她创立的云裳时装公司还成为上海最高端、生意最兴隆的时尚汇集地，陆小曼、唐瑛等当时的名媛都在那儿做衣服，虽然她们的人生和她的完全是两个方向。
“名媛”大约是全世界女子都渴慕的幸福职业。作为民国时期“南唐北陆”名媛的代表，陆小曼的职业起点很高，父亲陆定，早稻田大学毕业，与曹汝霖、袁观澜、穆湘瑶等民国名流是同学，也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担任民国“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多年，还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母亲吴曼华也是名门之后，多才多艺，既善工笔画，又有深厚的古文基础。
虽然，她通过了“名媛”岗位的一切职业培训，却从没有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在她的教育体系中，爱情和婚姻是必需的，至于生活的意义和成就，则是若有若无的点缀。所以，她绝不会像潘玉良那样努力，凭借自己的钻研在画坛上出人头地，赢得身份和尊重；也没有必要像林徽因一般上下求索，怀揣改造社会的理想与信念。
她只希望成为一个名流的耀眼的太太，得到热烈的爱情、壮阔的住宅、华美的衣服、体面的朋友，以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她理直气壮地觉得自己应该享受这些，却不愿付出分毫努力和妥协。
在婚内要求和别人恋爱，这恐怕绝少有婚姻能满足，所以，即使没有徐志摩，她依然会与其他男人迸出情感的火花，比如胡适，比如翁瑞午；如果她能够拿捏得当和这些男人的关系，她的名媛之路依旧光明通畅，但是，她却没有。
她给胡适写信，为了避开传说中剽悍的胡夫人，她用男人般又粗又大的英文笔迹写道：“因为我的人不能到你身边来，我希望我的信可以给你一点慰藉。”“我这几天很担心你，你真的不再来了吗？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依你的。”
这些信，都写于她与王庚尚未离婚，与徐志摩恋爱中。
至于写给徐志摩的那些著名的情书，上了年纪再去看，真是需要相当的耐心，如果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写作技巧，那些蜜里调油、喋喋不休的倾诉，读起来实在是絮叨而肉麻。
她费尽周折和懂她的他在一起，果真从此幸福了吗？
她一如既往地呼朋唤友，吃喝玩乐，他有几件衣服，是否完好，她全然不知。他只能埋怨：“我家真算糊涂，我的衣服一共能有几件？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
他的这些埋怨，她听不进去，回信道：“上海房子小又乱地方又下流，人又不可取，还有何可留恋呢！来去请便吧，浊地本留不得雅士，夫复何言！”她的才华用来斗嘴，倒也锋利。
她的豪奢让他为挣钱疲于奔命，难免抱怨，他搭乘免费小飞机离家前的晚上，她大发雷霆，随手将烟枪往他脸上掷去，他赶紧躲开，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她以前也经常使性子，但如此对他动怒、爆粗还是第一次。
他伤心至极，一怒之下离家外出，第二天下午才回去。一到家，便看到她放在书桌上的一封信，读后悲愤交加却又气极无语，随便抓起一条上头有破洞的裤子穿上，提起平日出门的箱子就走。她最后那封信，究竟说了什么，已无从得知。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来到张幼仪的云裳时装公司，拿他定做的衬衫。得知他第二天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返回北平，张幼仪心中不安，劝他不要坐这种免费飞机，他大笑着说：不会有事的。她不知道的是，他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好几天，因为和陆小曼吵架，他被他的爱妻用烟枪砸掉了金丝眼镜，当然，她更不会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1月19日中午，大雾弥漫，他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他一共三个人，无人生还。
噩耗传来，陆小曼哭死过去，拒绝承认现实，还把报噩耗的人挡在门外。
无奈中，送信的人只好去找张幼仪这个前妻。她以一贯的冷静对事情做了妥帖安排：让八弟陪十三岁的阿欢去济南认领遗体。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她坚决拒绝。
至于他生前的女神林徽因，则遣梁思成拿回一块飞机残骸，永远地挂在卧室。
和那些他爱的女子不同，她或许不够有趣，却诚恳务实；她或许不够灵动，却足以信赖；她或许不够美丽，却值得托付。他是一首风花雪月的诗，而她，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后来，张幼仪说：“她（陆小曼）出了什么毛病？打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共有的那种爱情了。”
当年刚刚丧妻的硖石首富徐申如，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于陆小曼，老人恨她切齿。
许多朋友，何竟武、胡适、林徽因、金岳霖等不肯原谅她，认为她的铺张是害死他的凶手，纷纷与她绝交。
从此，陆小曼也变了一个人，再也不去社交场合，不再香艳，闭门谢客，她的后半生都用来收集编写徐志摩文集。
她不再注意自己的形象，王映霞回忆说：“小曼把自己糟蹋得厉害，牙齿全部脱落，没有镶过一只，已经成为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太婆了。”而那时，她不过四十多岁。
1965年4月3日，六十三岁的她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唯一的遗愿是和徐志摩合葬。这个要求被徐志摩与张幼仪唯一的儿子徐积锴拒绝了。她没有子女，墓碑是堂侄陆宗麒、侄女陆宗麟在1988年为她立的，简单得有点儿简陋。
结束了一生的沉浮。
她虽然才华横溢，却从没有想过用自己的任何一点才艺筹划生活，相反，她花在这些爱好上的金钱难以计数，远远超过她和她选择的伴侣能承受的范围。
多情善感的她渴慕一个既有很多很多钱，又有很多很多爱的人。只是，有很多很多爱的人往往挣不到很多很多钱，而有很多很多钱的人又付不出很多很多爱。她的痛苦似乎早已注定。
而张幼仪的结局，在她去世八年后的1996年，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为她撰写的英文版传记《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出版。书中，她这个从婚姻中突围并升华的女子坦陈：“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她长眠在纽约绿草如茵的FERNOEIFF墓园，墓碑上刻着她最终的名字：苏张幼仪。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评价她：“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