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笔记55:周书·最后的资本居然是活得够长

《尚书·周书·毕命》记录的是康王十二年周康王在周公的儿子君陈去世后，对四朝元老毕公的册命。

周公辅佐成王，文治武功天下闻名，特别是他制礼作乐，更是影响深远。周康王钊便是在周公所制之礼乐熏陶下长大的一代。《尚书》中关于这位周康王钊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成王驾崩后，康王钊在容止之礼和诸侯朝见之礼以及后来的居丧中表现十分得体，言行可圈可点，不愧为礼乐制度熏陶下长大的一代；二是在这篇《尚书·周书·毕命》中，康王钊的文采可以说是整部《周书》的巅峰，礼乐对于他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流淌到了血脉之中，具体表现为言语的“绘事后素”上。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康王钊差不多“预见”了此后近千年才慢慢流行起来的“汉赋”的特点，整个文本四字为一句，几乎就是“汉赋”的源头。

如果这篇《尚书·周书·毕命》不是后人所作的伪书的话，这位康王钊绝对算是“穿越”级别的人才。非但文笔了得，而且敏感地意识到了“政责有恒，辞尚体要”。言外之意是说，除了“我”可以驾驭这种华丽的文辞，写文章、表达思想在文本方面最好还是朴素一些好，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正好暗合。无论怎样掩饰，这篇《尚书·周书·毕命》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言辞、文本走向浮华、绚丽的发端。

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位毕公，在《尚书·周书·顾命》中，他是周成王临终前被召集到跟前托付后事的重臣之一。在这篇《毕命》中，周康王直接评价毕公“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毕公您能敬慎于德行，勤勉于各种事务，辅助过四代君王，端正自己的容色以率先垂范众臣，臣下没有人不敬从于您的教导的。除了“弼亮四世”这一点，周康王对于毕公的所有溢美之词完全可以直接拿来形容周公。至于这个“弼亮四世”，则是连周公也望尘莫及的。如果周康王所言周公父子治理成周“既历三纪”是实指的话，周成王执掌天下至少达36年。再加上《毕命》这一册命拟定的时间“惟十有二年”——周康王十二年，这又是12年。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在天下共主的位置上保守估计也得有几年时光。再向前追溯，文王在世时，毕公真的也有“弼亮”之功的话，起码也得是个半大小子，保守估计，又是一个十几年。粗浅算来，这位被康王册命派到成周接替周公之子君陈的毕公，在接受册命时，至少也有六七十岁了。

这个时候，放眼望去，在名望上能与刚刚故去的周公之子君陈相提并论大概也只有毕公了。但凡手中还有“好牌”可打，周康王大概也不忍心让这位六七十岁的“前辈”再去打拼。从另一个角度讲，对于原本属于殷商的东方之民的治理，的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周公父子搭进去了36年，还要再赔上这位毕公的晚年，即便如此，还要劳周康王对这位“前辈”谆谆一番。

一个人也好，一个王朝也好，最后的资本，居然是活得够长。假如武庚能够审时度势多活上几年，不卷入“三监”叛乱，假如没有“成康之治”的接续英明，没有周公、君陈、毕公几十年的持续经营，到底是西方压倒东方，还是东方压倒西方，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是周康王概括得好——“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周公以敬慎开了个治理东方殷民的好头，君陈以安和延续了周公之治，在治理东方殷民方面做了进一步推进。毕公将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对殷民的最终教化和治理。唯有东方之民治理好了，东西方才能真正融为一体，才能完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大同。

如果说文王开启了“以文化人”的路子的话，武王凭借武力生生为这条路子杀出一条“血路”。周公辅政成王，制礼作乐，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踏踏实实将这条路走实了。成王驾崩，康王继位，作为礼乐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康王钊身上流淌着的便是礼乐的血脉，再加上周公、君臣、毕公三位贤人对于东方殷民的持续教化与治理，“以文化人”“人文化成”彻底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主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浩浩荡荡，奔流而下延绵不断数千年。

周康王在册命中提出的“政由俗革”——政教必然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改变社会风气就是政教，提出的“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文风对政治的影响，删繁就简有助于政治风气的清明、淳朴。虽然也都有较为显著的进步意义，但相对于“以文化人”“人文化成”方面的贡献，又变得不值一提了。

一个人，一个王朝最后的资本，一定是活得够长。